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与裂变――《话说中国》丛书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强盛与危机：一个令人扼腕的王朝（明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学强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王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国，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太祖高皇帝。至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成南北两京体制。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城，思宗自缢死，明朝灭亡。自太祖始，传历十六帝，统治全国凡二百七十六年。

从朱元璋开国到“仁宣之治”：明王朝的强盛时期

元代末年，群雄纷起。经过韩山童、刘福通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扫荡，元王朝名存实亡。出身贫寒、做过和尚的朱元璋雄才大略，崛起于乱世，依靠手下的谋士武将，运筹帷幄，攻取战胜，逐渐扫灭群雄，终于开国做了皇帝，他就是明太祖。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亲定功臣位次，下令在南京建功臣庙，已死的功臣，设像崇祀，未死的空着座位。第二年，徐达、李文忠等北伐将士凯旋，太祖亲自出迎，不久，重叙诸将的功绩，再定次第，大封功臣。赐宴三日，并赐诰命铁券。明太祖为了使他的公侯将相们对他忠心不二，先后编制《铁榜文》、《臣诫录》、《志诫录》，反复告诫文武勋臣保持晚节，切莫效仿西汉韩信、彭越。然而，朱元璋对他的功臣们总是不放心。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和南方割据的逐一平定，明王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朱元璋对功臣们的猜疑也日渐加深。而这时，一些功臣开始恃功骄恣，越礼不法，有的甚至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危及朱明王朝统治。以胡惟庸为首，一些功臣宿将结党专行，与君权发生冲突，使朱元璋产生了大权旁落的不安全感。于是，他决心向功臣们开刀。

朱元璋借胡惟庸一案，广为株连，把那些骄纵违法、僭越礼法的文武功臣，大加铲除。以后，又兴蓝党大狱，这是朱元璋第二次大规模的诛杀功臣。至此，明开国文武功臣已被诛杀殆尽。

作为开国之君，明太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创建。这些制度的利弊得失，影响到整个明王朝的走势。

朱明王朝建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国防上则摒弃了蒙元时期的扩张势态，注重守势，逐渐内敛。

在政治制度上，对明代政体产生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废除丞相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直接执行皇帝的命令，对皇帝负责，如此一来，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亲裁政务。朱元璋又告诫往后的皇帝，不许再设置丞相，朝臣有敢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自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

然而，皇帝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国如此辽阔，全国政务纷繁复杂，光是每天数百份奏疏，就已让皇帝疲乏不堪，而那些出身文人的官员写起奏疏来总是洋洋洒洒，不厌其烦。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朱元璋，常常是“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但纵然日理万机，也难一一裁定政务，他一度甚至十分羡慕江南富翁“日高丈五犹堆被”的悠闲生活。皇帝身边毕竟少不了襄助批阅文件、处理日常事务的人。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设华盖阁、文华殿、武英殿及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以品级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充任。开始的时候，殿阁大学士只是帮助皇帝阅读奏章，起草文书，备皇帝顾问而已，没有多大权力。

永乐年间，阁臣受到皇帝的信任，参预机务，但品级仍然低微，且没有属官，不能压制其他机构。到了仁、宣时期，“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以尚书入阁兼大学士，不仅官阶大大提升，而且许多国政由他们拟定及施行，所谓“政在三杨”。此后，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内阁首辅专权用事，压制百官，其权势之重，赫然宰辅丞相。然而，阁臣毕竟不是丞相，担当的职责仍不尽相同。

丞相之职的废除，使朝无重臣，引起了帝国最高权力层格局的深刻变动，至后世，朝中大权常常入于阉宦之手。

明太祖通过对前朝多项制度的革旧鼎新，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特务政治。锦衣卫是明代最为丑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之一，它最初也是由朱元璋设立的。朱元璋在开国后，对功臣勋贵很不放心，颇多猜疑。他豢养了一批人，称为“检校”，这些人不仅侦探有关军事、政治的情报，而且还对官员的家庭生活琐事进行监视。朱元璋在此基础上完善特务机构，建立了锦衣卫。锦衣卫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务机构此后便被保存、沿袭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锦衣卫与后来设立的东、西、内行厂等机构相勾结，厂势强时，锦衣卫便依附于厂，厂势弱时，锦衣卫则凌驾其上。厂、卫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祸害。

