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上海
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蕴，不同的形象。开埠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没有什么显山露水的地方，诚如李平书所说，与直隶的静海，浙江的临海，广东的澄海，同一性质。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中国最大城市。因有租界的存在，其城市性质也有了复杂的内涵，可褒可贬，可爱可憎，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很早就与上海发生了联系，在上海居住多年，对上海城市性质、未来发展发表过许多看法。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射。孙中山的上海观便具有这种特点。
孙中山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上海，我们不得而知。他出生的时候，上海已是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是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的城市。可以料想，孙中山在具有初步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常识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在太平洋西岸、中国东部、长江尽头处，有一个上海。
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是1891年。这年6月， 他在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以“孙日新”的名字，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友少年会纪事》的文章，介绍了他在香港发起组织教友少年会的情况。《中西教会报》是广学会的重要刊物，1891年2月创刊，林乐知主编，主要报道中国基督教组织、教友活动情况， 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点。孙中山创办的教友少年会属基督教系统，报道其活动，与杂志宗旨相符。他很可能是读了此报以后给报社投稿的。这是迄今所知孙中山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那年，他25岁，正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风华正茂，名不见经传。那时的上海，已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中心，也是中国图书、报刊出版中心。可以推想，文章见报，孙中山一定很兴奋，对上海不无好感和向往之情。
孙中山第一次到上海，是1885年。那年4月，19 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经日本来到上海，然后回广东老家。到上海后，他曾到江苏海州巡游七八天，考察地理形势。他对上海的印象如何，未见记载。
孙中山第二次到上海是1894年春天。他与好友陆皓东风尘仆仆地从广东来到上海，住在三洋泾名利客栈，访问了海上名人王韬与郑观应，请王韬润色了那封著名的《上李傅相书》，结识了宋耀如等人。随后，他北上天津，谋见李鸿章而未果，折返上海。经宋耀如推荐，《上李傅相书》发表在这年的《万国公报》上。同年秋天，他重赴檀香山，也是从上海出发的，到了那里，便组织了兴中会。这一年，孙中山三过上海，这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已有东方巴黎的美称，对此，孙中山没有留下观感。他在天津，得到的是无趣、挫折，在上海得到的是友情、成功。特别是他与宋耀如的偶然相识，结下了他与宋家在日后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的缘份。
此后，在1895年、1900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孙中山因奔波革命事业，多次路经上海，大多来去匆匆。有惊无险的一次是1900年8月28日， 那时他正策划反清武装起义，从日本来到上海，寻觅可以依靠的力量，见了英国总领事，因听说清政府已下令捉拿他，风声很紧，不敢久留，三天以后就返回日本了。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一个即将就任的民国大总统，回到了上海。迎接他的，是鲜花，颂歌，是唱着共和赞歌的上海人。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的活动基地在海外，不在国内，但他志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权的主张，早为上海革命志士所了解，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以后，上海《时务报》便通过译载国外电讯，对孙中山的生平有所介绍。1900年以后，随着革命风潮的涌起，上海成为爱国志士在国内活动的基地，孙中山的大名在上海不但广为人知，而且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从下面一则戏剧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力。
我们知道，苏报案是晚清革命风潮中的标志性事件。苏报案的发生与《苏报》性质变化密切相关。《苏报》性质的变化，即由一份普通小报变成激烈鼓吹革命的报纸，与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密切相关。章士钊以一青年学生得以利用《苏报》毫无顾忌地宣传革命，与陈范的态度有关。陈范作为报馆的主人，原先并不是激进分子，也不赞成将《苏报》办得那么激烈，但他后来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变的契机，就在于孙中山的影响。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应聘当天，便发了一篇《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如此激烈，为陈范始料未及。陈、章为此有一段交涉。章士钊回忆：
忆余入馆，为五月一日，首草一论题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翌晨，梦坡一见大骇，则●（足叔）●（足昔）走余床前（余时日晏未起），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务期节次缓和，归于恰当。声容惨阻，贻余印象甚深。余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梦坡因暂隐忍而退。余私念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自者其志，苟为和同，不义；事势至此，殆非即日●（衤蹼）被出馆不可。正彷徨无计间，傍晚而梦坡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曰：“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余大喜过望[1]。
陈范态度为何前后大变？据说是一个叫“钱宝仁”的人在当中起了作用。这个钱宝仁，算得上当时上海滩一位有趣人物。据章士钊说，钱是镇江人，为一流氓，冒充革命党，在张园演说时与陈范相识，“寻与梦坡密谈，自承为孙中山本人，秘密返国，策动革命。梦坡深信不疑。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其初读吾论而骇，乃梦坡之本衷，旋改称恣言无悔，出宝仁之指示。[2]”钱宝仁在苏报馆的表面职务是办事员，日后苏报案发生，为被捕的六人之一。他冒充孙中山的事，吴稚晖在回忆录中也曾述及，但被误记为“刘保恒”[3]。 陈范听了假孙中山的指示，放手让章士钊鼓吹革命。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良”，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文。随后，便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陈范接触的“孙中山”是假的，但他对孙中山的崇拜是真的。
二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发表过不少对于上海城市的看法。
谈得最多的，是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就表示将来一定要将租界收回。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意见。他将上海与香港进行对比，说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他认为，半殖民地不见得比殖民地好，在香港立法局，有几个中国人，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则不然：
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4]。
孙中山将这种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半殖民地起了个名称，曰“次殖民地”。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于华人在上海租界所受的歧视，极为愤慨。他特别提到了外滩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对华人的歧视：
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象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5]。
一次，孙中山回上海，上海西文《字林西报》发表文章，主张拒绝他进入租界。孙中山很是愤怒，发表谈话说：
