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生动,收获巨大―记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六
2006年6月23日,历史所全体科研人员参加了为期2天的大型学术报告会,是为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系列讲座之六,会场设在古镇朱家角。共有6位研究人员报告了近期的研究成果,大家讨论热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第一天,杨国强终身研究员作《晚清的清流与名士》报告,提出:晚清的光绪一朝,一群士大夫崛起成为所谓的“清流”,他们以入学义理为道德标准,承担对士大夫道德的管束。此后,清流在庙堂内灰暗,伴随而来的却是名士在朝廷外的崛起,与清流所不同的是,名士以议论为其存在方式,多以报纸为其载体,却缺少责任意识,缺少理性自主选择意识。马军副研究员的《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1927――1943)报告以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管理下的舞厅管理为切入点,展现其多重、多面、多姿的特点。罗苏文研究员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全新的选题――《景德镇:中国瓷业的近代印迹――商品瓷、职业化经营、瓷业经济区的近代演变》,以扎实的史料、翔实的图片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王敏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晚清上海报业的政治空间》,首先分析了上海报纸的政治参与度与政治立场,以政治、宗教、商办背景三类报纸为例。其后以朝廷、官员、租界与报纸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第二天,青年科研人员王健、段炼分别作了题为《明清江南士绅的祠祀观念:以苏松为中心的考察》、《临城劫车案与中国青年党的成立》的报告,王健对祠祀观念进行追溯、礼的发展性与士人祠祀观念、地方社会视野中的祠祀观念进行了阐述。段炼认为1923年发生的临车劫车案只不过为中国青年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契机,加速了其建党的进程。就如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租界成立一样,租界的特殊性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中共的成立已经势在必行。
与会者对于各个报告,有赞成,有疑问,有建议,有批评,观点未必一致,但对于学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水平提高――有着很大的作用。例如,根据杨国强研究员的报告,与会者就晚清清流与名士出现的根本原因、名士办报以及研究清流的角度与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在回应中,杨国强表示,中国近代化是急迫而非自身发展,利害与是非善恶需要并存,近代化提出的思考在于富强的同时应有两种不同声音的并存;对马军的上海舞厅业研究,在肯定其选题――关于文化消费个案研究的同时,就舞厅管理上的诸多细则问题向报告人提出问题;罗苏文研究员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也引发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对景德镇瓷器何以在近代衰落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有人认为萧条必须从自身找问题,而也有人表示不能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是其衰落的必然原因,还有同仁提出,在景德镇瓷器衰落的同时,其他的瓷都开始兴起,这又是何原因?王敏副研究员的报告,大家在肯定其文章阅读面广、逻辑性强,使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同时,有人对论文布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同仁建议慎用术语;另外,钱杭研究员就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问题向王健提出了建议,另有其他同志对段炼论文结构乃至题目的择定发表各自见解,两位青年同志均表示大家的意见令自己受益良多,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两天的会议很快结束,但对于与会者而言,收获却是永远的。
(历史所饶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