此外，朱元璋还开创了廷杖大臣的先例。起初，主要是一些不遵守法纪的将领大臣被廷杖鞭死，后来，遇有朝臣上书激烈，触怒帝意，也动辄施以廷杖之刑。终明一代，廷杖作为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手段，经常被滥用。

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久统治，朱元璋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对宋、元两代皇室孤立，宗室衰弱，朝廷一旦危急，宗室无力援助的教训印象深刻。所以，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决定采用古时的封建制，实行封王建藩，以此达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目的。但是，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藩王势力的发展与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也就是朱元璋的封王建藩，直接埋下了靖难之役的祸根。在明代历史上，藩王谋反叛乱的事件屡屡发生。

朱元璋死后不久，皇室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帝即位后，采用大臣黄子澄、齐泰的建议削藩。这时，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乘势以清君侧，诛讨齐、黄为名，起兵靖难，并最终取得胜利，以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了帝位。朱棣即明成祖。

明成祖即位后，以强有力的手腕稳定了政局。在他的统治下，多有非凡之举。

首先是修建雄伟壮丽的北京城，把京城迁到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参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北京进行大规模改建。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起，着手对大运河进行了修浚。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明成祖见大功告成，便宣布自翌年起，以北京为京师，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为留都。南京除没有皇帝外，其他各种机构设置完全与北京一样。次年正月，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明成祖的另一大手笔是遣派郑和出使西洋。

明成祖以武力夺取天下，极想耀兵于域外，显示中国的富强。他决定派遣一支人马出使海外，此举还有一个不便声张的原因，就是寻访侄子建文帝的去向。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已逃亡海外。建文帝的生死，一直是隐藏在成祖内心的一块心病。这项任务很特别，他考虑再三，选中了自己的心腹宦官郑和。

郑和率领他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支船队拥有六十多艘大海船，每只海船长44丈，宽18丈，船上共有各类人员二万七千余人。这样的规模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船（舰）队能与之相比。哥伦布公元1492年首次进行远洋航行时只有九十名水手和三艘船，其中最大的船长仅85英尺。郑和前后七次下西洋。到过东南亚、中亚、西亚及东非、中非海岸当时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郑和下西洋，是我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它显示了“天朝”国威，也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为了肃清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消除边患，曾五次千里出师，亲征漠北。

成祖的文治，最重要的体现是修纂《永乐大典》。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起，成祖就诏令臣下主持编写，要求他们把“散载诸书”中的古今事物，分类搜辑，“统之以韵”，编成一书，以便皇帝随时披览。经过四年的通力合作，至永乐五年（1407年），书稿完成，成祖为之题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全书辑录先秦至明初书籍七八千种，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无所不包，其内容篇目之繁富、卷帙之浩大，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大型类书。

在明代帝王中，明成祖的地位仅次于其父明太祖，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之一。

成祖之后，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父子相继即位，前后共十一年。他们承继洪武、永乐开国创业的成就，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巩固社会安定的措施，史称“仁宣之治”。仁、宣两朝君主承继明太祖、成祖奠定的基础，勤于守成，政治清明，史家常以此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从英宗到武宗：由盛转衰

宣宗死，由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仅九岁，由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因此而维持了仁宣之治的遗风，政治较为清明，社会也较安定。然而不久，宦官王振倚仗英宗的宠信，逐渐擅权用事，政局为之一变。

明初，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的教训，立下条规，不许宦官读书识字、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四品等，并在宫中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对太监的管制十分严厉。明成祖在靖难时，因得内监为内应，故即位后开始重用宦官。他经常选派宦官出使、征税、采办、监军，甚至还赋予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到宣宗时，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入中读书，从此宦官读书成为定制。不过，成祖、宣宗对太监们尚能严加管束，所以宦官们不敢放肆。

