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分别作《适应与开创――旅沪广帮研究》与《近代上海菜场研究》专题报告
宋钻友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适应与开创――旅沪广帮研究》，主要就旅沪广东商人的贸易活动作了回顾，分析了血缘、乡情与商业网络的关系。宋钻友认为，移民出外，不仅受生存压力的驱动，有时也受家乡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刺激。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区域之间经济的依赖加强，客观上推动大批移民走出家乡，寻找新的商机，一部分广东商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中国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走向世界东南亚各国。埠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也成为广东移民的行业选择。步入近代以后，以广州、汕头为中心，广东商人在北至大连、南至印尼、西至重庆、汉口的巨大空间内，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巨大的需求刺激了广东贸易商号的大量开设，作为中国的商业网络中心，广东商人在抗战前在上海建有500余家商号，抗战爆发后仍建有352家商号，在天津、大连、汉口等通商口岸，一些重要的广帮商号都设立了联号，从事土洋货的进出口。按照西方长距离贸易的理论，进入20世纪，科层制以更高的效率适应了迅速扩大的商业圈，逐步取代了早先的合伙制。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据对旅沪300余家广东贸易商号的资本构成分析，几乎没有一家商号实行股份制，商号大都由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组织，联号的负责人不是家族、宗族成员，就是同乡，血缘、乡情成为维系各联号情感的纽带，有着很高的效率。粤商的贸易活动对促进上海和华商的经济交往、推动上海与南洋的进出口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粤商的贸易活动可以放到中国与世界的、中国与亚洲经济交往的大背景中考察。香港是亚洲的商业网络中心。经香港转口输往西方和南洋各国的中国国货主要部分来自上海，土货的大部分也来自上海。旅沪粤商的贸易活动，不仅有利于上海与华南的经济来往，也促进了中国与亚洲的经济发展。
褚晓琦助理研究员作了《近代上海菜场研究》的学术报告，探讨了近代上海菜场的运作方式、规模结构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指出菜场作为近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它的设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变迁，折射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