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约33万字。本书的前言如下：

前　言

1840―1842年，中国脆弱的大门在东南沿海被英国战舰轰开。依据中英《江宁条约》，上海被列为首批通商的五口之一。这段往事的发端包含民族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历史的侧影，但中西文化彼此难以走近的历史也同步被终止，引发文明嬗变的火种落地点燃。一年之后，由英国驻沪领事宣布上海港开埠通商，上海作为中国的东大门，终于向世界敞开了。

前近代的上海只是江南古镇后起的一个模仿者，它属于江南市镇史的一部分，未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汉唐水，宋元镇，明清建筑，本地人，大体可以勾勒出江南市镇的基本元素。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上海初遭外患。为抵御倭寇袭扰，上海始筑城墙。城墙提供保护，标明界限，也构成外来文化输入不易逾越的鸿沟。上海与大海为邻，但海上经营区域受到朝廷的严厉限制，被指定主要从事南北沿海埠际贸易及中日贸易。开埠通商则意味着上海已成为欧美环球海上贸易走廊在远东的一个新成员。上海正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率先划定外侨居留区界址，进而以一个远东新兴城市的姿态进入世界舞台。这段经历匆匆而过，留下百年足迹，一个空前深刻的历史巨变从此启动。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一种类型，不同于香港，不同于远东出自殖民文化模式的口岸城市，而是在局部范围（公共租界）内实行侨民自治的远东近代都市。同时，它也成为近代世界文明主流输入中国的桥梁，使彼此隔绝太久的中西文化在上海迸发出一系列可惊可喜的有趣碰撞，留下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传奇故事。对上海诸多历史密码的解读、讲述，至今还仅仅是开始。寻访上海近代的传奇经历，也是走进这个逝去的世界、打开它深藏记忆的一把钥匙。

上海开埠后，促进海内外通商是它的最高利益，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向是推进近代城市化、工业化，融入近代世界主流文明。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尖锐持久的碰撞，当中国被迫中止长期文化休眠状态，睁眼看西潮滚滚涌来时，上海有幸率先领受到脱胎换骨的文化洗礼，这也是一次异常艰辛、别无选择的传奇之旅。这一旅程的目标，即从一个传统商埠转变角色成为近代城市，加入远东环球贸易走廊。19世纪中期，上海又与少数远东近代城市先后被推到迎接近代工业文明落户的前沿：孟买成为印度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加尔各答是黄麻出口港和印度铁路枢纽；日本大阪的棉纺织厂也在试办；吉隆坡成为东南亚的锡都和橡胶工业中心。这些远东近代城市纷纷建立了以轮船、铁路为主的水陆交通系统，拥有邮政、电报、电话通讯设施，劳动力向工业区集中，城市人口迅速递增，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推动下，远东近代工业化正快速推进。由于近代国际商务需要广泛的资金周转，商业信用和投资安全都依赖近代法律的有效保护，这便带动了外资银行、保险业的相应出现。同期远东近代城市行政当局转变职能，扩大管理领域，机构分工细致，施政上彼此借鉴，在远东形成了一个推进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网络，成为连接国内经济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桥梁。

近代上海面对时代的挑战，它能急流勇进吗？

开埠后的上海形成“一地三治”的地方行政管理格局，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自为政。在随后的近百年间（直到1943年），没有一个市政当局曾经行使对上海整个城市的管辖权。英国驻沪领事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促成英租界、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成立工部局，确立侨民自治市政体制；并倡导对《上海租地章程》的修改，形成《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将原来规范居留地租地办法的简章，扩充为赋予租界自治管理权的“租界宪章”。通过《附律》的修订，使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制订、修改行政管理法规有章可循，引进并形成一套近代城市法律系统。于是，在上有大清法律、下以道台为上海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原有行政框架内，上海公共租界居然能率先建立一个自治、法治的特别管辖区。19世纪中期的上海，就此扮演一身二任的角色。引领它走进世界舞台的首席设计师，不是道台、知县、而是公共租界的工商局。近代上海的传奇故事自然也就集中发生在公共租界这个中心舞台。

