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后记
杨国强
二十多年之前随陈旭麓先生学史,最先用学问功夫读的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之后，是以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还有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为书名的各类辑集。正是沿着这些人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我才能够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而我记忆最深的则始终是读曾国藩。记忆深的东西总是心血化得多的东西，在陈先生门下的那三年里我写过四篇文章，其中两篇的题目都是曾国藩。今日重阅旧文，当年师门耳提面命之教犹历历如在眼前，思绪绵连，不觉怅惘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