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举行建所五十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之十三
2006年12月19日，历史研究所全体成员前往浙江萧山，举办建所五十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之十三。由周武研究员主持，7位同仁（芮传明、程兆奇、虞万里、程念祺、袁燮铭、陈同、周武）发表演讲，报告最新研究心得。
芮传明在题为“弥勒信仰与摩尼教”的报告中，指出摩尼教与佛教弥勒信仰虽然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如崇拜光明，崇尚白衣，严格素食，都以“弥勒”为救世主，但其背后存在着观念的源流与内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虞万里认为该报告所作的比较研究，逻辑清晰，所使用的宝卷资料在目前学界很少使用。
程兆奇在题为“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的报告中，从“审判”电影《东京审判》的真实性入手，指出电影《东京审判》在反映历史真实上有重大缺陷，进而对历史现实中的“东京审判”的诸多争议点进行了探讨，如罪行法定主义、胜者的审判、天皇免罪等。钱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京审判”使得日本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熊月之建议报告人以“电影《东京审判》史料失实与编造”为主题，揭示“东京审判”的真实状况，并大力传播，以改变国人的误解，而这也是社科院作为“智库”的职责所在。
虞万里在题为“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新考”的报告中，针对陈国符等学者主张的由张宇初兄弟主持撰修并于正统十年完成刊刻的关于《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的传统观点，通过考察张宇初其人其事以及其他与“正统道藏”相关的史料，特别是明成祖《道藏经序》的发现所提供的铁证，指出编纂《正统道藏》的主持者并非张宇初兄弟，乃是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后又由邵以正加以点校，最终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完成全部刊刻，从而彻底改写了《正统道藏》的编纂刊刻史。芮传明认为该报告就像一篇极好的侦探小说，通过推理，抽丝剥茧，层层推进，铸成铁案，堪称考据上的典范之作。
程念祺在题为“商鞅的执政风格与人格”的报告中，通过对商鞅重赏、重罚等执政方式的分析，指出商鞅的执政风格，一是倡导急功近利，二是残虐和专擅，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由其执政风格，引申出商鞅利欲熏心的小人人格。张和声针对赏罚问题进行了很有意思的探讨，认为就人性而言，罚的效果要远远好过于赏。
袁燮铭在题为“安得海生平事迹考异”的报告中，通过考察清宫档案、谕旨奏折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清末太监安得海的名字、籍贯、生年、官职品级及其在辛酉政变、山东被诛案中的事迹进行了谨慎而细致的考证。
陈同在题为“民国时期对外籍律师的限制――以上海为例”的报告中，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从民国前期到民国二三十年代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以至抗日胜利之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在上海的外籍律师经历的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
周武在题为“从中西之学到新旧之学”的报告中，认为晚清接受西学穿越了夷夏之辨、中西之学、新旧之学和“学无新旧”四个环节。其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的从中西之学到新旧之学的蜕变，成为晚清思想与文化最深刻的变迁。报告人认为，价值判断的渗入成为变迁的重要标志；“新的崇拜”自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者即使能提出“学无新旧”的主张，也不能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关注。杨国强认为该报告的独创性体现在将思想史置于历史过程中加以叙述，丰满了思想史的血肉。他指出在“中学”与“西学”对举之前，还有一个没有对举面的“洋学”，而从“洋学”到中西对举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人接受西学有一个从“部分之学”到“整体之学”的变化；同时，他认为当中国人用夷夏之辨看待从海外入侵而来的西方“蛮夷”时，西方人也带着他们的“夷夏之辨”进入了他们眼中的“野蛮的未开化的”中国。而“中西之学”变为“新旧之学”，则是西方的“夷夏之辨”取代中国的“夷夏之辨”而被中国人所认同，即中国人承认了西方中心观。熊月之认为该报告很思辨，很大气，同时补充指出，庚子以前已有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谈论“新旧”问题。
本次七场报告，或者进行缜密的考证，或者进行深刻的思辨。其结论，有的可以彻底改写相关领域的历史叙述，有的则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理出头绪，启发学界不断深入研究。历史所2006年度的最后一场学术报告带给全所同仁一次丰盛的精神大餐。
历史所（冯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