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争雄――《话说中国》丛书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以下是本书的前言：

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生死变革促进大发展的时代战国

战国局面的形成和各国变法图强

“战国”一词出自汉刘向《战国策》。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命韩、赵、魏列为诸侯，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史书记载，春秋初期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三百六十多年兼并，到战国初期仅剩二十余家，期中秦、楚、齐、赵、魏、韩、燕七国最强。诸侯少了，疆域大了，人口多了，战争的规模与烈度急骤上升。在彼此不间断的攻伐中，如何谋求生存，如何富国强兵，成为各国君臣的首要考虑。在此背景下，展开了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变法改革运动。

最先实行变法的是魏国。作为“三家分晋”的直接参与者，魏文侯对晋室败亡的教训有切身感受。加之魏国在地理上处于四战地，周边缺少天险屏蔽，益发加深了魏文侯的危机感。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轻摇薄赋、善待百姓，先后起用了魏成子、翟璜、乐羊、吴起、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一大批人才，开创了战国时代招贤纳士的风气。约公元前400年前后，魏文侯任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连续实行几十年后，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继魏国李悝变法之后是楚国的吴起变法。约公元前395年，楚悼王擢吴起为令尹，主持楚国变法大计。吴起整肃权贵、裁汰贵族势力，鼓励生产，褒奖军功，增加国家收入，很短时期，就使楚国兼并了南方的广大地区。

魏、楚变法立竿见影，吸引各国群起仿效。赵国公仲连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邹忌革新，燕国乐毅、邹衍变法等，都直接促成了各国的强盛。但改革最为彻底且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数秦国的商鞅变法。

战国初年，秦还是一个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被中原诸国视作夷狄，排除在国际交往之外。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后不甘现状，锐意改革，下令招贤。卫人公孙鞅入秦，被秦孝公任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事宜。公孙鞅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上推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经前后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秦国大治，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公孙鞅也因功被封于商，由是习称商鞅。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但他的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

中央集权制官僚政体的产生

各国变法的核心，是对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周朝开创以来的分土封侯制、世卿世禄制被极大削弱乃至取消，代之以新兴的中央集权制和文、武分列的官僚制。中央一级，于国君之下分置相、将，分掌文、武大权。相也称相国、相邦、丞相或令尹，为百官之长；相之下设御史、执法、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官，分掌兵、刑、钱谷及工程、制作各事。地方一级，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设守，主管行政，另设尉，主管军事；郡下为县，县设令(长)，掌行政；下有丞、尉，分管文书与军事。郡守、县令(长)均由国君直接任命，与土地封赏脱钩，实行俸禄制。县下有乡、里、乡有三老、廷掾；里设里正，一里之中又每五家为一伍，设伍长，两伍为一什，设什长，由此形成了一套由此上而下完整的官僚系统。以往兵权分散于各级贵族领主手中，战时临时征调，不仅人员参差，作战体能，技能都包含太大的不确定因素。进入战国后，各国先后实行户籍制，诸如“编户齐民”，实行军事化管理，通过垂直的行政系统，全部归属中央，遇有战争，以君令调动。统兵将帅由国君临时任命，以君王所颁符节为凭。

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战国时期世袭特权的瓦解，使社会的权与利开始泛化，铁工具普遍使用带来的财富刺激，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无论从物质积累，生产扩大，还是从工艺水平。商品流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比春秋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现有考古发掘证明，战国时期的农业技术已相当精细，在深耕熟耨、辨土施肥、把握农时、合理密植方面，均已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水准。冶炼业方面，无论是冶铁还是铸铜、采矿，发掘现场展示的规模之大，工艺之精，器物之美，组织之严密，构思之巧妙，常令专家瞠目结舌。漆器业，制陶业，车、船制造业，丝绸纺织业莫不如此。兴旺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使商业达到了空前繁盛。战国时期各国货币的大量铸造及其流通，各国度量衡的浙趋统一，正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客观标志。战国时期的城市因之而勃发，时人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当时著名城邑，如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燕国的涿、蓟，齐国的临淄，郑国的阳翟，周的三川及楚的宛、陈等，都可算作是“万家之邑”了。如其中的临淄，住户七万，街市热闹，时人描绘：“车毂击，人肩摩，边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万雨。”可见当时社会一斑。经济发达也促成了全国统一交通网络的形成。在当时各大城邑间，都有道路相通，所谓“诸侯四通、条逵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是为当时交通发展的生动写照。而其中折射的心态，是天下没有商旅到不了的地方的那份自信和舒坦。