英宗年少，不知轻重，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在王振及其党羽的扰乱下，英宗朝的政治日渐败坏，而此时，明帝国的北部边防正受到瓦剌等部的不断侵扰，朝廷对此却置若罔闻，不作积极防御，边防力量日益衰落，终于酿成“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朝北征大军在土木堡遭瓦剌围歼，英宗本人被俘。京城危急。

鉴于瓦剌挟英宗胁迫明朝的不利形势，英宗之弟、�王朱祁钰接受群臣的推举，于九月初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是为景帝。在瓦剌军进攻北京时，于谦等率领京城军民坚决抵抗，拼死战斗，终于保卫了北京，摆脱困境。

然而，暂时躲过危机的明王朝统治者，并没有从王振专权中吸取教训。英宗被瓦剌释放回京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南宫。这位前皇帝后来在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的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英宗重新即位，改元天顺。

英宗复辟后，论功行赏，对参与“夺门之变”的功臣大加封赏。石亨本来就总领各军，此时进爵为忠国公，在武将中权势最重。曹吉祥晋升为司礼太监，成为内臣之首，总督三大营。曹吉祥原是王振的余党，因迎复英宗之功，其嗣子曹钦、侄子曹铉、曹铎等都被任为都督，执掌兵权，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曹吉祥门下厮养的冒功当官者多至千人，朝中也有一些人趋赴依附，其权势与石亨相当，时人并称“曹石”。他们两人倚恃英宗宠信，屡次擅权行事培植党羽，一面排斥异己，屡兴大狱，陷害忠良，许多弹劾他们的文武官员遭黜戍。当时，嗜进官职者纷纷投到他们门下，他们则乘机收纳重贿，卖官鬻爵。后石亨、曹吉祥谋反作乱，被诛杀。

英宗开始时宠信王振，后又任用石亨、曹吉祥，用的多是一些宦官、佞臣，致使祸乱不断。他死后，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

宪宗也是一个荒淫的君主。在位期间，迷恋方术，破坏朝纲，滥授官职，以致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所谓“传奉官”。宪宗一度还设立西厂，让宦官汪直为主管。一时，佞幸、宦官交结，把持朝政，一些没有廉节的士大夫也争相依附，搞得朝政乌烟瘴气。

宪宗后，继任的是孝宗，朝政才有所好转。

孝宗即位后，决心清除成化年间的弊害。他先将宪宗朝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随后，着手选拔贤能委以重任。他起用徐溥、刘健、李东阳等几位素负声望的大臣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并任用一些正直贤能的官员。史称“弘治朝中多君子”，朝廷风气为之一新。

鉴于前几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这是明代中后期各朝罕见的现象。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费用以苏民困”。他还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他体恤民情，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几度高潮，而弘治一朝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弘治一朝“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史称“弘治中兴”。可惜，孝宗寿命不长，死时年仅36岁。

此后即位的是朱厚照，是为武宗。武宗的作风与其父孝宗大不一样，先是宠信太监刘瑾等人，继而亲近奸佞江彬。而他本人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歌舞角抵之戏，大兴土木，搜罗美女，纵情放荡，游巡无度。武宗是明朝最荒淫腐朽的皇帝之一，正德朝的政治由此急剧恶化。

刘瑾原是东宫宦官，武宗上台后，逐渐得势。他十分羡慕英宗朝太监王振擅权时的风光，于是也一心仿效。他大肆打击敢于直谏的大臣，并将自己的党羽引入内阁。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刘瑾还千方百计让武宗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乘武宗玩乐忘形，窃取了批阅奏章等大权。后来，武宗又作出更为荒唐的决定：吏、兵二部官员进退要先在刘瑾处讨论；南京、北京都察院各道奏章必须先交刘瑾。章奏先具红揭给刘瑾，称“红本”，再上交给通政司，称“白本”。随着刘瑾权势的上升，他越发为所欲为，经常借武帝之命，随意革去朝臣官职，又设内行厂，亲自提督，其行径比东厂、西厂更为残酷，一家有犯，邻里连坐，稍有触犯，就置人于死地。他还逼迫内阁发文，让各地镇守太监参预地方事务。同时，他又豢养了一批奴才，肆意妄为，到处扩修庄田，侵占官地，毁坏民房。刘瑾后虽因作恶多端被诛杀，但武宗继续宠信宦官佞臣，所以，不久又出现了江彬专权的局面。

