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与靖康学潮
程兆奇
前记：此文作於一九九零年，促使我做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当然是八九年的学潮。八九学潮前夕的四月份我回单位复职。当时我业余时间正在为应�师主编的《中国宋史研究通讯》作一个新连载：《日本的宋史学》。这是一个琐碎的工作，好在前两年在日本时写的初稿大体可用。进入五月份，外面的喧腾已达沸点，我本不是一个能忘情於世事的人，当然不可能再无动於衷地坐在书桌前。以后的事态发展，今天隔岸远眺，可以「冷静地」总结出各种「经验」「教训」，但当时的震憾，则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传达。有过这样内心体验的人，我相信不会是少数──虽然不少人经过心理调整，很快地恢复了常态，我却不行。我当时偏执地以为，如果一切如旧的回到书桌旁，作什么《日本的宋史学》，未免是一种不仁。稍后的盛暑，坐着不动也大汗淋漓，心情倒是宁静了下来。不过也还不是什么书都能看。回想起来，重新拿起的书，从《后汉书・党锢传》，到东林遗事，都和读书人的抗争有关。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次年，一位交往了二十年的朋友，出主一家叫做《青年学报》的「内刊」（�非内容秘不可宣，而是指未得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公开发行，这类刊物在大陆很多），当时大小媒体的中心话题是反「和平演变」，《青年学报》在这个朋友主持下却只谈改革开放。当时整个环境很压抑，不过毕竟「开放」了十年，如果不是想从「紧跟」中得到什么「好处」，取这样的姿态倒也不难。难的是《青年学报》不久开出的「青运史专栏」。因为当时「青运」「学潮」之类会使人联想到「六四」的话题还是绝对的禁忌，而朋友商诸於我开出这样的专栏，目的就是「睹物思人」，表示不敢把刚刚过去的创痛置於脑后。这样的用心，不需要有什么敏感也一望而可知。所幸�没有因此给朋友带来大的麻烦。「青运史」专栏开出后，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以〈陈东与靖康学潮〉（朋友以为「学潮」太过敏感，发表时改成了「太学生运动」）篇幅最大，经删除后刊出的也超过了三万字。今天正式发表此文，有几点需加说明。（一）这篇文章只是叙事，�没有学术的意义。（二）经人反复论述的陈东和靖康学潮，发表的时间多在「当前」学潮的频发期，虽然还不能因此断言这些文章的写作动机都和「当前」学潮有关，但这些文章对许多细节是否於史有征的确不够经意，都留下了一些本来容易避免的疏失，因此，把这一段�不�杂的历史梳理清楚意外的有了意义。（三）我做这个题目的动机，�非它有学术的价值，更非自己的「闲情逸致」，已一如前述。但我�不相信历史可以「指导」当前，也无意於借古喻今，自认和做过这个题目的先贤和时贤有所不同，没有以既成的事实来附会己意和当今的需要──�管我做这个题目确实是因为「感时伤世」──所以我在工作中反倒不受感情的影响而只是单纯的从材料出发。（四）此次发表，对「内刊」原文再次作了压缩，主要是删除了一些引文，也作了部分改写，许多地方已非如其旧貌，所以勉强也可算是一篇新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