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彼等不过为吾人之宾客，宾客对于主人，固无拒绝主人入内之权利。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现时中国已达撤废一切外国租界之时期，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为最大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6]。
在孙中山的对外主张中，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治外法权是三大中心议题，是他多次、反复强调的。
对上海城市的另一面，孙中山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上海的市政设施、市政管理，认为中国其它城市应该效法。1916年，他在宁波演说时，一再以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为例，要宁波人向上海看齐，振兴实业，整顿市政。他说：“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何如，其街衢之清洁为何如，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他希望宁波能建设成中国第二个上海，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模范的上海[7]。
孙中山看到，上海市政建设之所以搞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海租界是一个自治的地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说风行一时，孙中山曾就此问题发表演说。他认为，上海租界便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模范：
上海的这一部分地方，是外国的租界，但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因为上海的租界，不是中国政府管的，也不是外国那一个政府管的。管理租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都是各国的商家。各国的商家，离开他们的本国，来上海做买卖。来的多了，他们自己就组织出自治的团体，来管理自己的事业。所以说他是一个自治的模范。……上海租界这个地方，虽不能和文明国的自治一样比，但他也可以算个自治标本[8]。
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先行者。作为政治家，他对主权问题，毫不含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坚决主张收回租界。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改革家，他又细心地看到上海租界在市政建设、地方自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孙中山上海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三
孙中山一生，并未全面地谈过他对上海的看法，上面所述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他的比较零星的上海观。在孙中山的那里，还有没有潜存的对上海的看法呢？当然有。这从他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来。
从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间，除了出任临时大总统、流亡日本、到广州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等不长时间外，孙中山有大约9年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 上海是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孙中山之所以将上海作为他的定居地，我觉得，这与他对上海这个城市的需要、感受有关。
其一，上海是孙中山策划革命运动的基地。上海在辛亥革命以前，是国内革命舆论宣传中心，因租界的特殊关系，《苏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一大批革命报刊在这里出版发行；孙中山在民国最初几年中，心腹大将是陈其美等人，上海是陈的基地；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经济后台是上海的沈缦云等民族资本家。无论从文、武还是人、财等方面来说，上海对于孙中山都是至关重要的。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就与对上海的依赖分不开。清朝被推翻以后，关于首都定在何处的问题，革命党人曾有一次讨论，提到的有四个城市，北京，南京，武昌，上海。最后选择南京，就与靠近上海有关。
其二，上海是孙中山对外联络的基地。民国初年，上海是中国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孙中山要策划革命，进行政治活动，这些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其三，上海的生活环境比较适合孙中山的情趣。孙中山接受的是欧美式的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比较适应西式生活，上海比较能适合他的情趣，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1916年以后，他定居在上海，与宋庆龄是上海人、宋家在上海也很有关系。孙中山在上海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地方有三，一是宝昌路491号， 这本是宋耀如的住宅；二是环龙路63号，三是莫利哀路29号（即今香山路7号）。这三处都在法租界，距离都很近，方圆不超过一公里。这在上海属高等住宅区。
其四，安全问题。孙中山虽然曾经被上海租界驱逐过，但自袁世凯死后，他在上海的安全还是得到保护的。他最后定居在莫利哀路29号，是与法租界交涉好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
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9]。
综合这几个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孙中山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印象还是不错的。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多程度不同地与上海有一定关系，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上海观。将他们的上海观与孙中山作一相比，会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维新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多强调上海在引进西学方面的积极作用；新文化运动运动时代的陈独秀等，多强烈抨击上海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负面影响。象孙中山这样既从主权角度批评租界、又从市政方面肯定租界的，是不多见的。
孙中山主要是一个政治家，考虑问题主要是从中国这一大局出发的，即使述及上海，也是从主权、自治这些大问题出发的，哪怕是谈到上海港口，也是从整个中国的全局出发的。正因为如此，他看上海，就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全面。
─────────
* 关于孙中山与上海的资料，主要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1]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88页。
[2]据云：钱宝仁曾手示一小瓶，谓是绿气，足可抵御捕役，陈范亦深信不疑。章士钊认为，假如陈范不是听了这个冒充孙中山的钱宝仁的话，便不会允许章士钊那么放言革命，也就不会有苏报案。一个迹近滑稽的历史细节，促成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历史大案。“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见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89页。
[3]吴稚晖回忆：“刘保恒者，每当张园演说，亦必登台，惟语无伦次，人以其自说开过大矿，要款子，大亦不要紧，日往苏报。至五月，我与蔡孑民发见其介来一人，欲去广西起兵，要借五千元，我一日告梦坡，想刘不可靠。梦坡曰：稚公勿疑，刘至圣至仁至义。我听了大骇，且亦不值反驳，反正我们既讲革命，听他好了，即笑笑而罢。至民国后，我与蔡孑民谈及，孑民说，当时梦坡曾告我，刘是孙某化名，我不信，然不驳，笑笑。国民政府到南京，刘又出现，方知为镇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出洋，什么外交都能办”。见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06页。
[4]《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86页。
[5]《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87页。
[6]《在上海与欢迎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19页。
[7]《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三，第351页。
[8]《在上海民治学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五，第173-174页。
[9]《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第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