正德一朝，奸臣当政，朝政昏暗，由此激化了各类社会矛盾。皇族内部的一些藩王借机蠢蠢欲动，安化王朱��、宁王朱宸濠相继叛乱。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不断，其中爆发在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是明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历时近三年，起义军转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南直隶等大片地区，纵横千里。这次起义声势极壮，迫使官军投入大量兵力参战，对明王朝统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明王朝统治已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从世宗到神宗：危机四伏

从表面上看，王朝的危机，似乎是君王或君王在用人上的问题。明君任用贤能，所以政治清明，昏君宠信宦官奸佞，就使朝政败坏。为什么深居内廷的宦官会频频走上前台干涉朝政？君主昏庸，政局为何便一败涂地，无以补救？说来还是与明代的政体有关。明初废除丞相制与相关制度的实施，引起了政府的改组及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最终消失，从此，王朝的支撑性行政职能便经常由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政体。

嘉靖以后的朝政继续紊乱，帝国日趋衰败。武宗无子，根据《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等条款，兴献王朱��长子朱厚�以外藩入继，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的第六天，就下令礼官讨论其父兴献王的祭礼与尊称，“大礼议”之争由此而起。这场争议前后历时近二十年，一波三折，看似名分之争，实际上隐藏着世宗与顾命大臣、朝廷官员的深刻争斗。以“礼仪”焦点，引爆出一系列高层的权力之争，首辅杨廷和在大礼仪中因违忤世宗的旨意，被迫辞职，一些正直的官员纷纷罢黜，士气大受挫折。与此同时，在大礼仪中迎合世宗的阿谀奉承之徒相继荣升，有的还进入内阁。但他们入阁执政后，不仅缺乏杨廷和整饬朝政的魄力，而且为争权夺利互相攻讦。世宗本人，则在与朝臣的争斗中，身心疲倦，逐渐对朝政失去热情，这时，他开始崇信道教，并深陷其中。

其时，倭寇大起，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北方蒙古势力也大举入侵，嘉靖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北京城外火光冲天，严嵩竟蒙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而此时的世宗昏愦至极，他只知道迷恋道家方术，完全听信了严嵩所言。世宗在位四十一年，长期不理朝政，以致法纪废弛，内外官员相率媚从，进香火，献祥物，奸臣严嵩因而得以窃掌大权，明朝政事由是大坏。

世宗死后，由穆宗即位，未久而死。穆宗临终前，将高拱、张居正指定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继位。朱翊钧就是神宗。神宗年幼，张居正便联络司礼监太监冯保，撵走了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出任首辅。张居正极富才干，他掌握实权后，便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务在强公室”，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挽救危机。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主张“唯才是举”，实行严格的考成法，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主张，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同时要求各级官员为官要清廉，治政要清平。于是，吏治大有起色。张居正又克服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粮，实行一条鞭法，使千疮百孔的财政有所好转，国库也迅速充实起来。张居正还极其重视整饬军备，他任用了一批英勇善战，效忠王朝的守边将领，加强边防。另外，张居正对俺答采取了安抚政策，通好互市。

由于张居正的坚定决心，使改革得以贯彻执行，暂时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政局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史称“海内肃清，边境安全”。

但是，张居正的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权贵和豪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神宗亲政，他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也被一项项取消，朝政复又昏乱。神宗怠荒，经常罢朝，而张居正之后的几任首辅，则听之任之。从神宗亲政，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去世，其间有二十多年不与臣僚共议朝政，由此造成万历一朝政治的极度败坏，群臣竞相结党攻击。其时，无锡顾宪成等人，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谈论时政。于是，朝廷的朋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争争斗斗，是是非非，晚明的政局愈发不可收拾。

