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公所的厝柩问题

四明公所的厝柩问题

　　创建于1790年代的四明公所是由旅沪宁波籍人组成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同乡团体，其主要职能是掩埋、停厝及运送客死异地的同乡灵柩回籍。随着上海开埠、租界开辟，城市日益繁华，停厝于公所丙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寄柩，不仅成为具备近代卫生防疫知识的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亦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的导火索。这一问题的症结，实在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与近代科学理性间的矛盾冲突。

一、四明公所与“宁波帮”乡情

　　四明公所，是近代旅沪甬籍人士的同乡组织，它与上海“宁波帮”的关系十分密切。清时的宁波府，辖今浙江省东部沿海地区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石浦等（按：后并入象山）七县。这一带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使当地居民纷纷外出经商。早在清乾嘉年间（1730至1820年代），许多宁波籍人就已离开家乡，来到更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上海谋生。开埠后，更凭着他们谨慎、精细、勤俭、稳健、踏实而不因循守旧的经营作风，于民国初年，在经济实力上取保守的山西帮代之，与以果敢、敏捷、豪放著称的广东帮各领上海商界半壁江山。

　　上海“宁波帮”，向以重亲情、友情及乡情著称。当时有论者指出：

　　宁波人是大家庭制度的拥护者，乡党的观念非常强烈。只要一个人在一处地方成功，立刻一家、一族、朋友、亲戚，甚至同乡，都闻风猬集了，不数年间，就成为一大群。他们因为寄居地，怕被土著欺侮，从互相保护的同乡之谊下，团结起来，而组织团体，如同乡会馆等（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四明公所”就是这类同乡组织中的典型。公所成立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停厝或掩埋客死上海、且因贫困无力归籍的同乡人棺柩，使流落异乡的亡魂得到安息。其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推广义冢，增建丙舍（即寄柩所）。于1919年修订的公所章程第一条中，更明确了公所“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梓，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旨”，除设立四明医院（今曙光医院前身）和数所义学外，公所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客死上海的同乡及其遗属提供慈善性服务：“建丙舍”以停厝同乡棺柩；“置义冢”以掩埋同乡死者；赊售棺材以助贫困同乡遗属，定期舟送寄柩归籍，以圆同乡叶落归根的遗愿。

　　公所的厝柩工作，在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如有关运、寄柩事项规定：

　　（1） 寄柩公所者，须由各捐款团体、商号或董事担保。

　　（2） 普通寄柩以一年为期，期满而未领取者，即由公所运至设在宁波原籍的寄柩所再停厝一年，若再不来领取则移至义山安葬，不得徇留。

　　（3） 棺柩杠费视其大小、路途远近而定，又入寄柩所时，丧家须按章缴纳封口、开门等项费用。

　　（4） 公所每年分清明、冬至两次运送寄柩回籍，或用轮船，或用帆船，由经办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酌量妥办。

　　（5） 遗属实系贫苦无力领运回籍者，得觅保人至公所报明原籍详址，代为运送，惟到埠时无人接受，须由保人负责赔偿。

　　（6） 凡已入葬义冢之柩，如遗属愿起掘领回者，其一切费用须自行筹备。

　　（7） 公所另设有夭折婴孩寄柩所，得以纳捐停厝。

　　（8） 外埠四明公所有愿捐助永远葬费者，视其城镇大小、棺柩多寡，酌定捐款数目，准其将棺柩运入宁波原籍寄柩所停厝，惟一切费用仍须该埠公所自理，并须遵守上海四明公所章程。

　　据记载，到19世纪末，公所每年春、冬两季运柩回籍，棺数往往多达1200至1300具之多，均用帆船由内河绕杭州至甬，“渡江越�，艰难多虞”。迨至1901年，经与招商、太古两轮船公司商定，其中2/3棺柩改用轮运，1/3仍载帆船。后旅沪甬商集资合办宁绍轮船公司，“制汽船专驶沪甬”，“轮运妥速，众以为便”，于是1907年冬，公所与宁绍公司签订协议，“凡公所厝柩悉载宁绍轮船，以时运甬，他公司不复分载焉”。（见葛虞臣编《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记》）

　　有关赊售棺材事项规定：

　　（1） 公所棺材专赊与同乡中无力置办者，但其须凭有捐款人来票领取，如日后该遗属有能力偿还材费，准其照数归偿，注销赊账。

　　（2） 凡捐助赊材洋一百元者，每年可凭票领取赊材一具，捐至一千元者，可取十具，捐款多寡以此类推，惟一年中未取足额，不得于次年连续计算。

　　（3） 赊材局购买木料管理工作及赊、售材各事，皆由专人负责，由各董事监视之。

　　（4） 另设专章议定发售之材等级定价等。

　　自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公所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一本其“救助同乡、团结自卫”原则，从事着救济客死异乡者及其遗属的慈善事业，直到1954年清理结束。

二、迁建寄柩所动因的理性考察

　　1849年后公所地产划入法租界，租界当局认为，自1844年后中国官厅免除其捐税的做法有损其权利；丙舍厝柩之举，大大有碍租界环境卫生。法租界与公所间的这些芥蒂终于成为1874及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的导火索。

　　法租界建立之初，公董局就对公所的义冢，尤其是丙舍深怀不满。在1862至1863年该局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明确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决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有多么艰巨”，其理由，就因为它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参见梅朋等著《上海法租界史》）

