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刊史研究的探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魏定西教授在历史所的演讲
2007年6月20日下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魏定西教授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会议室为青年科研人员作了一场有关报刊史研究的演讲，并与上海市部分青年学者针对报刊史研究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学术探讨。
魏教授从西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开始谈起，认为西方的理论是在研究西方的问题时形成的，对于中国问题虽有启发，但更多是不相契合。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会造成虚假命题等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他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本身出发，而要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必须了解近代中国的媒体。在近代中国的报刊研究中，他十分关注报纸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中国的报纸与西方报纸，包括日本报纸的相互影响的情况。
这些内容引起了与会青年学者的兴趣，于是纷纷发言，讲述自己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复旦大学张仲民博士以他丰富的资料阅历，指出清末民初的许多报刊文章都存在着互相转载或模仿的状况。历史所王敏副研究员以她多年的报刊研究经验，指出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当时许多不同的报刊同时聘请同一个访员有很大关系。同时，在中国新闻业起步之初，由于新闻的生产量极为有限，不同地方的不同报纸重复登载同一条新闻或评论的状况不可避免。华东师范大学瞿骏博士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是同一篇评论，但也要注意发现不同的报刊在登载时有无细微的差别，可能这种细微的差别，能反映出一个报社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态度。
关于报刊的阅读与报刊的消费成为讨论的另一热点。张仲民博士举出众多例子指出，当时的报刊阅读存在着一人买报、多人阅读的现象，这表明不能单从一张报刊的发行量来判断这张报纸的受众和影响面。
主持会议和讨论的历史所周武研究员就此进一步阐发了报刊阅读与报刊消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没有订报阅报传统的国家，报刊消费的数量不一定就是报刊阅读的数量。而一般情况下，报刊阅读的群体是大于报刊消费的群体；报刊阅读群体的扩大，则为报刊消费群体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清末民初，《申报》、《大公报》等全国著名报纸的最高发行量一般都在万份左右；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大公报》等最高发行量都接近或达到十万份，这与这些报刊长期培养的大量报刊阅读群体有着密切关系。完全可以说，报刊的消费群体正是被这些报刊自身创造出来。
（历史所冯志阳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