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院庆历史所2008年系列学术报告之二
2008年6月28日，历史所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了本年度第二次学术报告会。共六名同仁报告了他们本年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次报告会还邀请了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艾尔曼教授和卢汉超教授出席。
上半场报告会由周武研究员主持。杨国强研究员第一个报告，主题是“洋务运动中的西方人”。这是杨国强研究员所承担“清史”编纂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报告指出，第二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公使的入京，总理事务衙门、南北洋大臣、海关道和洋务局等一系列机构的设立，中西之间真正进入了一种和平的、常态的交往局面。在西方人“合作政策”和中国人“中外相安”策略的配合下，中国的洋务事业大步展开，而来华西人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西方人对中国洋务事业的助益是一常题，而杨国强研究员报告的独特取径在于，他指出了西人在作为“外来人”和“局中人”双重身份下的矛盾与困厄。报告举李泰国、蒲安臣与赫德为例，分三种类型描述了西方人在中西沟通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历史命运。杨国强研究员认为，在一个中西不能沟通的时代、在一个中西交往无公平可言的时代，有这样一些西方人，他们努力并自觉承担起两个世界之间的沟通；然而作为局外人卷入中国的局内，他们的矛盾、�牾和彷徨也体现了近代中西交通中的历史困境。
汤仁泽副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史学界对“洋务运动”与“洋务事业”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对清廷所举行的洋务事业也存在着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是从介入洋务的西方人入手，细致探讨其中的缘由、过程，并且深刻洞察由此展现的历史中的苍凉意识，则具开创意义。卢汉超教授亦就蒲安臣使美事件与杨国强研究员展开了讨论。
第二个报告人是王维江副研究员，他的报告题为《悲剧“清流”张佩纶》。报告以张佩纶在中法战争前后的命运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清流人物在晚清中国的沉浮际遇。作者以张佩纶为例，质疑了传统的“南北之争”，他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促成人际交往的因素是多样的：乡谊、年谊、世谊、同寅、同门、姻亲；人也是文化动物，同气、同好，更是加深友谊的催化剂；人更是政治动物，利益博弈最终决定人缘疏密。张佩纶谋略以大胆博击而刷新政治、振作洋务，反而酿成由辉煌到仕途悲剧。悲情的张佩纶，再次证明了“清流”人物来路的庞杂、建言动机和政见的分歧，也反映了转型期的年轻士大夫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选择。
评论人袁燮铭副研究员认为此项研究突破了以往窠臼，再现了张佩纶的复杂人生，也由此厘清了清流派丰富、多样的内涵与来源。他进而指出，所谓“悲情”，既在于张佩纶的个性与人生，更指向了一种充满矛盾性格的时代氛围。
第三个报告是李志茗副研究员的《近代士人与兵事》。报告分为三个部分：近代中国的兵事，兵事与近代士人的嬗蜕，士人、兵事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的主旨意在清理清末民初中国由文官政治向尚武政治转变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兵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士人为兵事而效西法的过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而军事是其中最为现代化的事业。士人为实现富国强兵所掀起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总是在刺激和逼迫下进行的，因而呈现出简约、片面而又多变的特征，近代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传统社会的圮塌以及军人成为社会的中心，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军事时代”，引起了士人深刻反思和对文治精神的呼唤，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评论人杨国强研究员认为，讲述近代中国的“士”与“兵”，为解释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中，知识人的演变历史及近代中国的演变历程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解释。嘉道以来的经世意识，在内战中获得了某种实践；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相继爆发，中国的读书人的在不断的战争威胁中、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高倡之下，兴起了士人从军的热潮。军人作为一力量被引入政治，导致了中国政治的转型，也导致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讨论士人与兵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在细节中昭示了中国历史的宏大变迁。
经过短暂的茶歇，下半场的报告会由杨国强研究员主持。首先是何方昱博士的报告《学人聚合与中国学界“自组织”：以1940年代《思想与时代》学社为中心》。报告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中的学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内部视角”（fromwithin）进入，通过史实的重建和辨析，“再现”这一学社的聚合过程。作者认为，浙江大学、密切的私谊网络及共同的学术旨趣为《思想与时代》学社的聚合和延续奠定了基础，进而，学社通过创办刊物、编译西哲名著、学术邀访、出版丛刊以及谋求团聚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其学术空间。种种努力使《思想与时代》学社成为1940年代中国学界一个联谊密切和颇有影响的学人群体。探究《思想与时代》学社的聚合过程，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从内部自发联合到自觉拓展延续的有序过程，而且能展现学人在战时中国谋求思想建设和拓展学术影响的种种路径，同时揭�中国思想界的多重面相。
杨国强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作者通过集合零碎的材料，纠正了一些前人研究的错误，并对史实作了详尽的拼贴与细致的描述。他进而指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有一个主流的载体，对于民国时代的中国而言，大学为学人的交往提供了一处绝佳的平台；从这一“文化的保垒”出发，才有了学人之间的私谊网络与“自组织”形态。此外，在抗战时期，西南中国的弦歌一堂、包括学人们对于学术的执着，这一切之所以可能，还是落实于“中国文化”，即，对学人而言，较之于政治，文化的传承是更为重要且深沉的事业。
接着是葛涛副研究员的报告《百代浮沉――对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原因的分析》。论文指出，百代唱片于20世纪初叶进入上海，直至1649年5月停止营业并于稍后撤离上海，其间历时约50年。在此过程中，百代唱片创造了中国唱片史上的多项纪录；而之所以有此盛况，主要有赖于其生产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强大实力，以及公司先进、周到、具前瞻性的经营理念。而百代公司最后的没落，与其说是由于内部原因，不如说是由战乱、中国近代的动荡政局等外部原因造成。百代唱片的盛衰历程，可视为民国时期中国唱片的象征，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上海社会生活的标志。
周武研究员对葛涛的报告作了极积的评价。他进而指出，在中西交汇的近代社会，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器物因之而改变。学界对西制东渐、西学东渐已有不少出色的研究，而惟独对西物东渐的历史关注不多。百代唱片作为对上海唱片业考察的一个个案，再现了外资企业在近代上海的浮沉，具有典型性。此外，他还提醒作者，必须将“百代浮沉”与近代中国娱乐业的盛衰、文化市场的变迁，乃至整个近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联系起来，即，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由冯志阳作了题为《制作“包身工”》的报告。报告人简单介绍了1949年前的包身工制度，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1936年至20世纪70年代，“包身工”作为文学形象以及政治符号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从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开始，经由文学、电影、图片与展览乃至教科书等形式，“包身工”作为一种旧时代的象征物，被不断地谈论与展示。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阶级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符号被制造出来，并且在持续的历史过程中被不断强化，成为一种象征物保留在历史记忆中。
罗苏文研究员对报告作了点评。首先肯定了论文在视角上的创新意识与立意方面的独特性。她进而建议，要论述作为象征物而传播的“包身工”，首先必须将包身工制度本身的源流、制度模式理清楚。其次，必须厘清的问题还包括：文本的制作者夏衍的身份、他与当时的共青团、工运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包身工制度在近代中国生存的土壤是什么？与中国的工业化困境存在何种联系？
本次报告会由近代史研究室与思想文化研究室的同仁联合举行。所报告的论题，既有传统的政治史范畴，也有新兴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涉及的问题皆取径独特，引发了与会同仁的热烈讨论。会议体现了研究者在各自领域内的心得与成就，并且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历史研究所的整体科研实力。
（历史所 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