神宗不仅长期不理朝政，晏居深宫，整天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且还贪财好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欲望，在他当政时期，经常派遣亲信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些矿监税使，借为皇帝收取币帛珍宝为名，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四处骚扰，从中贪赃渔利。在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矿监税使风潮。其中，苏州织工反对税使孙隆的斗争，声势极大，震动一时。

神宗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王朝派遣大兵力入援，与日军前后相持七年。虽然最终把日本侵略军逐出了朝鲜，但明政府为此支出浩大，“糜饷数百万”，且有数以万计的明军将士战死在异国他乡。

在明王朝内部危机重重之时，外在的因素也在影响着帝国的统治。明代边疆一直存在着“北虏”、“南倭”的威胁，北虏指北方的蒙古势力，南倭指东南沿海的倭寇。由于明帝国在边防上采取守势，故常显被动。

先说“北虏”。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北撤，经明太祖时期多次打击，内部发生分裂，分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以鞑靼最为强悍。朱元璋对蒙古三部采取了通好与防御相结合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陆续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并多次派官员出使鞑靼等部，意欲与之修好相安。但随着鞑靼势力的强盛，又公然向明帝国挑战。鞑靼可汗一次把明成祖派去的使者也杀了。明廷决定派大军征讨。永乐年间，明成祖本人曾五次亲征漠北，打击了鞑靼势力，消除了边患，但为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仅第三次出征就征发驴子34万头，运粮车17万架，民工23.5万人，运粮37万石，老百姓负担沉重。

以后，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脱欢率领部众攻杀了鞑靼的阿鲁台，吞并了各部落，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脱欢死后，其子也先嗣位，他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东征西讨，数次侵扰明朝辽东、宣府、大同等边镇，以致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此时，明朝正是王振专权之时。王振为藻饰太平，一意讨好瓦剌，以求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有求必应，给予优厚的赏赉，金银珠宝无以计数。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诱胁其他部落一起进攻明朝，他自己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又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

边镇告急！边报接二连三地传到京城。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英宗听信王振之言，不听群臣规劝，率军50万出发。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英宗这才慌张起来，决定班师。然而为时已晚，在土木堡被瓦剌兵重重包围，明军死伤几十万人，英宗被俘。这就是明史上的“土木之变”。

随后，也先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侵犯北京，企图逼迫明廷就范。于谦组织明朝军民同仇敌忾，保卫京师，大败瓦剌军。这时，明朝的各路援军陆续赶往北京，也先害怕后路被切断，便带着英宗匆匆而去。由于明朝加强边镇防御，瓦剌部后来不得不把英宗送回北京，恢复与明朝通贡和互市。

说到明代的北方边防，不能不说长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长城的修筑。以后历代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各在形势险要地带筑过长城。至明代，面对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兴工修筑长城达十八次，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称为“边墙”。宣化、大同二镇之南，直隶山西界上，并筑有内长城，称为“次边”。明长城总长约6700公里，其遗迹至今还大量保存着。居庸关一带墙高8.5米，厚6.5米，顶部厚5.7米，女墙高1米。长城气魄雄伟，是世界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与此同时，明帝国在东起鸭绿江西起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守御。

边境的安危与否，与国力及国内政局密切相关。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之时，国库逐渐充实，同时十分重视整饬军备，任用了一批英勇善战、效忠王朝的守边将领，如任用戚继光镇守蓟门，重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他们修饬边备，积极练兵，保证了边境的安宁。此外，张居正对俺答采取了安抚的政策，封俺答为“顺义王”，通好互市，使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有明一代，蒙古势力对帝国的威胁始终存在，只是或明或隐，强弱不同而已。当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尚未解除，15、16世纪在东南沿海又出现了严重的“倭患”。

