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报告・讨论・争鸣：历史所举行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十二

报告・讨论・争鸣：历史所举行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十二

2007年12月4日，历史所在青浦举行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同仁学术报告会，报告会分三场进行，共有六位同仁向大家报告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

上午9点半学术报告会正式开始，第一场由程兆奇研究员主持，罗义俊研究员发表了题为《群龙无首与各正性命――再论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学术报告。罗义俊指出，天下大同是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群龙无首与各正性命是儒家《易》学中表现出来的重要思想。具体言之，“群龙无首”，亦即群龙齐腾飞，是指一种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形象，尤其承认并肯定个体的独立存在价值与创造性。各正性命即万物各得其所，尤指正当的生与正当的死。此二者互为发明，表达了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原则，这就是个体性原则；并可展衍出社会实体性原则与政治虚君论。这三个大原则，在儒家，是贯通于古今的，适用于当心，又指向永远。

程兆奇在评论中首先肯认罗义俊先生是一位将生命与学问融于一体的、有信仰的学者，此次报告尤其彰显其学者关怀，亦彰显儒家倡“道”并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实关怀。熊月之所长也特别指出，罗义俊的学术报告有三个特点，第一，其所作的心性之学，实乃以“有我之境”治“无我之学”，体现了其学问的诚与精；第二，其以学人的身份对当下颇为盛行的“和谐”观念作了学理的阐释，乃学者对于现实的关怀与贡献；第三，其治学方法严谨，又彰显了一名学者的操守。程念祺、程兆奇与罗义俊还就“政治虚君”观作了进一步的学理讨论。

下午一点半开始第二场学术报告会，由宋钻友研究员主持。郑祖安研究员首先作了《徐霞客行游人生中的最高境界》的学术报告。作为徐霞客研究专家，郑祖安认为明代的徐霞客，一生不事他业，唯以行游天下为人生，他的行游，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多是带有探险性、研究性的远行考察。最为超绝的是徐霞客的精神：在长期艰险的行进中，他真正做到了“途穷不忧、行误不悔”与“不惮以身命殉”。从《徐霞客游记》中可以梳理出其五重最高境界：第一，“心骨俱彻”、“飞魂濯魄”；第二，“更生”、“脱胎易世”――如何重新获得生命；第三，“非复人世”――仿佛不是在人间；第四，“人人以为（吾）仙，即余亦以为仙也”；第五，与大自然�为一体。由此，郑祖安指出，徐霞客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旅行家，其纵情于山水，热爱行游的人生已达到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马学强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学界对于徐霞客的研究主要是从明清史、地理学、旅游学三个领域进行，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徐氏身上具有的一种宗教情结，其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忘我与无我的境界都可从宗教层面再作探究。徐霞客因在科举中受挫而后行游人生，但不应忘记其在出仕与入仕之间仍有矛盾。承载研究员与罗苏文研究员就徐霞客在行游中的旅行装备、如何辨别方向等问题与郑祖安进行了讨论。

甘慧杰接着作了题为《关于军票史的一个问题的思考》的学术报告。军票是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制发行流通的征用性、掠夺性票券。学界已有的成果对军票的源起、形成、数量及军票政策的演变过程已有研究，但对于“军票的掠夺目的是如何实行的”却极少涉及。甘慧杰指出，就日寇而言，使军票流通以实现掠夺目的，如同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各种配套措施，如经济封锁、物资统制、物流统制、军票价值维持等等。军票与这些配套措施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既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又破坏非沦陷区的经济，使全国民生凋敝，满目疮痍。

马军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此项研究仍可从几个方面加以深入及拓展：第一，宏观方面，应关注军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对1938-1943年作长时段考察；第二，军票与抗战时期国统区及沦陷区贸易、走私、货币及粮食问题均有关联，可再作细致研究；第三，关于抗战史研究，除了史学积累外，还需要具有相关的专门知识，比如军事史与军事学，军票与经济学等等。葛涛提出，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亦曾发行军票，是否借鉴了在华经验，似可作比较研究。

