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初试共和

学林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约20万字。本书的序言如下：

序

　　一年365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历史的长河里，有些年份平平淡淡，匆匆而过，早早为人们所遗忘，有些年份精彩纷呈，高潮迭出，一直为人们所记起。1912年显然属于后者，这一年的中国，帝制终结，民国开元，一年之内，新旧世纪，两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

　　1912年在中诞生，从动荡中走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多灾多难，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清王朝腐败卖国更使国人伤心不已，愤恨不堪。太平天国靠虚幻的上帝和�胁民众来把摊子做大，但农民的意识终究难得天下。辛亥革命有别于它的恰恰是有现代意识的精英革命，他们不仅懂得宣传，能够宣传，而且懂得组织，能够组织。会党、华侨、留学生支持，当军队也跟着走的时候，清王朝就注定要完蛋。事实看来，革命成功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领袖们的素质。眼界的宽阔使他们知道什么必须坚持，什么不妨妥协。

　　精英喜欢动脑筋，事情往往复杂化，但复杂化的过程往往是成功的前题。孙中山不同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中国人，理念与价值的西化不亚于对国情的了解，革命由他发起也就毫不奇怪。袁世凯正好相反，土多于洋，对中国的理解更加实在，所以最终赢得了政权。

　　1912年中国是动荡之年，多事之秋。民主与君主，共和与专制，战争与和平，政党与内阁，南争与北攘，所有这一切都将1912年演绎得精彩纷呈，波澜壮阔。从各省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不难看出议会权力的初步实现。从新闻自由到组党竞争，不难看出政治氛围的平和与政治环境的宽松。全国三百个政党，国会议员普选，很难想像90年前的中国竟会如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述1912年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太，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显然，就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而言，1912年的变化是多方位的，这样大的变化此后40年里没有再现。

　　1912年，新生的共和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努力迈进，不过迈进中也有惶急与慌乱，实在是等待得太久，压抑得太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所以把什么都拿来试一试，特别是国外成功的东西，希望中国一下子也能国富强民起来。当一个新时代乍乍降临的时候，这种心态一般都有，不足为怪。

　　1912年的辉煌，应该归功于20世纪的精彩开局，应该归功于这个时代的精英。这些精英按照西方模式加上自己的理解来努力改造这个社会，他们的努力屡屡失败，但最终还是卓有成效。贵族化的社会不复存在，中间层的地位获得确立。也只有精英才会考虑民族、社会的利害关系，作出某种妥协。

　　这个阶层的代表不可能第一次上台做一便应付自如，幼稚在所难免。他们相信制度法则可以马上建立，他们拥有的只是外国成功的经验。这可能是条捷径，但移植的种子还要看土壤是否适应。政权建设更多需要非理论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年轻人没有执政经验，急切的期待，随着变化太慢，失望也随之而来。没想到执政竟然如此复杂，有人愿意也就让他去干。可是曾经拥有，一旦失去，陡增空落落的感觉，又想重新拿回来，但这时的代价已经无法计算。至少城里人已经不想再有变动，他们感觉到了好日子，这就是讲究实惠的市民心态。

　　1912年处处可见国外来的影子，有些东西既想摆脱又不得不模仿。这也是许多民族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共同遭遇和心理。

　　1912年似乎遥不可及，但又恍如昨天，它是那么的短暂，又是那么的耐人寻味。没有它，便没有今天，它和我们紧密相连。这就是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感谢学林出版社，感谢褚大为先生。

　　敬请各位批评赐教。

廖大伟

200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