日本古时有“倭奴国”之称。所谓“倭患”，主要是指日本的骚扰侵犯。倭乱问题，早在元末明初即已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我国的国内政局有关，如与元末群雄争长的战局有一定关系，又与日本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藩侯割据，战乱不息，战败的武士、浪人窜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走私抢劫，从事海盗活动。但那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朱元璋先后派遣汤和等著名将领巡视海疆，建立卫所，度地筑城，严阵以待。所以，在明初，倭乱未酿成大患。

到了嘉靖以后，日本陷入了战乱纷飞的“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的一些军人、盗寇与我国东南一带奸商、土豪、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夺。这时，所谓的“倭寇”已不仅是日本人，中国的海商、海盗也占了很大部分。

倭患在嘉靖年间的加重，并非偶然。时奸臣严嵩当道，朝政败坏，无暇顾及海防建设，造成闽浙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兵力也严重不足，由此倭寇往来剽掠，无所顾忌。沿海七省，无一不受其侵扰。

面对倭寇的疯狂侵扰，明朝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击。期间，涌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杰出的抗倭将领。为消灭倭寇，戚继光特地招募浙江义乌等地的矿工、农民，组成“戚家军”。这支部队经过严格训练，勇敢善战，纪律严明，迅速成为抗击倭寇的劲旅。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驰骋南北，转战东西，屡屡告捷。嘉靖末年，戚继光又挥师南下，与俞大猷并肩作战，肃清广东一带的倭寇残余。至此，长期困扰东南地区的倭乱基本平定。

明朝在应付“北虏”、“南倭”时已显得力不从心，而不久东北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的兴起，更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

明代，女真族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明王朝为了防止东北各部与蒙古势力的结合，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那里设立数百卫所，并实行笼络政策对女真各族的上层人物，不断封官晋爵。明政府在建州女真中陆续设立了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这三卫互不统属，都受明王朝的节制，史称“建州三卫”。

明朝中叶以后，建州女真崛起。随着势力的强盛，开始骚扰明辽边境，明廷出兵弹压，双方由此冲突不断。万历十年（1582年），建州右卫首领阿台率部进攻辽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前往弹压，一路破之，并进围阿台所在的城堡古埒城。建州部中的苏克素护部首领尼堪外兰，派城中人杀阿台投降。建州左卫首领叫场（又叫觉昌安）和他的儿子塔克世（也作塔失），在城中亦遭杀害。建州部由此受到重创。

塔克世的儿子就是努尔哈赤，时年24岁，得知其祖、父遇难，强忍悲愤，审时度势，自知现在实力不是明军的对手，便主动修好，接受明王朝的赏赐与任命。第二年，努尔哈赤用其祖、父留给他的十三副遗甲，武装自己的亲信，以“复仇”之名发兵攻打尼堪外兰。以后他不断征战，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成为女真族的杰出领袖。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修建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以后又经过几次加修，赫图阿拉城成为女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年号天命，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

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增强，他开始有意与明朝对抗。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这年为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八旗诸贝勒大臣，在尊号台上举行仪式，以“七大恨”焚香告天，意思说与明朝廷有七大仇恨，以此誓师，兴兵反明。后金对明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经过萨尔浒大战，明军惨败。此后，明军节节后退，在军事上转入战略防御。后金军则步步进逼，虎视眈眈，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后金后来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努尔哈赤死后，由其子皇太极即可汗位。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即清帝位，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 清王朝正式诞生。从此，清更加紧了灭明的步伐，争取入主中原。

从光宗到思宗：王朝的崩溃

明朝后期，内忧外患，外有强敌进犯，边境告警，而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朝廷内部各大政治势力为了各自利益，依然内讧不休，纷争不已。梃击案与红丸案、移宫案，号称明末三案。这三大事件的发生，与当时朝廷激烈的党争有密切关系。

