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出版感言
欧阳红
《新民丛报》就要出版了，两年多来悬着的心也石头落地了。从最初的“考察”开始，搜集底本，联系图书馆，至最后复制完毕，这是我耗费心力最多、过程最长最曲折的书。这里草草几句，以作体会。
一、也说说缘起
四年多前，龚书铎先生来函，提议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的出版继续下去。领导安排我论证、考察，随即我拜会了当年主持近代期刊影印的陈铮先生，听取意见。陈先生建议从馆藏人手，以《湘报》、《民报》为突破口。之后我丢下手头的书稿，扎到图书馆的三楼，不知不觉中一呆便是两个星期。其间，我核查了馆存的近代旧期刊，并一一做了记录，注明其出版年代、版本与馆藏情况。了解这些之后，便是考察期刊的文献价值。我仔细阅读了丁守和主编的五卷本《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对馆藏的重要近代期刊进行比勘、筛选。接着，我把1949年后影印过的近代期刊做了一个详细的数据，如哪些在大陆影印过，哪些在台湾影印过。
报刊，按现在的定义，是指报纸和期刊(杂志)。在近代，期刊和报纸是不分的，报纸实际上是含有新闻内容、定期或不定期发行的期刊，有旬刊、半月刊、月刊等，署名为某某“报”的，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其实都是小册子的期刊。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推出，起自1895年，至1918年止，原计划第一批出版十四种：《强学报》、《时务报》、《昌言报》、《实学报》、《集成报》、《清议报》、《中外纪闻》、《经世报》、《亚东时报》、《求是报》、《知新报》、《译书公会报》、《萃报》、《蒙学报》，因各种原因，实际上只出版了《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昌言报》、《集成报》、《实学报》，其中《清议报》已于2006年重印。关于汇刊的发起、搜集、出版，见汤志钧先生追述文章《(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出版缘起》(载2007年9月28日《中华读书报》和《书品》2007年第5期)。
了解这些之后，便是敲定影印的期刊具体刊名。为了适应研究的需要，期刊的影印虽为推陈，也应出新，第二批出版的期刊不仅要与第一批有接续性，宗旨一贯，还应当重视其文献价值。在近代，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报刊当属《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两种已有影印本(《新青年》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影印发行)，只有《新民丛报》未影印出版。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新民丛报》在海外发行，国内只一些大的图书馆有收藏，一般人难得寓目，因而影印出版很有必要。然而它刊行至今已有百年，这一百年中，屡经战乱，收集不易，每号是否缺损也有待细核，因此影印《新民丛报》并非易事。
经过对局内图书馆近代旧期刊的多次分类、甄别，2004年11月我向领导提交了一个《关于影印近代报刊的调查》，从优先利用馆藏资源、降低成本出发，初步确定第二批影印的期刊为《新民丛报》、《湘报》、《民报》、《国粹学报》、《国风报》、《庸言报》等，并计划先搜集《新民丛报》(《湘报》、《民报》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印发行过)，由难而易。这一设想得到局领导的大力支持。2005年，我的工作重点因故转移到其他方向，所有与此有关的工作，随之中辍。
二、几经周折，尘埃落定
后来《新民丛报》的搜集工作时断时续，我也接触过国内几家大的图书馆，但毕竟经验欠缺，对困难估计不足，进展并不顺利。2006年初，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有幸结识了人大的郭双林先生，闲谈间提起此事，经郭双林先生指点，得知北师大历史系(现改为历史学院)近代思想室研究室有全套《新民丛报》，这使我欣喜若狂。3月的一天，我与冯宝志、于涛主任一行拜访了北师大杨共乐院长、史革新先生，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借用《新民丛报》的要求。但后来借书时才知道，由于年代久远，该室所藏《新民丛报》并不完整，只占整套期刊的二分之一，加上本局图书馆所藏，可使用的共六十五号，还缺三十一号，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2006年12月，我联系上了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书源先生，希望能利用该馆所藏补齐《新民丛报》，李先生慨然允诺，并安排相关人员协助复制，那时已经临近寒假。但遗憾的是，经核查该馆所藏为五卷本《新民丛报》汇编本，不是原期刊。至此，搜求底本遇到了巨大困难，下一步怎么办呢?不久，中山大学的桑兵先生来我局访问，桑先生得知后很热心，主动提出可代为联络。同时，桑先生还建议先把底本找齐，版本的事暂时放一放。随着搜集工作的不断深入，我才知道《新民丛报》出版后，发行日增，曾多次重印，版本甚多。很快传来了喜人的消息，桑先生联系了日本一个研究所，该所藏有整套《新民丛报》的初版，并保存完好。经协商，对方承诺免费提供全套底本，只收取复制费用。这又使我欣喜不已。几天后，13方给我传来了扫描样本，但由于电脑制式的差异，根本就无法看到，使用则更不必说了。事情就这样又被搁置下来。这时，借出并复制好的六十五号期刊已完成近一年了。
