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巨人――《话说中国》丛书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以下是本书的前言：

前　言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巨人辈出的时代春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陈祖怀

“春秋”的基本概念及上下时限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国都从西边的镐京迁到了东边的雒邑。后人依方位划分，将周朝在镐京时的统治称为“西周”，将迁都雒邑后的统治称为“东周”。公元前256年，东周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去世，周朝结束。为方便起见，学术界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前这段时间也划归东周。

历史上的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个时期。“春秋”之称源出鲁国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上限为公元前770年，其下限，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最常见的有两种：1.承袭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一说；2.沿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提出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的观点。前者理由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后者理由是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为直观与稳定起见，本书采用后者说法。

春秋时期的政局演变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陷于十分困窘的境地。雒邑虽名义上一直是周朝的“东都”，但长年失修，残败凋零，呈现一派难以掩盖的没落颓废色彩.经济上失去昔日关中王畿支持的周王室，只能依靠郑国的支持维持统治。于是，诸侯势力开始坐大。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周、卫、陈、蔡四国军队讨伐郑国,不料王师大败，桓王本人也被郑军弓箭所伤，又无力追究。从此，天子威信扫地,诸侯们不再定期向天子朝觐、纳贡、述职。

王室衰微，社会秩序呼唤新形式，在此背景上，春秋五霸逐一登场。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在管仲襄助下，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迅速强盛。面对异族人侵、社会动荡的局面，以“尊王攘夷”为旗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形式上仍维持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周王朝传统。晋文公时，称霸开始带有明显的兼并血腥，以后愈演愈烈。秦、楚格于形势，前者主要向西发展，后者主要向南发展。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约公元前680年后，楚国率先设置县、郡政区，晋国紧紧跟上，各国相继仿效。不过，此时县、郡中的县大夫和县公，基本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与战国时期县令全由国君任免不同。

大国不停争霸，使夹在中间的各小国吃尽苦头。公元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倡议“弥兵”，,晋楚齐宋卫等12国会盟于商邱，议定除齐、秦外，其余小国分别向晋楚朝贡，实现彼此和平。向戌弥兵是春秋时期形势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各国间的兼并暂时平息了，但诸侯国内部卿大夫势力乘机崛起，把持国政，并开始了彼此间的兼并斗争。晋国由六卿主政,发展到四卿、三卿，最后三家分晋。鲁国三桓专政，齐国回氏代姜。残杀征伐成为常态，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渐渐临近。

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春秋时期以大国争霸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动荡，实质上是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原始动力与基本出发点，是铁器与牛耕技术的投入使用。铁农具与牛耕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许多以往要靠集体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一夫一妻的小农家庭就能胜任。同时，铁制农具与牛耕的使用，使更大面积的荒地开垦成为可能，为深耕及兴修水利提供了工具保障。据史书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诸侯国或民族都在开垦荒地，增加农业生产。

私田开垦、物质丰富,促进手工业和商业飞速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个专事流通的商人阶层.春秋初期，各国承袭西周“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商业都以“国有化”形式控制在贵族统治者手中,并直接为贵族生活服务。随着私田的大量开垦，人们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产品，于是交换就悄悄地、不可阻扼地发展起来。原本封闭时的拮据与开放后的暴利形成正比,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商人成群结队匆匆奔走于各大城市之间，韩非用“熙熙攘攘”形容忙碌的商旅可谓生动传神。在传统的世袭贵族领主制下，血统与权力决定一切，而当时却不论出身，有钱就能与权贵们“分庭抗礼”, 表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春秋时期社会形态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井田制”为赋税对象的旧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道理十分简单：:私田越多，不纳税的田地也就越多，国家财政的流失也就越大。为了扩大税源、增加政府收入，各国诸侯先后都进行了赋税制度改革，“井田制”时代的劳役地租逐渐转化为实物地租。新型的“书社”组织开始，并成为各国统治者对农民征税与力役的管理依据。到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实物地租已成为各国财政收入的主流形态。这一主流形态形成的重大社会意义，是各国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私人占有的合法存在。

同土地私有、工商业发展共生的，是春秋时期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自“私田”与商晶出现后，奴隶、庶民与手工业者的流徙再也无法阻止，“国”、“野”关系渐趋消亡，以往的“庶人”或“野人”开始被统称为“国人”，开始服兵役、出兵赋。贵族领主阶层像冰雪消融般日趋衰亡,社会主流成员迅速被新兴的地主、雇农或自耕农及具有自由身份的商人、手工业者代替。昔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不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公元前536年郑子产“铸刑书”。23年后晋赵鞅、荀寅“铸刑鼎”。成文法走上了历史舞台。

老子与孔子

原有秩序的瓦解引起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加深了民众的苦难。如何重新规范社会，使天下苍生有一个安定生活的社会环境，成了当时有责任心的知识者特别关注的时代命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产生了两个伟大人物，即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的老子和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

老子，春秋晚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姓李名耳，字聃，为周王室守藏史。从孔子曾向其问礼的史载分析，老子应为孔子的同时代人而稍长。老子吸纳先人的学识与智慧，就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政治论诸方面的本质内容，作出了极为冷峻、深刻、睿智与精辟的论述，其著作称为《道德经》。老子从大千世界的生成及生生不息的矛盾运动法则出发，强调所有行为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在肯定矛盾双方自在的合理性及深刻剖析了社会与人性的本质后，提出了独特的“小国寡民”的政治设想。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主张反映了高踞于国家观念之上的民本思想：削弱政府为“小国”，折射了老子对暴虐政权的否定和深刻的民本关怀；以“寡民”的设定表示了对人的生存权利及基本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肯定。

孔子(前551一前479),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孔子对社会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他以人为本，提出了“仁”与“礼”的学说。所谓“仁”与“礼”就是“爱人”，就是一种普遍的民众同情，体现的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以知识与道德为本位。以此为依据，孔子强调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必要，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从我国社会的文明史角度看，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文觉醒与思想解放时期。老子与孔子的学说虽都不免带有古典初始的色彩，但其内涵的深刻人性无疑具有永恒的魅力。

教育面的拓宽与“士”阶层的出现

春秋之前，平民没有教育，教育是贵族的特权，时称“学在官府”。春秋中期以后，新式地主、自耕农及私营工商业主的大量出现，“学在官府”的旧体制成了他们谋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孔子率先打破“学在官府”的旧习，提出“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的口号，将教育之门向社会公众开放。孔子的开创性举措很快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私人办学成为时尚。史书记载，仅孔子一人，就有弟子三千。

大量新生的知识分子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士”。以知识与理性为本位的士阶层的出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表现。它比我们传统以为的主要根据某些生产关系的变革，具有更本质、更持久、更活跃的生命意义。

古文献整理与“五经”、“三传”

春秋时期文化成就的另一标志，是孔子对古文献的整理及“五经”、“三传”的形成。“五经”是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经典。《诗》也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书》也称《书经》、《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易》也称《周易》或《易经》，是我国最早的占卜用书，事实上包含了我国先民对大千世界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礼》包括《仪礼》、《周礼》和《礼记》，是周代礼仪制度的汇编，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制著作。《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因《春秋》一书十分简约，为利于阅读,后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分别就孔子编定的《春秋》加以不同的注释,从而形成了“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它们除了在史料上作了巨大补充外，儒家的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思想也在注释中作了积极阐扬。

本书部分篇章由杨善群等学者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