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05年7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汪利平教授，在历史所做学术报告，对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师从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周锡瑞教授（Joseph W. Esherick），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她的著作Manmade Paradise一书即将出版。
美国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大部头的成果，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玛丽・兰金（Mary Rankin）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戴维・斯特朗（David Strand）的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这些成果的出现与美国汉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和中国国内的形势很有关系。以费正清为首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理论在五、六十年代称霸一时，而在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质疑，形成所谓的“革命”模式，8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又使“革命”模式遭到质疑，上述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就是这一结果的反映。罗威廉对于汉口的研究，被视为中国城市社会史新式研究中的里程碑之作，突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他利用非常扎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在清代晚期已具备成长为一个大都市的能力，并且是靠国内贸易发展起来的，开埠对于汉口的影响并不大，城市精英在城市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西方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此项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激烈的论辩，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对罗威廉提出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解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斯特朗的Rickshaw Beijing写得非常精彩，将不同帮派对于北洋政府政策变革的反应描绘得栩栩如生。
整个90年代有关上海的研究非常红火，因为大家都觉得上海这个城市重要。最主要的阵地是以魏斐德和叶文心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汪教授特别分析了魏斐德的《上海警察》一书，认为该书在资料、结构、视野、可读性等方面皆为上乘，并且恰当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汪教授也谈了自己对于上海史研究的看法。她一直在思考上海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所谓重要性应体现在典型性和独特性两个方面，上海的独特性是否是不证自明的，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目前上海史研究在美国处于一个低潮时期，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最初研究上海史的都是一些资深教授，他们本身的功力很深，研究自然不同凡响，但后起者多为年轻的研究生，功力赶不上。第二，上海史方面的资料非常多，对于做实证研究非常有利，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不太关注其他领域或地域的研究，这一点是不利的。第三，在美国注重实证和视野的有机结合，由于以往的研究已很详尽，所以在视野方面难于突破，对于研究者立足学术界非常不利。
由于美国学术研究传统中有走偏锋的倾向，对选取个案很有讲究，因此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其它城市的研究。做其它城市的研究不象上海的资料这么丰富，更要注意挖掘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要广泛涉猎有关城市研究的成果，反而有利于产生优秀的作品。周锡瑞主编的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iy, 1900-1950就是对美国的中国城市研究新趋向的一次总结。汪教授就此详细介绍了自己研究杭州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