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上海

发布者:历史研究所发布时间:2003-10-28浏览次数:20

孙中山与上海

  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蕴,不同的形象。开埠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没有什么显山露水的地方,诚如李平书所说,与直隶的静海,浙江的临海,广东的澄海,同一性质。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中国最大城市。因有租界的存在,其城市性质也有了复杂的内涵,可褒可贬,可爱可憎,横看成岭侧成峰。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很早就与上海发生了联系,在上海居住多年,对上海城市性质、未来发展发表过许多看法。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射。孙中山的上海观便具有这种特点。
 
  孙中山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上海,我们不得而知。他出生的时候,上海已是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是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的城市。可以料想,孙中山在具有初步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常识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在太平洋西岸、中国东部、长江尽头处,有一个上海。

  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是1891年。这年6月, 他在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以“孙日新”的名字,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友少年会纪事》的文章,介绍了他在香港发起组织教友少年会的情况。《中西教会报》是广学会的重要刊物,1891年2月创刊,林乐知主编,主要报道中国基督教组织、教友活动情况, 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点。孙中山创办的教友少年会属基督教系统,报道其活动,与杂志宗旨相符。他很可能是读了此报以后给报社投稿的。这是迄今所知孙中山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那年,他25岁,正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风华正茂,名不见经传。那时的上海,已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中心,也是中国图书、报刊出版中心。可以推想,文章见报,孙中山一定很兴奋,对上海不无好感和向往之情。

  孙中山第一次到上海,是1885年。那年4月,19 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经日本来到上海,然后回广东老家。到上海后,他曾到江苏海州巡游七八天,考察地理形势。他对上海的印象如何,未见记载。

  孙中山第二次到上海是1894年春天。他与好友陆皓东风尘仆仆地从广东来到上海,住在三洋泾名利客栈,访问了海上名人王韬与郑观应,请王韬润色了那封著名的《上李傅相书》,结识了宋耀如等人。随后,他北上天津,谋见李鸿章而未果,折返上海。经宋耀如推荐,《上李傅相书》发表在这年的《万国公报》上。同年秋天,他重赴檀香山,也是从上海出发的,到了那里,便组织了兴中会。这一年,孙中山三过上海,这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已有东方巴黎的美称,对此,孙中山没有留下观感。他在天津,得到的是无趣、挫折,在上海得到的是友情、成功。特别是他与宋耀如的偶然相识,结下了他与宋家在日后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的缘份。

  此后,在1895年、1900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孙中山因奔波革命事业,多次路经上海,大多来去匆匆。有惊无险的一次是1900年8月28日, 那时他正策划反清武装起义,从日本来到上海,寻觅可以依靠的力量,见了英国总领事,因听说清政府已下令捉拿他,风声很紧,不敢久留,三天以后就返回日本了。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一个即将就任的民国大总统,回到了上海。迎接他的,是鲜花,颂歌,是唱着共和赞歌的上海人。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的活动基地在海外,不在国内,但他志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权的主张,早为上海革命志士所了解,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以后,上海《时务报》便通过译载国外电讯,对孙中山的生平有所介绍。1900年以后,随着革命风潮的涌起,上海成为爱国志士在国内活动的基地,孙中山的大名在上海不但广为人知,而且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从下面一则戏剧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知道,苏报案是晚清革命风潮中的标志性事件。苏报案的发生与《苏报》性质变化密切相关。《苏报》性质的变化,即由一份普通小报变成激烈鼓吹革命的报纸,与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密切相关。章士钊以一青年学生得以利用《苏报》毫无顾忌地宣传革命,与陈范的态度有关。陈范作为报馆的主人,原先并不是激进分子,也不赞成将《苏报》办得那么激烈,但他后来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变的契机,就在于孙中山的影响。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应聘当天,便发了一篇《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如此激烈,为陈范始料未及。陈、章为此有一段交涉。章士钊回忆:

  忆余入馆,为五月一日,首草一论题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翌晨,梦坡一见大骇,则●(足叔)●(足昔)走余床前(余时日晏未起),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务期节次缓和,归于恰当。声容惨阻,贻余印象甚深。余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梦坡因暂隐忍而退。余私念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自者其志,苟为和同,不义;事势至此,殆非即日●(衤蹼)被出馆不可。正彷徨无计间,傍晚而梦坡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曰:“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余大喜过望[1]

  陈范态度为何前后大变?据说是一个叫“钱宝仁”的人在当中起了作用。这个钱宝仁,算得上当时上海滩一位有趣人物。据章士钊说,钱是镇江人,为一流氓,冒充革命党,在张园演说时与陈范相识,“寻与梦坡密谈,自承为孙中山本人,秘密返国,策动革命。梦坡深信不疑。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其初读吾论而骇,乃梦坡之本衷,旋改称恣言无悔,出宝仁之指示。[2]”钱宝仁在苏报馆的表面职务是办事员,日后苏报案发生,为被捕的六人之一。他冒充孙中山的事,吴稚晖在回忆录中也曾述及,但被误记为“刘保恒”[3]。 陈范听了假孙中山的指示,放手让章士钊鼓吹革命。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良”,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文。随后,便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陈范接触的“孙中山”是假的,但他对孙中山的崇拜是真的。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发表过不少对于上海城市的看法。

  谈得最多的,是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就表示将来一定要将租界收回。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意见。他将上海与香港进行对比,说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他认为,半殖民地不见得比殖民地好,在香港立法局,有几个中国人,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则不然:

  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4]

