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
――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周予同
作者简介:
男,1898年生。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国文部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教务长,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还先后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等职。曾任《辞海》经学史部分主编和《辞海》副主编。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经学”,有着各种不同的学派。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孺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之后,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遂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两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的时代,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即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正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的“郑学”(东汉末郑玄之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