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举办系列学术报告之九
2007年9月25日，历史研究所举办了本年度系列学术报告的第九讲，由历史研究所现代史室同仁向全所科研人员报告近期研究成果，会议为期一天，分两场进行，分别由马军研究员与金大陆研究员主持。
首先，由陈同副研究员作题为《男女平等与清末、民国时期民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报告。他指出，男尊女卑在传统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民律草案》，直至1930年新民法的颁发，在这一过程中开始确立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尽管其间有曲折和反复，但最终男女平等仍然成为当时制定新民法的一个重要准则。同时他还分析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复杂问题。罗苏文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这项研究抓住了法律观念的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并指出：法律的改变是与整个社会环境相联系的，其中包括经济的变化、性别观念的变化等等因素。
袁燮铭副研究员在《马新贻庐州之役史实考》一文中对清末一大奇案的“张文祥刺马案”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上关于此案的两种说法，并通过分析认为皆不符合事实。他一方面考察张文祥的生平经历，另一方面论证庐州之役是太平军作战，并没有捻军作战的记录。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进行而断，提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全套档案史料是可靠的。王维江副研究员表示很受启发，认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马张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清末人物的说法虽语焉不详，但由于是同时代，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可靠一点。民国时代的人说法虽然有细节，但喜欢演绎。
饶玲一研究实习员在《尚贤堂与近代上海社会》中对晚清民初的文化机构――尚贤堂在上海的创建过程、发展情况、组织架构等问题进行梳理，指出尚贤堂的特点在于：多元化；与其他外国文化机构不同，华人为主要参与者；交际功能；宗教对话，体现融合与冲突。尚贤堂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社会得到广泛回应，其内因在于上海社会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华洋关系日趋缓和，由此成就了其黄金时代。另外，李佳白在上层社会中的号召力令上层士绅愿意前往，由此构建起为各界人士交流的交际平台，他们在此集会、讨论问题，形成一个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郑祖安研究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团体，并具有多功能性，其次它尝试把中西变化、世界各种文化融合起来，这样的团体很少，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来说非常必要。希望能够在史料上更多使用参与者的史料。
罗苏文研究员作了题为《官督商办：华商股份公司在沪创业（1872-1884）》的报告，她认为轮船招商局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华商股份制公司经历了官督商办――官督官办――商办隶部三次变革，招商局在沪成功创业，主要得益于外商私营轮船公司的示范，上海租界相对优越的文化资源，华人商股的参与三方自愿的结合。招商局的官督体制下形成了特殊的三家利益格局：股东、经理者、决策者。公司的经历者、股东均无法完整行使其权利义务。这个近代大型企业是商股、商权与政府侵权损害该局长期较量、抗争的产物。张秀莉助理研究员认为此报告选题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并进行了清晰的梳理，指出了官督体制下的不利以及对商股与商权的控制，这种长时段的考察对于研究企业为何得不到发展非常有益。并建议是否能就经营者和股东进行具体的分析。
其后，张秀莉助理研究员向与会同仁报告了近年来她参与“上海城市生活史”之“买办生活研究”后的几点思考。主要对买办制度的延续和变化、买办的形象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通买办群体的基本状况进行阐述，并特别针对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结合近年来自己所收集的大量资料提出心得和体会。马学强研究员作为课题参与者补充介绍了基本情况，同时指出，买办是近代社会最有争议的人群，具有复杂性，买办概念、形象亟需重新梳理，并回到人群中进行取样方能回复其本来面目。
张培德副研究员在《谈谈魏斐德教授的报告<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历史学>》的报告中介绍了美国中国学家魏斐德教授1977年访华的经过，包括访问各地大学以及博物馆，指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大转折，这一转折是从1977―1978开始的，但这段时期在一般学术史方面的著作中常被一笔带过，魏斐德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段时期中国历史学界情况的一份非常难得的材料。段炼助理研究员在评论中引申指出：一、中国的博物馆带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和很深的时代烙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二、一个好的博物馆应该突现其地域特色，行业特点，利用馆藏，扬长避短，向社会传授知识。
其后，与会同仁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向报告者提问，其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为报告人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饶玲一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