熹宗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与内宫客氏朋比为奸，把持朝政，时称“客魏”。 魏忠贤等人在朝中结成阉党，胡作非为，当时的朝政无处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阉党专政横行，为前所未有，这是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阉党官员为了逢迎魏忠贤，恣意排斥、打击正直官员，罗织“朋党”罪名，置人死地，先后制作大量关于东林人士的黑名单。在魏忠贤阉党集团的残酷打击下，杨涟等十余人被杀于诏狱，入狱然后充军者数十人，被罢黜者三百余人，其余贬谪降调者不计其数。东林狱案成为中国古代迫害士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病死，他没有儿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王，改元崇祯，是为思宗。思宗即位后，参定“逆案”，将恶贯满盈的魏忠贤阉党势力清除出政局。同时，先前被迫害死难的东林烈士均得昭雪赐恤，幸存的东林党人逐渐被重新起用，朝政为之刷清，一时间气象更新，大家都以为“中兴”有望。

但是，明末数十年士风败坏，朋党门户积习已深，不久朝廷宗派之争重又燃起，思宗大失所望。而思宗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辙，信任宦官。崇祯一朝，宦官与朝臣的争斗时起时伏。但此时，距明朝灭亡的日子也不远了。

明末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日益不堪。为了解决在辽东与后金战争的费用，明王朝又加派“辽饷”，横征暴敛，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其时，一些地方连年出现灾荒，各种灾害接踵。西北一带的灾情尤其严重，很多地方“野无青草，十室九空”，老百姓无以为生，靠挖树根、吃观音土度日，甚至还出现骨肉相残食的悲惨景象。但明朝的大小官吏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照样催租征税，盘剥压榨。天灾人祸，为了生存，一些农民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天启末年，陕西澄城县一批饥民冲进县城，杀死知县，揭竿而起。澄城县饥民的发难，好像在干柴上点了把火，火势迅速在陕西各地蔓延，至崇祯朝便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在与明官军的长期战斗中，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发展壮大。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冲进皇宫，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倒塌了。

明朝中央政权灭亡后，福王朱由崧等人相继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权，史称南明。随之，满洲贵族的铁骑横扫过来，在兵燹的余烬中确立起新的统治秩序。

一度辉煌的经济文化

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由于自身的体制，在科技文化诸多领域已无法再现唐宋时期的辉煌与昌盛，缺少创新，少了活力。然而，在这种社会制度走向衰亡之时，其内部也会催生出新东西，孕育出新事物。在一些领域呈现转制、变革的迹象与萌动。

明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与明初实行的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措施有关。譬如，朱元璋曾提倡广种棉桑政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征四两。”朝廷鼓励各地栽种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是一个发端，为商品交换与流通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后来许多地方的老百姓纺纱织布，缫丝织绸，显然与这一政策的实施与推行相关。

其二，明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其间二三百年，虽然出现多次危机，但是，帝国的疆域基本上是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格局没有改变。统一的王朝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疆域辽阔广大，各地物产资源差异较大，加上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一方面，物产丰富多彩，各取所需，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另一方面，物价上存在着不小的差额，这种差价，有时往往与路程之远近成正比。为了攫取其中的高额差价，商贾们趋之若鹜，竞相角逐。“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欠以利屈伸”，地区差价、时效差价，正是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的基础，他们也是在空间、时间上合理调配资源货物上起着自己的作用，由此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各地市镇勃兴，徽州等地域性商人集团开始兴起，一些地方的纺织、酿造、瓷器、矿冶等行业的手工业作坊达到了相当规模，并产生出新型的雇佣关系。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气象、新气息，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多次城市民变。万历年间，继湖广的荆州、武昌等地市民掀起反矿监税使风潮后，在江南著名城市苏州，爆发了织工、市民反对税使孙隆的斗争。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专权，迫害忠良，苏州市民激于义愤，发动民变。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义士挺身而出，后英勇就义。明代市民屡次发难，是城镇市民阶层兴起的标志，体现出时代的新特点。

学术思潮方面，明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但理学在明代中期已走向衰落。而这时，王阳明的心学应运而生。“心学”的理论很高深，它是在批判朱熹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思孟学派和宋代陆九渊的学说，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明朝后期，“心学”曾经风靡一时，并繁衍出许多流派，如“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使“心学”成为明清之际一股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

