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突厥碑铭研究

前言

　　本书所研究的五种碑铭，乃是后突厥汗国时期（7世纪80年代至8世纪上半叶）诸领袖的墓志铭，亦即纪功碑。由于这些碑铭涉及到古代突厥人的历史、文化等问题，所以本书称之为“古突厥碑铭”。五块古突厥碑均设立在蒙古高原上，其中的两块（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发现于1889年，翁金碑发现于1891年，暾欲谷碑发现于1897年，阙利啜碑则发现于1912年。

五块碑铭使用的文字全都相同，由于其外形与古代日耳曼人所用的“Runic”文字颇相类似，故而早期的西方学者往往称之为“Runic”文，译成汉文，便作“如尼文”或“卢尼文”、“鲁尼文”。然而，它还曾有过其他各种名称，如拉德洛夫称之为“古突厥文”，班格称之为“蓝突厥文”，汤姆森则称“如尼突厥文”、“古突厥文”、“古鄂尔浑突厥文”，或者“鄂尔浑文”。自从冯加班的《古突厥语法》一书问世之后，“古突厥文”一名便更加流行了，尽管塔拉特・特金在20世纪60年代仍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本书则从拉德洛夫，称之为“古突厥文”。

　　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后，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丹麦学者汤姆森旋即积极地从事古突厥文的解读工作，并在不久后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拉德洛夫有《古突厥碑铭》、《突厥方言词典》等著述，汤姆森则有《鄂尔浑碑铭考释》、《蒙古和西伯利亚突厥鲁尼文碑铭》等著述。

　　继他们之后，将近一个世纪内，各国学者不断地对古突厥碑铭及其文字进行日益深入的探讨，其中颇有影响者，如：马迦特《古突厥碑年代考》、奥尔昆《古代突厥文献》、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冯加班《古突厥语法》、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阿勒托《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吉罗《巴颜楚克图考释碑》、克里雅什托尔内依《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塔拉特・特金《鄂尔浑突厥语法》等等。这些学者的国籍包括俄国、丹麦、德国、土耳其、日本、芬兰、法国、美国等。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古突厥碑铭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学者。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韩儒林先生首先从德文转译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暾欲谷碑；此后，岑仲勉先生也从英文转译了这三种碑铭，于50年代正式刊载在其《突厥集史》中。耿世民先生全部译出了五种碑铭，但是其译文到80年代后期才正式发表。

　　尽管国外学者对古突厥碑铭进行过长期的探讨，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其中不乏系统的研究，但是仍然不能认为，有关古突厥碑铭的一切问题均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与中国学者相比，从事古突厥碑铭研究的国外学者之古突厥语知识与其他外语知识似乎要高出一筹，但是，他们的古汉语知识却有所不及，乃至相差甚远。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碑铭所反映的史实却与中原王朝密切相关，因此，如若不能充分地结合汉文史料与古突厥文史料，则碑铭的研究便难免出现舛误与疏漏。实际上，有些国外学者只能利用译成外文的中国古籍，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更受限制了。

　　我试图尽可能地改善这种状况，即充分发挥一名中国学者在汉文史料的拥有和使用方面的优势，同时尽量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碑铭内容。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迄今为止，除了岑仲勉先生曾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作过较详的注释（但这毕竟是注释，未能形成系统）外，几未见过针对古突厥碑铭的系统研究。所以，本书的主旨之一乃是试图对国外学者的若干观点重新讨论，对国内的这一“空白”予以填补。本书正文环绕古突厥文碑铭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即意在于此。

　　由于古突厥碑铭撰成于后突厥汗国的同时代，并且，除了风化蚀损之外，其文字内容不可能有任何篡改，故而这些铭文应该是最能真实反映古突厥人之历史、文化状貌的原始资料。事实上，现代学者也确实将它们视作可靠的原始资料而经常加以引用。然而，如今人们所引用的译文是否完全体现了当初铭文撰写者的本意？假若译文有误，尤其是在关键之处有误，岂非会导致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或者，即使译文出现较多的存疑之处，显然也会影响碑铭的利用价值。

　　诚然，汉文旧译曾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为他们的研究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译文毕竟尚有若干不足之处。本书的主旨之二便是试图弥补汉文旧译的这些缺陷，尽可能提供一份更高质量的碑铭汉译文。

　　《附录》中的译文以塔拉特・特金A Grammar Orkhon Turkic一书中的英译文为主要参照本，在认定其译文与古突厥铭文之原意并无原则出入的情况下，通常按其辞句译出；若特金有误，则按更正确者改定。凡专名之译有所据者，必在注内或正文的考证中予以说明；无所据而只能作一般性音译者，则未必一一指明。本书对于碑铭译文的原则是：尽量使用现代语言；力求文意格外通顺；遣词造句更加确切；消除任何非汉文字；争取译名必有所据。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两个主旨只是我的努力方向，而不敢妄言已经达到这一目标。本书所作的研究，只能说是比较有系统地探讨了有关碑铭的主要问题，并非“面面俱到”。我不敢奢望――事实上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无法利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来解决有关碑铭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我能够发现的那些问题，也无法全部在本书中进行讨论，诸如宗教、语言、经济等方面便未能深入讨论。

　　此外，本书的碑铭译文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是其中的人名、地名、族名，迄今尚无法全部考证、比定；况且，即使有所比定，也仅是一家之言，难免舛讹。因此，我只希望这些译文在旧译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距碑文原作者的初意更接近一点。

　　总而言之，此书旨在抛砖引玉，令更多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推动我国的中亚研究步入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