　　西方近代价值观似更看重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认为：“在生人以无病安康为要，若在已故之人须在郊外幽寂之地为妥”，因此，租界当局“曾将西人坟场移至租界之外”。这里，不仅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观念意识上的差异，实与卫生防疫的现实问题相关。公所内停厝棺柩，往往有“棺木松裂、血水流出者”，以致“秽气触人，最易致病，与邻近居民大妨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开埠前人口较少的乡间僻壤，矛盾似乎还不突出，但在“人稠户密、市面争趋”的租界，问题便骤然严重。

　　租界当局的担忧不无道理。1890年夏，上海附近曾发生鼠疫，时任法国驻沪总领事召尔棠（M.Jordan）、公董局总董萨坡赛（J.Chapsal）及该局医生白朗克（Blanc）与上海道台聂缉�间上演了一出颇具讽刺意义的“折冲戏”：

　　8月23日，萨坡赛致函召尔棠，要求中国当局严令所属，立即清除公所寄柩，并对其房屋空地施行“绝对消毒”。次日，召尔棠偕白朗克亲赴公所视察，复勘寄柩1000余具。不料白氏竟以棺木厚密且宁波人用生石灰浸透尸体，以致无腐烂液汁流出，亦无窒息气体弥漫，又丙舍空气流通，房内整洁干净为由，得出“这种寄柩对于公共卫生并无任何危险”的结论，并写成报告呈署备案。对此结论，萨坡赛当然是不满意的，他再三要求召尔棠照会聂缉�，敦促公所尽快清除寄柩，以保公共卫生。聂氏复照召尔棠曰：愿采取必要消毒措施，俾使法方满意，兹清除寄柩一条，因有悖1878年协议内容，故拒之。因为有公董局医生的勘察报告为据，租界对此答复亦无法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谈“疫”色变，“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徐雪筠等编译《海关十年报告》）对肆虐外埠的瘟疫，租界当局尚且如此注意防范，更不用说对付那些天天“躺”在身旁的腐尸了。因死人而殃及活人的身心健康，在他们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的事情，所以，法租界当局要公所“远离繁华”，当亦有其合理性在。1898年1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G.G.S.de Bezaure）公布的《法租界管理章程》规定，“凡在租界沿边，严禁棺柩厝寄”，并咨照四明公所，限6个月内将寄柩搬迁净尽。以这一要求的实质而言，明显有无视公所权益、籍此制造事端、以达扩张租界之目的。但其以清除寄柩对环境卫生的危害为由，也算是为达到这一卑劣目的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对此要求，公所方面虽取合作态度，至事发时，已将3000余具寄柩中的2500具陆续迁出，并于次年择迤西诸家桥新建寄柩所（参见《附表》），但其传统的殡葬意识仍有很大势力。他们既认为死者当以入土为安，因筑路而开棺迁坟终为不祥之事，因此加以反对。理由有三：其一，“窃思死人遗骸为马车践蹂，行人搅扰，实属骇闻惨见之事，若使挖移遗骸，更为吾华人不忍行之事也”。其二，公所内停厝或掩埋的棺柩不同于附近（位于今永寿路上）的同仁辅元堂义冢，义冢所埋多为路毙者，亦即无主坟地，所以大可“随地迁葬”。其三，停于公所者，皆为在沪故世的甬籍人士，与公所的关系是“非亲族即朋友”，且“凡有子孙者日后皆须领归”，而公所“年久棺多，其中朽败者有之。设一一播迁无人辨认，他日棺主向领何以交代”。所以，他们认为“开路事小，掘棺事大，筑路时不妨稍为迁就同乡”。（参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1898年9月2日，中法官方达成《解决四明公所案四项谅解原则》，其中规定，“公所内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棺柩，即原有旧坟亦应陆续起送回籍”，作为缓和公所与租界当局矛盾的权宜之计。公所方面也开始逐步将厝柩向近郊转移，至1920年代初全部完成（参见《附表》）。

　　不过，若将这一工作的完成归功于公所方面在殡葬观念上的进步，也未必客观。进入20世纪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产业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动，公所所在的市中心地价飙升，旅沪甬籍人的数量剧增，客死沪上者的棺柩不敷停厝。另一方面，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使已有较多城市生活经验的上海人、包括一部分旅沪甬籍人士的殡葬观念有了一些进步，他们开始具备一定的卫生防疫知识，逐步认识到棺柩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厝而不葬的危害。1907年秋，上海自治公所通过的《限制殡房案》就明确规定：“限制本区域内不得再行添建殡房，以重卫生”。同样，中法官方达成的《原则》条款，也在法律上对公所沿袭的传统丧葬陋习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有鉴于此，公所另觅地价低廉的远郊新建寄柩所，实为势在必行之举。

　　四明公所早于上海其他同乡组织、慈善团体而将寄柩所迁至郊外的做法，是不争的事实，但促成这一事实的直接动因，既有来自于租界当局的压力，又有城市自治的相关法规相约束。更何况，厝柩现象依然存在，当时的郊外，若干年后又是城里，大量尚未入土的棺柩仍对城市卫生环境起着不容置疑的破坏作用。这样，也就不能无原则地夸大公所此举的历史作用。

附表：1790至1920年代四明公所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