当英租界、美租界合并改名公共租界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外侨居留地，而变成上海县境内一个非常特殊的行政区。它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工部局（侨民自治政府），而居民主体却是华人。它在城外东北的乡野滩地上，不出20年就建成上海近代城市化的先行区、示范区。19世纪是个创造性研究和发明频出的时代，工业革命改变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晚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并非是在黑暗中摸索的独行者，它在施政中注意聘请各类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相关管理职务，从而能充分借助国际前沿发明成果，从蒸汽机到电力供应，为大工业落户上海提供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同时紧随世界城市公共设施更新的步伐，在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车、电话等引进方面在国内居前列。工部局还借鉴英国城市的管理经验，制订上海都市发展规划；对某些趋势能有所预测，使法规制定较为系统、可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探索，绩效明显。20世纪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清末民初的中国，经历了帝制走向崩溃和民国初创时期的割据战乱，工部局地城市管理模式却奉行自治、法治原则，提供了近代行政的示范，有效地控制界内社会秩序，保持经济发展，使上海依然能在同期远东近代城市竞争中位居前列。这是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化的成功范例。

多元文化是近代文明演进的趋势，上海则是它在远东地区推进的前沿。在前近代，东亚与西欧几乎被视为地球的东西两端，遥不可及。神州百姓世代生活于华夏文化相对自闭的皇权天下，向往桃花源，不知天外天。开埠后的上海城却与租界为邻，上海人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重叠交错的文化环境中。19世纪50年代中期，租界由华洋分居而形成华洋杂处的局面后，公共租界的华人居民在遭受不同等纳税人待遇时，也率先领略到近代城市的自由空气。近代上海在不足百年的时间，令数以百万计不同肤色、语言、背景、梦想的移民不期而至，就因为这里相对能容纳不同的文化，能为个人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提供较多的空间。近代上海是个融和谐与对抗于一体的竞争场。人群的高度多样化，促成人的高度个性化，所谓夷夏、尊卑、男女的等级鸿沟在这里首先受到质疑。上海人是在经历震惊与疑惑交织、欣喜与苦涩糅合的感情冲撞下自主成长的。上海是个喜欢个性化的城市，也是中外人士创造力得到激发、展示生命火花的舞台。他们的生命因融入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永存。上海凭借相对优越的通讯、交通、传媒资源，取得近代中国信息传播中枢的地位，是近代教育、新闻、出版、戏曲、电影、广播的输入、传播和培育文化专业人才的基地。在近代中国文学宝库中，出自上海的文化产品无疑是门类最丰富、数量最多、传播最广，如报刊书籍、影剧、月份牌广告画等。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多元文化的钤记，为物质、精神相对匮乏的国民展示一个瑰丽多彩的娱乐世界，也使“上海”这个字眼在近代与其说是一个地名，不如说是赋予强烈的时代气息、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时尚之都，既是诸多文化资源的集聚融合地，也是多元文化融合、提升的温床、辐射中心。

近代上海处于两个世界的相遇地，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点。它汇集了中国走向世界之初的魅力和磨难、困惑和遗憾。工部局在上海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被证实是确有成效的，但是它却连同治外法权的废除被抛弃。当上海在追随欧美时尚、更新近代都市生活设施时，内地农村、城镇却无力为亿万国民提供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当都市与乡村景观形成强烈反差时，近代上海的奇迹般崛起难免会被误认是奢侈、罪恶的替身，“上海”也曾是一个集荣辱于一身的文化符号。

近代上海留下的散乱记忆，是一座庞杂奇特、珍贵无比的文化遗产宝库，其间的种种传奇从无到有，如租界、工部局、道契、会审公廨、自来水、煤气、电灯、马路等等，哪一个不串起一段精彩的往事？不同文化的碰撞能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推动着社会进步，如果没有这些“亮点”，近代上海的历史就不会成为中国紧随时代步伐，加入近代工业化、都市化前列的一种象征。近代上海留下的这个精彩瞬间，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绝响。但是，上海走进世界舞台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向。无数传奇如同上海城市生命的火炬，薪火相传。它们会永远珍藏在上海记忆深处，激励一代代上海的传人，赋予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无穷的创造力，去迎接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