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四
2007年5月29日，历史研究所全体成员在所会议室举行历史研究所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四。此次学术报告共分三场，第一场由杨国强研究员主持，第二、三场由钱杭研究员主持。共有6位同仁（钱杭、何方昱、张剑、王健、王维江、段炼）发表演讲，报告最新研究心得。
钱杭在题为“萧山湘湖史研究中发现的几则新史料”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了丁鸣春著《萧山邹知县湘湖记》的发现经过，并对其部分文字进行了解读，认为地方戏剧通过铺陈演义地方性历史事件，用其对民众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教化和规范民间对善恶是非的认知和追求，从而在地方意识形态的建构中起到巨大作用。马学强认为该报告所发掘的这些新史料，学界极少看到，很不容易；同时进一步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搜集和调动一切史料，包括戏曲等。
何方昱在题为“学术、媒介与政治：以19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建都之争为中心”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贺昌群和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张其昀、沙学浚在19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展开的一场有关建都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充满学理性质的讨论亦彰显了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周武认为该报告将这场讨论梳理得很清楚，叙述得也很清晰；同时认为如果能把这场讨论置于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建都问题讨论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并结合参与讨论学者的地域、文化背景分析，可能会更有意思。
张剑在题为“良知弥补规则、学术超越政治：以教育部学术审议会1941-1947年评奖为中心的政府学术评议奖励制度研究”的学术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1941-1947年六届学术评奖的情况，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评议经历了一个从“私议”到“公评”的转型过程，评审专家和学术审议会的委员们以学术良知弥补了“公评”规则中的漏洞；同时认为学术评议是学术独立最为重要的制度化保障之一。杨国强认为该报告通过从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获得的史料，对近代学术评议制度有一个非常详细、清楚地介绍，不失为一场优秀的报告；同时指出，对于学术而言，中国传统的“私议”比近代的“公议”更有意义和价值，因为“私议”可以在自我修正和互相修正中为后世形成真正的“公议”，即学术得以传承；而近代作为学术评议的“公议”则成为一种利益和权力，这些学术之外的东西渗入学术中，即使用良知来制衡，也不能保证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何况良知本来就不是靠得住的。杨国强更进一步认为将公平观念用于学术上是不妥的，因为从价值上看，公正比公平更高，而公平的不一定公正。在学术独立问题上，杨国强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一直是有独立传统的，所谓学术不独立只是近代以来学术政治化、学术商业化的结果。
王健在题为“香火因何而盛：以漕河庙相关资料解读为中心”的学术报告中，通过对明清时代漕河庙相关碑刻资料的解读，同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明清时代该地区地方庙宇的生存实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芮传明认为该报告搜集了很多新史料，很有启发性，报告提出的“香火因何而盛”的经济原因是很深刻的，也很有说服力；同时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也应该关注到政治、精神信仰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王维江在题为“中国通梅纳特”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了德国战后第一代“中国通”克劳斯•梅纳特一生不寻常的经历，指出无论作为记者、教授，还是作为作家和“中国通”，梅纳特一生的身影都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但身后凄凉，在欧洲学界没有地位；这与另一个贴近现实的“中国通”费正清在美国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认为欧洲的中国学学界与美国的中国学学界在关于中国学的认识上有着显著的差异。马军认为该报告能给人很多启发，并认为称梅纳特为“中国通”很合适，因为其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不是学术性质的；同时认为不宜将梅纳特与费正清进行比较，而是可以将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采访延安的记者进行比较。
段炼在题为“口述历史与博物馆”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了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文物鉴定、陈列展示和学术研究等多项工作与口述历史的紧密关系，认为博物馆作为传承记忆的机构，应将承载记忆的物的传承，与作为非物质记忆的口述历史结合起来，从而为后人留下更丰富、更有价值的历史记忆。袁燮铭认为一件物品能放在博物馆，就是因为其身上有一段历史，若将口述历史与博物馆结合起来，将使博物馆的功能更推进一步。
本次六个学术报告涉及社会、学术、海外中国学和口述历史等多个领域，但都精彩纷呈，引起与会众多学者的热烈讨论。历史所全体成员在春夏之交共享了一顿丰盛的精神盛宴！
（历史所 冯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