随着社会的分化，一些人开始公然向传统的正统思想、道德观念挑战。在万历年间，有一个文人，好以异端自居。这个人就是李贽。李贽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圣人孔子的迷信，他蔑视六经，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著名理论，指责道学家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认为那不过是一犬吠影，众犬吠声。他抨击道学，批判礼教，同情妇女，公然倡言：“人有男女之分，而见识高低则没有男女之别。”他还赞同寡妇再嫁，对程朱理学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进行批判。道学家把正常的男欢女爱诬蔑是“淫乱”、“失身”，在李贽看来，男女相爱，善择佳偶，完全合乎“自然之性”。李贽离经叛道，然而，在他的思想中却包含着许多合理、进步的内容。在明代的思想界，他独树一帜，放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文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兴盛。明代的小说，与唐诗、宋词一样,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明代产生了大量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以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

明代的长篇小说十分繁荣，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堪称一代名著。三国的故事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这基础上，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参照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将原有的《三国志平话》编写成一部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大小军阀在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乘机发展势力，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它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受到人们的长期喜爱。《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在长期积累的民间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它以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描写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农民英雄的不同经历和遭遇，以及从个人反抗到聚义梁山，形成强大起义队伍的斗争过程。小说深刻地提示了北宋末年社会的腐朽黑暗，赞扬了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精神，人物形象的描绘非常出色。《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他根据宋元以来关于唐朝僧人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加以再创造，编写成的一部优美的神魔小说。此外，出现于明代中叶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明代的这些长篇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小说体裁和创作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中期以后，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短篇小说也迅速盛行起来。到明末，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繁盛期。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与凌�初写成的“两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冯梦龙以毕生精力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后编成“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凌�初则从古今文献和民间故事中选取题材，经构思组织，创作成“两拍”，这就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语言通俗、朴素，故事情节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明代的一些小说较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不拘泥以才子佳人、科举仕宦为主题，而把关注的视角、描述的对象转移到了城镇中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娼妓歌女、贩夫走卒等寻常百姓身上，叙述他们的喜怒哀乐，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金瓶梅》以《水浒传》里的西门庆为主角，描写他由一个破落户发迹成为大财主，勾结官府，榨取他人血汗，拐骗奸淫，谋害人命，贪赃枉法，最后自取灭亡的经过。它强烈地暴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市民的社会生活状况。“三言”内容涉及的社会面十分广泛，如描写妓女、贵族小姐和城市妇女不同类型的爱情故事分别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

明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出现了像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分别在医药学、农学、手工业生产技术、地质地理学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作品《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都是流传百世的鸿篇巨制，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明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重要时期。

明代前期我国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许多人据此认为，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落后于西方，而且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特别是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但是，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中西方的体制与社会结构有所不同，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与西方商人航海的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有庞大的国家力量作支撑，而后者显然没有。当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输入了当时在欧洲并不算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时，明朝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大多数对此却表现得茫然无所知，甚至出现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举动，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事实上已落后于西方。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士大夫中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如徐光启，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结识了利玛窦后，就很敬佩利玛窦的学识，彼此结为知交。三年后，徐光启加入天主教。从此以后徐光启与利玛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玛窦，徐光启学习到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一次，徐光启从利玛窦那儿得知，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写的重要著作，他便决心将它翻译成汉文。后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两人合作，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徐光启把欧洲书籍译成汉文，由此闻名于世。徐光启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技术，数学而外，在天文、测量、历法、水利等方面他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学习。后来，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识，主持编成了《崇祯历书》。徐光启对早期西学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早期中西之间在这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他们只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并沉醉于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悠久文明之中。近代英国学者罗素对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赞不绝口，甚而认为“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媲美”，但同时，他也指出：“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而正是中国文化中的这一缺憾，使我们后来饱尝痛苦与耻辱。

从历史进程上看，当1640年英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跨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却经历了一场农民战争、民族战争之后的改朝换代，虽然也颇惊心动魄，但那多半是身世家国之变，历史仍在旧的圈子中缓慢盘旋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