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杭研究员在华中科技大学作关于靖国神社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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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靖国神社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结构
钱杭研究员介绍了靖国神社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特征。从1869年至1879年为第一阶段，当时称作“东京招魂社”，用以祭祀明治维新初期为王室捐躯的志士，以及在内战――“戊辰战争”中阵亡的官军将士。1879年（明治十二年）6月，明治天皇将其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靖，使之平安的意思。在此阶段中，神社的设立、选址、改名，祭祀对象的选择，祭祀理念和仪式安排，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应该视为日本的内政。有些日本史研究著作和工具书，将靖国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灵位一概称之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士兵”，是不够准确的。
第二阶段从1894年至1945年，靖国神社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整个国家体制也逐渐军国主义化。在这一背景下，靖国神社就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成了由日本陆军省与海军省共管的一个特殊神社，具体的管理和经费主要由陆军省承担。1938年以后，神社的宫司一律由退休的陆、海军大将担任。
19世纪90年代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如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因义和团事变引起的八国联军侵华），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战，又与德国争夺中国的胶东半岛；“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历次中日战争都是日本侵略中国；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略美国和太平洋地区诸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全都进入靖国神社，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加上第一阶段供奉的灵位，靖国神社供奉的阵亡日军将士灵位总数达246.6万柱。
第三阶段从1946年至今，靖国神社问题上升为严重国际问题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和国会利用冷战局面的形成，反法西斯阵营的分裂，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战争结束后，日本厚生省决定战时阵亡者属于“公务死”，可以在神社合祀。从原则上讲，新的祭神合祀的决定权在靖国神社当局（原来在形式上须由天皇决定），而神社当局无法准确判断某人是否属于战争中某一类别的“公务死”，因此只能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对“战争罪犯”的合祀问题因而产生。
1952年《旧金山条约》生效30天后，日本国会通过《战伤病者战没者遗族等援护法》，开始战后首次由国家推动的遗族援护行动。第二年8月1日，《援护法》经部分修正，认定援护行动同样适用于因战争审判而死亡者的遗族，他们可以获得与一般阵亡者同样的遗族年金和吊慰金。
1954年6月30日，根据《恩给法修正案》的规定，拘禁中狱死或刑死者的遗族，有权享受与一般阵亡者遗族同样的待遇；1955年该法经进一步修正，规定战争审判的受刑者本人也可获得“恩给”（特别补贴）。
通过以上一系列法律修正，就使得因接受战争审判而死亡的人以及在拘禁中受伤、生病的人，被同视为一般的战没者和战伤、病者。即对日本政府而言，无所谓甲级（A）、乙级（B）、丙级（C）战犯，所有因战争审判而死亡的军人和一般阵亡者一样，都被看作是因战争而发生的“公务死”，他们统一被称为“法务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罪犯”与国内法上意义的“犯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
1956年4月19日，厚生省要求各地相应部门提供符合靖国神社合祀资格的人员名单。这一活动从1956年一直进行到1971年。
在1959年举行的春季合祀祭中，阵亡者的名单中首次出现了“战犯”的名字。1966年在归国援护局送达的“祭神名票”中首次出现14名“甲级战犯”的姓名，靖国神社当局同意合祀这批“甲级战犯”。在1978年10月的秋季合祀中，首次将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予以合祀。
综上所述，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争罪犯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其根本问题在于1952年制定的《战伤病者战没者遗族等援护法》，以及1953年对该法的修正，这个关口的失守，导致以后的一切都成了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首要的责任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会，但国际社会也有失察之处，特别是美国政府，出于以日本制衡苏联、中国的冷战利益，纵容日本政府以调整内政为借口，从容地完成了法律准备，以至于贻误了对日制裁的最好机会。
第二部分为支撑靖国神社的基本理念
1．日本的近代化历程
日本人将对明治维新的理解，特别是将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揉入对神社的基本理解之中。而靖国神社的历史恰恰反映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否定、削弱、歪曲、淡化靖国神社的意义，就是抹煞日本民族的近代化历程。
2．天皇制度
天皇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崇高的象征地位。许多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制度在日本没有动摇，那么“皇军”的历史地位就具有了基本的合理性。这种看法当然是基于对历史的误解。从表面上看，明治宪法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都规定有天皇制度，然而，新、旧天皇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原理的不同。
根据宪法的原则，天皇、皇后可以参拜神社，属于形式的、礼仪的性质。但由于日本传统法律文化的顽强影响，大部分日本人对天皇保持着崇拜和信仰的心情，他们认为天皇是自己生活、工作乃至生存的中心。这种思维定势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现代日本社会，人们对任何事情都可以采取批评反对的态度，唯独对天皇不会作任何批判。日本国民在这方面丧失了判断能力。
3．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关键是战争罪犯，特别是甲级战犯问题。
许多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无视国际法、不公正的报复性审判，是在被占领状态下强加的单方面审判，完全是美国人主导的结果。最近有两本书，一本是江藤淳的《被封闭的语言空间》，一本是胜冈宽次的《被抹杀的大东亚战争》。认为东京审判缺乏国际法根据，如果是真正的审判，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第三方的参与。对失败方有利的证词和事实一概不予理睬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与对纳粹德国战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同。
4．对阵亡者的纪念
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神社中的许多设施、祭品、碑文，充分宣扬并且满足了后人对先辈的纪念。
5．国民道德教育
多年以来，在靖国神社中以及日本社会的主流舆论中，已经脱离具体的战争语境，抽象出了一个关于靖国神社的普遍的道德和情感角度。比如在1957年5月22日，全国护国神社会总会发表《靖国神社法案大纲》。宣布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表达国家及国民对为国捐躯者至诚的感谢与尊敬之情，对保留了这一基本理念及其传统的靖国神社所拥有之独立地位和在神社中举行的活动，应给以永久的保障和护持。”
第三部分为日本左、右翼关于靖国神社的讨论
钱杭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一亿总忏悔”的现象。
长久以来，日本左翼知识界强调一个观点，即全体日本人民都要为过去的历史进行忏悔，即所谓“一亿总忏悔”。从50年代初出现大量反战作品以来，涌现了大量意义深刻、角度多样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代表了日本知识精英的良心，以及战后日本人民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这一点必须高度重视，给予充分评价。说“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反思和认罪”是有失公允的。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日本很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民间力量的形成和集聚，与左翼知识界倡导、推动和实践的这场运动分不开。但是，“一亿总忏悔”的潮流还是存在误区，一个是过于“内向”，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对制度的反省。
此外，他还介绍了“迁址”及“日本首相的社会基础”（日本遗族会）等相关背景知识。
钱杭研究员的演讲在华中科技大学师生中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许多人表示，过去对靖国神社问题的了解比较表面化，不够全面，这次演讲将靖国神社这一中日关系间的热点问题立体、综合地展示在大家面前，令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体验。
（历史所 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