  孙中山将这种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半殖民地起了个名称,曰“次殖民地”。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于华人在上海租界所受的歧视,极为愤慨。他特别提到了外滩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对华人的歧视:

  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象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5]

  一次,孙中山回上海,上海西文《字林西报》发表文章,主张拒绝他进入租界。孙中山很是愤怒,发表谈话说:

  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彼等不过为吾人之宾客,宾客对于主人,固无拒绝主人入内之权利。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现时中国已达撤废一切外国租界之时期,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为最大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6]

  在孙中山的对外主张中,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治外法权是三大中心议题,是他多次、反复强调的。

  对上海城市的另一面,孙中山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上海的市政设施、市政管理,认为中国其它城市应该效法。1916年,他在宁波演说时,一再以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为例,要宁波人向上海看齐,振兴实业,整顿市政。他说:“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何如,其街衢之清洁为何如,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他希望宁波能建设成中国第二个上海,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模范的上海[7]

  孙中山看到,上海市政建设之所以搞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海租界是一个自治的地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说风行一时,孙中山曾就此问题发表演说。他认为,上海租界便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模范:

  上海的这一部分地方,是外国的租界,但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因为上海的租界,不是中国政府管的,也不是外国那一个政府管的。管理租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都是各国的商家。各国的商家,离开他们的本国,来上海做买卖。来的多了,他们自己就组织出自治的团体,来管理自己的事业。所以说他是一个自治的模范。……上海租界这个地方,虽不能和文明国的自治一样比,但他也可以算个自治标本[8]

  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先行者。作为政治家,他对主权问题,毫不含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坚决主张收回租界。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改革家,他又细心地看到上海租界在市政建设、地方自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孙中山上海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孙中山一生,并未全面地谈过他对上海的看法,上面所述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他的比较零星的上海观。在孙中山的那里,还有没有潜存的对上海的看法呢?当然有。这从他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来。
  从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间,除了出任临时大总统、流亡日本、到广州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等不长时间外,孙中山有大约9年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 上海是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孙中山之所以将上海作为他的定居地,我觉得,这与他对上海这个城市的需要、感受有关。

  其一,上海是孙中山策划革命运动的基地。上海在辛亥革命以前,是国内革命舆论宣传中心,因租界的特殊关系,《苏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一大批革命报刊在这里出版发行;孙中山在民国最初几年中,心腹大将是陈其美等人,上海是陈的基地;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经济后台是上海的沈缦云等民族资本家。无论从文、武还是人、财等方面来说,上海对于孙中山都是至关重要的。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就与对上海的依赖分不开。清朝被推翻以后,关于首都定在何处的问题,革命党人曾有一次讨论,提到的有四个城市,北京,南京,武昌,上海。最后选择南京,就与靠近上海有关。

  其二,上海是孙中山对外联络的基地。民国初年,上海是中国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孙中山要策划革命,进行政治活动,这些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其三,上海的生活环境比较适合孙中山的情趣。孙中山接受的是欧美式的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比较适应西式生活,上海比较能适合他的情趣,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1916年以后,他定居在上海,与宋庆龄是上海人、宋家在上海也很有关系。孙中山在上海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地方有三,一是宝昌路491号, 这本是宋耀如的住宅;二是环龙路63号,三是莫利哀路29号(即今香山路7号)。这三处都在法租界,距离都很近,方圆不超过一公里。这在上海属高等住宅区。

  其四,安全问题。孙中山虽然曾经被上海租界驱逐过,但自袁世凯死后,他在上海的安全还是得到保护的。他最后定居在莫利哀路29号,是与法租界交涉好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

  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9]

  综合这几个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孙中山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印象还是不错的。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多程度不同地与上海有一定关系,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上海观。将他们的上海观与孙中山作一相比,会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维新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多强调上海在引进西学方面的积极作用;新文化运动运动时代的陈独秀等,多强烈抨击上海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负面影响。象孙中山这样既从主权角度批评租界、又从市政方面肯定租界的,是不多见的。

  孙中山主要是一个政治家,考虑问题主要是从中国这一大局出发的,即使述及上海,也是从主权、自治这些大问题出发的,哪怕是谈到上海港口,也是从整个中国的全局出发的。正因为如此,他看上海,就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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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孙中山与上海的资料,主要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1]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88页。

  [2]据云:钱宝仁曾手示一小瓶,谓是绿气,足可抵御捕役,陈范亦深信不疑。章士钊认为,假如陈范不是听了这个冒充孙中山的钱宝仁的话,便不会允许章士钊那么放言革命,也就不会有苏报案。一个迹近滑稽的历史细节,促成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历史大案。“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见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89页。

  [3]吴稚晖回忆:“刘保恒者,每当张园演说,亦必登台,惟语无伦次,人以其自说开过大矿,要款子,大亦不要紧,日往苏报。至五月,我与蔡孑民发见其介来一人,欲去广西起兵,要借五千元,我一日告梦坡,想刘不可靠。梦坡曰:稚公勿疑,刘至圣至仁至义。我听了大骇,且亦不值反驳,反正我们既讲革命,听他好了,即笑笑而罢。至民国后,我与蔡孑民谈及,孑民说,当时梦坡曾告我,刘是孙某化名,我不信,然不驳,笑笑。国民政府到南京,刘又出现,方知为镇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出洋,什么外交都能办”。见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06页。

  [4]《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86页。

  [5]《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87页。

  [6]《在上海与欢迎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19页。

  [7]《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三,第351页。

  [8]《在上海民治学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五,第173-174页。

  [9]《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