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2008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四
2008年12月22日上午，历史所举行了本年度第四次学术报告会，本次报告会由周武研究员主持，共有七位同仁向大家报告了他们最近一年的研究成果。
周武研究员作了题为《文化市场与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报告，这也是其他关于中西新旧之学系列思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尽管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相当繁盛，但多集中于它的启蒙主题，至于启蒙是如何可能的则甚少追问。通过多年来的深入研究，周武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初只是一个校园实验，它之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市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事实上，19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力的并不是《新青年》和《新潮》杂志，而是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上海出版同业。出版家群体趋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由校园实验逐渐席卷全国的过程。没有出版家的介入，新文化在短时期内激荡成潮是很难想像的。在这里，研究者的目光突破了传统学术体系中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界限，而是将同一问题置于一种多元的场景中进行分析。界限的打破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综合”，它很可能让我们从历史的深处去理解思想与文化的缔造过程。
张剑在评论中指出，周武作为国内从事新文化史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为思想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向。将一种思潮或文化与出版事业、乃至市场的流通与获益机制联接考察，这也是新文化史赋予的独特角度。但在另一方面，这项研究仍限于出版业，研究者还应关注市场联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比如技术方面带来的改进等等。在自由讨论中，熊月之认为，周武的这项研究很有价值，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考察，从其发生的上端、中端及下端几个面相着手，更能展现这一运动的复杂性。程兆奇则指出当时的出版业不仅仅对新文化有重大影响，对旧文化亦有不少贡献，诸如“四部丛刊”等古籍的刊印。虞万里亦指出，彼时众多出版物中的新、旧读物的比重值得关注与细考。
王敏副研究刚刚完成其博士论文《建构与意义赋予：苏报案研究》的答辩，这次她为大家报告了这篇博士论文的主旨。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一般著述中均有涉及。但是目前对这个案件的一些关键性环节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王敏的这项研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详论苏报案的发生与审理，揭示了苏报案的一些关键环节和细节。下篇研究苏报案的记忆，一是大众传媒对苏报案的建构；二是苏报案的建构以及章太炎和邹容形象的塑造。王敏试图将苏报案作为一个个案，探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何被建构成由不同的立场、观念、目的等支配的话语，进而解读中国近代史的建构模式。
周武在评论中指出，王敏的这项研究在史实的重建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借前往美国哈佛燕京作访问学者的机会，搜集到大量的英文资料，颠覆了以往的评论与记述，其对苏报案的重述，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同时，周武还指出，在对苏报案的“建构”中，王敏对于史学著作并未涉及，而在“革命叙事”的语境中，苏报案正好与其契合，因此引起广泛关注。这一部分仍可作进一步探讨。此外，尚有教科书中的苏报案以及“纪念”模式对苏报案的建构等领域，均可再作细考。
施扣柱副研究员作了题为《非富家子弟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求学之路》的学术报告。何谓“非富家子弟”？施扣柱认为，这一概念系与“富家子弟”对应而言，并非一定是贫寒子弟（虽然也包括了贫寒子弟）。近代上海学生中的非富家子弟，主要来自那些因家道中落、战争和疾病死亡等导致经济滑坡的原中产阶级家庭，也有一些真正来自于社会底层。作为一个群体，非富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上海得以比较成功的求学，还有来自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综合原因。
罗苏文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施扣柱多年来专攻上海教育史领域，这次报告又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中涉及的史料相当广泛，搜集网络极为不易。近代上海学生的“求学之路”亦可称作“求助之路”，其中又可分为个人的求助之路与政府、学校、社会的资助之路。近代上海教育办学目标的多元性与多样化，为学子求学提供了多种资助渠道。
沈洁博士作了题为《“功名道断”――科举废除与功名意识的近代流变》的学术报告。从戊戌年间的科考改革算起，1901年废除八股取士，1905年立停科举，1911年废罢学堂实官奖励，科举制度在晚清中国持续激越的改革言论与实践中，被一路追剿，归于消亡。沈洁的这项研究讨论了废除科举之际的功名意识，包括言论环境中的批评与支持，政令的推行合理性及其困境，社会与文化范畴内功名意识对中国历史的长久影响，及有关的心态和文化潜流。
李志茗副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沈洁读硕士期间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如果说其硕士论文体现了她对废科后下层社会的关怀，那么今天这个报告就是沈洁关注上层社会在废科前后的众生相。这篇报告同硕士论文相比，相同的是史料丰富扎实，并比较注意采用社会变迁的角度；不同的是这篇报告视野更开阔，书写更有技巧，显示出了她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李志茗进一步指出，书写历史时，还是应该注意历史的层次感问题。尽管历史场景的演进不可能泾渭分明，但作为研究者，可以适当的分一分阶段，并注意史料的运用，以凸显历史演变的脉络。
程兆奇研究员报告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东京审判判处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但所判只是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否定了公诉方提出的“对和平之罪”的相关罪名。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最高量刑和消极责任的问题，二是甲级战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后者尤有重大意义。此项研究通过对比、检讨被告、辩护人的证词和他们事发时自己的记录，证明影响免责判决的松井石根的消极虚象为被告方刻意编造，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免责判决为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做出的不当判决。松井石根列名甲级战犯确有所当，并无“冤枉”可言。
熊月之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自东京审判后，学界于此的评价甚多。中日双方均有不同意见，因此，对于松井石根的战争责任的再检讨，意义颇大，这一选题很有价值。在研究方法上，程兆奇使用日文资料，包括法庭、松井的口供、松井的日记等三种史料互相印证，在资料运用上相当扎实，论证的逻辑颇为严密。
陈祖怀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先秦儒道“内圣外王”说会议》的学术报告。“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家，特别是宋后新儒家尊崇的政治伦理，对中国影响深远，其理路一本孔、孟之旨。然而考诸典籍，“内圣外王”的提出源自庄子，内涵与儒家截然相反。与孔、孟“仁政”、“性善”阐发的“内圣外王”学说不同，庄子承袭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思想，以“率性”、“自私”为阐发基点，提出了“无为无不为”的“内圣外王”主张。“无为”为“王”，法天；“无不为”生民、合天。在“上无为而下必有为“的社会制度关照下，全社会成员“各遂其私”，而成就“天下为公”的终极目标。
陈祖怀认为，我们今天重新比较研究，目的仅在于继承先贤的人文光辉与思想智慧精华，追寻历史的启迪，走出“圣人”时代。当中世纪 “子民”的身影渐渐远去，现代文明的曙光才能真正传统重重中世纪的黑暗迷雾，照亮中国人前进的道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公民社会的建立。
高俊博士作了题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南洋华人参与》的学术报告。作为清末民初最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南洋华人因地缘之故，与国内联系尤为紧密，在中国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历史作用丝毫不亚于北美华人，尤其在这场新加坡开埠以来最大的群众抗争中，南洋华人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国内抵制运动后期的发展。
王维江副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高俊利用在新加波国立大学作博士后研究的机会，从星岛搜集了大量资料，完成了一篇内容丰富的论文，值得钦佩。另一方面，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对于海外华侨史的研究出现新的转向。高俊也可将这项研究置于新的研究路向中，探究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多重因素。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外，尚有南洋华人与其他团体的利益博弈等值得重视。宋钻友研究员认为，学界对于南洋华人参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尚乏详实论证，这项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但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对于“华社社团”与“家乡会馆”的关联与差别尚可再作辨析。
（历史所何方昱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