之后，我又反复与几家大图书馆接触，经联系，均是“索价过高，不能承受”。这期间，令我欣慰的是，有一位学者得知我局已出版《湘报》、《民报》，主动向我提供《译书公会报》的原刊(《译书公会报》为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刊物，已列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2007年11月出版)。2007年夏天，在一次写给汤志钧先生的信中，我抱着一丝希望恳请汤先生代为联络。几天后，汤先生回信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有《新民丛报》，并寄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出版缘起》一文，投稿给《书品》。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因先生年事已高，《新民丛报》的核查工作就由汤先生交给其公子汤仁泽先生。经汤仁泽先生的逐页核对，确定待补《新民丛报》底本完好无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芮传明先生了解情况后，特安排该馆的沈志明先生协助办理。2007年10月中旬，我踏上南下的列车去借《新民丛报》，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内心既兴奋，又感慨；其中甘苦，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出。就在《新民丛报》前期制作即将完成之时，汤志钧先生寄来了他为《新民丛报》撰写的《影印说明》，这正是先生多年研究的心得。
由于《新民丛报》搜集不易，版本复杂，影印后的《新民丛报》由北师大历史学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与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配套辑成，有初版，也有重版，望读者鉴别。另，为便于阅读，特请人编制了全期刊的总目附于书前，并加上全书通码，以便翻检。《新民丛报》的出版可谓研究者的福音，亦可谓出版界的盛事，从搜集到出书的两年多时间里，得到学界长辈的指导与帮助，北师大历史学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通力合作，龚书铎先生、杨共乐先生、史革新先生、郭双林先生、马勇先生、闵杰先生、桑兵先生、汤志钧先生、芮传明先生、汤仁泽先生、沈志明先生、李书源先生等的热心支持，本局领导与同仁的关心，感触良多，谨致谢忱。至今，仍有许多近代珍贵期刊仍尘封于各大图书馆，但愿物尽其用，让更多学者使用研究。而影印出版，其实就是最好的保存。
三、关于《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在日本发行的半月刊，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次年2月起，改为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如期出版。1907年8月停刊，前后历时六年，共出96号，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
《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初创时，分图画、论说、学说、口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论、地理、教育、学术、近事、名家说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绍介新著各栏。第二年起“改定内容”，论著门中着重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历史、地理、教育，说明“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新民丛报》初创时，梁启超所撰长篇政论《新民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且影响广泛的文篇，提出了创办《新民丛报》的指导思想。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
“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由于梁启超议论新颖、语言明快、文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使得《新民丛报》印数日增，最初仅印二千册，到第二十号时，增至九千册，有时高达一万四千册，还经常再版、翻印。此后，梁启超“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引自《清代学术概论》)。此是实情，并非自夸。
《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初期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言论激进，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因此，重新影印《新民丛报》是完全必要和非常迫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