七国争雄与“合纵连横”

变法改革意在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志在兼并他人，于是，随着变法改革的深入深入，仗也越打越大。最早强大起来的魏国，在最初四五十年间四出征伐，东讨宋、齐，南攻郑、楚，北掠赵与中山，屡战屡胜，唯在四方遭到秦国的强硬抵抗。为避开秦军锋锐，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沿西河筑长城，对秦取守势，集中兵力经略中原，宋、卫、郑、鲁等国都被魏国置于控制下。公元前354年，魏国出兵伐赵，包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击败魏军。342公元前年，魏又进攻韩国，韩也求救于齐。齐又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重复“围魏救赵”故事，在马陵(今山东郯城)再次重创魏军，魏国精锐尽失，秦国乘机向魏国发动进攻，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西之地。魏国迭遭惨败，元气丧尽，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不得不对中原各国转取友好政策。山(崤山)东诸国惧怕强秦东来，接受了魏国的善意，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齐威王订立了同盟条约，史称“徐州相王”。不久，赵、燕、中山三国也加入盟会，史称“五国相与王”。

“五国相与王”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中原各国抗秦同盟的形成，因与各盟国地理位置南北纵列，故称“合纵”。为打破合纵局面，实施各个击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连横”策略：在合纵诸国中寻找与国，与秦国结成东西横向同盟，拦腰斩断合纵势力。公元前322年，秦国对魏国软硬兼施，遣使诱说辅以军事进攻，接连攻陷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又重创韩军，斩首八万。魏国在得不到合纵各国有效援助下，被迫与秦国连横。消息传出，各国惊恐，公元前319年，赵、韩、燕、齐、楚策动魏国反秦势力发动政变，然后以楚怀王为“纵约长”，合兵攻秦，结果兵败函谷，合纵瓦解。秦国乘势反击，魏、韩不支，双双与秦国连横。

秦、魏、韩三国连横成势，齐、楚两国便以“从亲”(结成儿女亲家)抗衡。秦为拆散齐楚同盟，派张仪赴楚，以“六百里”商於之地诱骗楚怀王绝齐亲秦。利令智昏的楚怀王信以为真，不料上当。怒而攻秦，又遭丹阳(今河南淅川)大败，主将屈�、裨将侯侯丑等十余人被虏，八万甲士被杀。意气用事的楚怀王集中兵力与秦再战，结果又于蓝田惨败。随后，武关会盟中怀王被秦国诱捕，拘死于秦国。秦军乘势对楚国展开连续打击，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打楚都郢，久攻不下之后引河水灌城，楚国军民溺死者达数十万人，被迫迁都陈。次年，秦蜀守又攻取了楚国的巫郡与黔中郡。遭受连续重击的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楚国的衰落使秦国消除了侧翼的威胁，于是改变连横策略，转而实行“远交近攻”政策：一方面设法拉拢远在东边的齐国、燕国；一方面对与其接壤的魏、韩、赵发动猛烈进攻。战争的重点也由夺取彳敌方的城邑变为更多地摧毁敌方的战斗力。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大败魏、韩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占领韩国五座城邑。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后虽各自取消了帝号，但中原各国受此挑拨与齐离心，合纵势力被彻底破坏。

刚愎、昏聩的齐�王不仅看不到秦军东来的威胁，反而将山东各国的衰弱看成是自己称霸的良机。他先利用燕国内乱之机袭破燕都，后又在看来桀宋时背弃信义，独占宋地，且南掠楚国的淮北，西侵三晋边邑，搞得民怨四起。公元前234年，经过二十八年发愤图强的燕昭王任乐毅为将，联合秦、楚、魏、韩、赵五国，大举伐齐，连下七十余城，直入齐都临淄，将齐国自姜尚以来积聚了六七百年之久的府库财宝焚掠一空，齐�王逃亡途中被楚将所杀。后来虽经田单“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齐地，但齐国的元气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秦国统一天下