唐巧天作了题为《北方口岸与上海的外贸埠际转运》的学术报告。鸦片战争后上海与北方口岸相继对外开埠，上海发展成为全国外贸中心，而北方口岸尚不具备直接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指向的外贸埠际转运。上海在相当长时期内，充当了北方口岸对外贸易的中转点。唐巧天认为，北方口岸与上海间的这种外贸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这一变迁既反映了各地区中心口岸独立性的增强，也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影响的多元化，变迁中折射出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导致了对外贸易中全国口岸体系出现新局面，其内涵十分丰富，是正确认识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和中国港口体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前提。

马学强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唐巧天的报告思路清晰，论证相当充分，对于近代口岸贸易变迁所作的梳理更加深入。同时，马学强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第一，在贸易研究中，应“见人”，即关注到人员往来的状况，诸如银行、移民、商团以及重要人物对港口的评价等等；第二，在区域比较研究中，应注意双方的地位对等性，上海并不能代表长三角区域，而长三角区与北方港口区更具可比性。罗苏文研究员则指出，在解释贸易变迁的原因时，数据的使用是必要的，但不能满足于数字的呈现，研究者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简短的茶歇之后，第三场学术报告会正式开始，报告会由金大陆研究员主持。吴健熙作了题为《当代上海基层社会资料的史料价值初探》的学术报告。在当代史研究领域中，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史等研究外，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及其社会环境生态，亦即所谓“基层社会”者，也是该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向。吴健熙指出，经过多年征集当代基层社会资料发现，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形成于1950年代前期，一部分止于1970年代，另一部分止于1980年代前期，涉及十多个具体单位，其史料价值有三点：第一，无可争议的原始性与具体性；第二，与政府公文档案的互补性；第三，不同对象的差异性与基层社会的普遍性；第四，史料价值的延伸性。

承载研究员在评论中首先指出，罗苏文研究员运用杨浦区工厂资料所作的出色研究表明，当代人写作当代史已没有问题。当下学界还缺少微观化、细致化的研究，因此，面对这批庞杂的资料，如何入手开展研究应引起重视。此外，如何合理、合法的规避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承载表示，希望能在相关领导支持下尽快整理公布这批基层社会资料，惠及本所同仁。

田一平作了题为《海派书画家的“润笔”初探――以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书画家为例》的学术报告。田一平认为，以往对于海派书画家的研究大都局限在艺术家创作范畴和艺术家个案分析，而作为海派书画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形态却被长期忽略不计。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不能遗忘的艺术家生存结构，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海派书画研究的深入阐释和客观评述。田一平梳理了清末、民初以及1920-30年代海派书画家的润笔状况，指出从大背景看，民国成立后至三十年代中期，当时的物价基本稳定，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中，即使不是大名家的书画家，其生活亦属小康，这就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奠定了一个较好的经济支撑。

承载在评论中指出，海派书画家的润笔问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因为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从田一平的报告中，能够看出一些更为具体的脉络，只是其论述仍不够透彻。海派书画家的成长及发展均与上海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民国以来，上海地位的转变、需求的改变，都为润笔的上升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背景。熊月之认为，田一平的报告下了很大功夫，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应将眼光放宽至整个书画市场，书画家在其中的地位亦可凸显；第二，应对购买书画作品的买方作深入研究，可分为有钱人、晚清遗老、附庸风雅的商人、洋人等几类；第三，应关注《申报》上有关书画家的报道及其作品广告等等。

至此，本年度历史所的同仁报告会亦宣告结束。熊月之所长作了年度总结。历史所同仁学术报告会已经举行了三年，已成为历史所的一项学术传统。熊月之从三个层面对此作了阐发，第一，所里同仁有义务向全所人员汇报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一年中，报告人认真准备，评论人评论到位，各个研究室负责人组织有序，都保证了学术报告会的质量，做到了以学术的力量推动学术发展。第二，学术报告会的举行能够在全所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作为历史研究的从业者，应该坚守阵地，坚守自身的学术传统，认真研究。学问无古今、中西、有用无用之别，只要对于学术有所发明，有所创新，都是有价值的。第三，对于学术报告会这一形式及内容还应有所提升。首先，可将主旨及内容相近的报告组织在一起，使报告会系统化、规范化；其次，应重视问题意识。集中酝酿、梳理、讨论学界最重要的问题，并邀请所外专家参与讨论，有利于学科发展；最后，应提高批评的质量与水准，也使讨论的质量更高。熊月之强调，同仁学术报告会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我所的学术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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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所 何方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