楚、齐两大强国的午后衰落，客观上使秦国形成独强局面。秦国开始集中力量向三晋，尤其是其中实力尚存的赵国发动凌厉攻势。公元前265年，秦军突袭韩国，切断上党郡十七县与韩本土的联系。然后与赵军在长平决战。赵王轻率地以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替换了老谋深算的廉颇。结果赵军大败，四十五万赵军投降后被全部活埋。后来虽经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但精壮尽失的赵国已呈穷途之势。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兼并西周；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灭了东周，周王室灭亡。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时年十三岁)继位。公元前238年，秦王亲政，镇压了��叛乱。次年又剥夺了吕不韦的相权，吕恐惧自杀。完全掌握了秦国大权的秦王政重用李斯与缭，开始并吞六国。金钱收买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30年灭掉了韩国。五年后灭掉了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掉了楚国，次年灭掉了燕国。赵国。公元前221年，最后灭掉了齐国。秦王政兼并六国，不仅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而且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闽浙东南瓯越、闽越地区、两广及南越地区都纳入了全国统一的版图，还击退了北方匈奴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中国从此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分封制国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专制国家的历史新时期。

“诸子百家”的出现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孔子的开创性劳动，使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与利用这一社会力量，逐渐兴起了一股养士之风。著名的“距国四君子”：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门下都有食客三千人，期中绝大部分是学有专长的文武之士。卿大夫养士，各国诸侯也纷纷招贤纳士，从战国初年的魏文侯，到战国末年掌握秦国大政的吕不韦，身边无不士子成群。齐国稷下学宫规模恢宏，其鼎盛时期不同流派数千名学者朝夕交流切磋，成为全国的知识高地。这是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新旧阶级、各社会集团对天地万物、社会诸象作出不同解释、提出不同主张的客观反映，由此形成了“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百家之“百”，不过极言当时学派之多，其中留存下来，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杂等各家。其中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兵家的孙膑、赵奢、尉缭，名家的公孙龙、惠施，阴阳家的邹衍，杂家的吕不韦，纵横家的鬼谷子，以及开创楚辞体裁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屈原等都留下了不朽的著作，成为千古流传的人物。

“诸子百家”虽名有所宗、各持一说，但其阐发及归结的根本宗旨却无一例外，都围绕“人本”这一主题展开。他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使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璀璨辉煌的文化高潮与思想解放高潮。

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期，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就。如数学领域内十进位制记数法的运用，算筹与算筹法的发明，规矩的使用，勾股定理及其测量方法的发现等。特别是十进位制记数法的运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印度直到公元六七世纪才开始采用十进位制遍数法，而后经阿拉伯传入西欧。《易经》中的二进位制，则直接启迪了现代计算机之父莱布尼茨的卓越发明。天文学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完成了二十八宿为坐标的恒星体系构造。通过这一坐标系，太阳系五大行星(水、金、木、火、土)的运行及彗星、新星的出现，都被一一准确地记载了下来。《春秋》中记录的三十七次日食，用现代科技测算，绝大部分都是可靠的。而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又有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春秋时，我国历法中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的划分，并准确地确定了冬至日的时间，这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战国时期甘德、石申撰写的《甘石星经》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医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医学与巫术逐步分离，并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春秋后期著名的医生扁鹊使用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及汤(汤药)、熨(用药物熨贴、按摩)、针石(针灸、石砭)和酒醪(服药酒)的医疗法，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记载了我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和血液循环概念，其对脉理的病因、经络、针刺的论述及辩证施治的原则，直到今日，仍成为专业院校的必修内容。同时，以战国时《行气玉佩铭》、《却谷食气》、《导引图》等为代表的气功文献，表明当时以增强体质、�除疾病为重要方法的养生保健思想及技术已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

农学及水利工程

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传统农业，在土壤、选种、耕作、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及收获、贮藏等方面、各环节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经验。水利工程建设在战国时期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也由单纯的泄洪、灌溉、向防旱、防沙、填淤、洗碱及航运等综合利用转变，水源则由地表水的利用发展到地下水的开发。其中最为著名的工程有防洪灌溉分水工程都江堰，大型渠系灌溉工程郑国渠，多首制引水工程漳水渠等。此外，牛耕与铁农具的普遍推广，桔槔的运用，栽桑养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工养鱼及植树的普及等，使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此外，从《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书和《考工记》等古籍内容考察，当时我国先民们围绕生产、生活和战争用具展开的物理学、化学、冶金学、热学及声、光、磁学知识，均有了丰富的积累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