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2008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六
2008年12月23日，历史所举行了系列学术报告之六，本场报告会由马军研究员主持，7位同仁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金大陆研究员的报告《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以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为个案》针对现在报纸中的回忆文章都提到文革时期的猪肉是要肉票的这一集体记忆的失误，对文革期间是否使用肉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资料挖掘，提出上海共有5次发肉票，但文革期间只有到1976年7月后才开始发放肉票，文革期间的其它时间内上海没有使用肉票。因为当时全国保上海，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调猪肉，上海市委专门批示购买冰冻车，上海通过发放工业券和养猪饲料的政策，鼓励养猪，上海市民和饭店的淘米水和剩菜都送给养猪场。因为毛泽东强调“猪多肥多粮多”，所以鼓励养猪。本文要追究的问题是集体记忆是怎么失误的，是怎么重建的？为什么大家都言之凿凿地讲文革期间都用猪肉票，一是由于口口流传所形成的“呼应效果”，二是媒体宣传将口口流传转化为公共传媒的认同，变成公共记忆。这一流传为什么会出来，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确实发过肉票，事实被假借过来了，另有一个情感与价值判断的影响，在“集体记忆”重建时，引入“文革灾难论”的价值取舍。
程兆奇研究员的评论认为报告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做得非常有意思。这也是一项很艰辛的工作，长期爬梳和收集文革的资料，许多学者都对此寄予很高的期待。虞万里研究员指出报刊中所报道的猪肉的价格确实不对。其他学者也就资料及集体记忆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陈同的报告《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律师制度的短暂过程及其历史的思考》指出建国之初律师制度的建立是很短的，以往史学界讲到这个问题基本都是避开讲。1950年7月《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辩护及请人辩护的权利。新律师有三个类别：一是公设辩护人，二是职业辩护人，三是诉讼辅助人，强调以公设辩护人为主。1954年新《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相继颁行后，律师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当时没有律师法出台，这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有关。律师的职责与民国时期大同小异。1956年1月司法部请示大规模推行律师制度，1956年至1957年还大力宣传要实行律师制度，1956年的日本战犯审判案与四明堂药局案件中都发挥了律师的作用。当时主流媒体对人民律师制度的宣传与界定中，反面对象就是民国时期的律师制度。报告人提出尽管反右运动对于司法界的冲击很大，但是查阅当时的报刊，却并未发现有否定律师制度的文章，也就是说，当时的批判文字主要集中于存在的问题，而并不是律师制度本身。各地律师协会和法律顾问处在1959年撤销，终止了工作。律师制度的中止是在当时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当时政策转变使然。
张培德副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报告对传统说法做了纠正，非常可贵，但关于律师在反右中多少人划成右派还需要更可靠的资料予以佐证。针对报告提出几个问题：对解放前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在解放后怎样处置？当时事事要讲阶级性的情况下，是否所有的案子都需要辩护？律师的收入水平如何？史良等人成为新制度的领导人，对律师制度有什么说法？
田一平的报告《晚清、民国至当代书法在上海的一些特点》对近代以来上海书画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随着开埠后上海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书画家也纷至沓来，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曾熙、沈曾植等人都移居上海，鬻字卖画。此外，海派书画家也注意培养人才，并适应新形势出任学堂的教习。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的运用，成就了一大批书画人才。报告还对于当代上海书画的状况进行了反思，认为书画游离于文化，不象以前的书画家那样拥有渊博的学识和知识结构，纯技法的理解与实践否定了书法的价值内核，书画分道，书法形式与内容脱节。
承载研究员的评论认为报告有事实、有意义、有深度，这个话题的意义还在于以传统为名的种种文化艺术思想的传承究竟是要传承什么，如果论述重点放在上海的话也抓住了比较关键的方面，当今中国书法的衰退或者说变异，有一个成也海派败也海派的因果在里面。对近代海派的判断还要进一步做史料的梳理，以书画谋生起自于唐代，并不是近代上海才有的。
吴健熙的报告《1958年上海新民歌运动与企业整风问题初探》认为新民歌运动是整风运动的产物，其文学艺术价值不值一提，但在上海还结合了企业整风运动，出现了涉及整风内容的新民歌，值得进一步研究。上海新民歌包括山歌、民谣、快板、短诗、顺口溜、叙事诗等，其征集由各级整风办公室负责。其征集工作无论从征集形式还是内容来讲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也助长了政治浮夸风，进一步引发了整风中的草率与错误。报告提出用新民歌形式开展企业整风运动，一方面确实赋予了广大民众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亦可视为将先前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的反右运动推向基层社会，从而在基层社会中也出现了众多所谓“右派”分子。
金大陆研究员的评论认为吴健熙的报告一个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基层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对于50年代转型的研究将有非常大的推动，档案的运用对论文水平的提升很有意义。把新民歌运动与企业整风、反右结合在一起，其他方面也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可以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承载研究员认为基层资料的使用还应该花很大力气，报告印证了反右扩大化在基层扩大化的现象。
段炼的报告《马桥纪行：大跃进时期的宋庆龄（一）》运用《上海县文献资料》对于以往很少涉及的宋庆龄对马桥公社的视察情况进行了具体的梳理，在这次视察中宋庆龄还作了“幼儿园要办好，今后还要扩大”的指示。这次考察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宋庆龄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始终不渝地拥护的，但这一时期对她而言是一个关节点。
金大陆研究员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宋庆龄对大跃进和幼教事业可以一起做，也可以分开做，宋庆龄心态的变化可以做很好的研究。承载和程兆奇研究员也提供了资料信息和对于研究选题的看法。
饶玲一的报告《尚贤堂会员分析》指出从尚贤堂会员分析入手有助于认识这样一个群体对西潮的反应。尚贤堂的会员遍布政界、学界、商界、宗教界，这批官员、文人、绅商、传教士都是当时活跃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舞台的精英份子。尚贤堂是一个中外人士组成的文化机构，亦是网罗上层人士的文化机构。
王敏副研究员的评论中，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围绕着会员展开，如会员的规模、身份、教育背景等；第二是要找到探讨的问题。马学强研究员提出尚贤堂是一个独特的组织，作为中外联络的机构，为什么坐落在法租界，为什么在此时出现，因为当时的寓公都居住于此，这是要进一步挖掘的。
甘慧杰的报告《书评<上海公共租界和工部局>》对日本的野口谨次郎和渡边义雄的著作《上海公共租界和工部局》进行了介绍，认为此书以实例来叙事，对公共租界制度的介绍一目了然，史料价值也很高。此书作者为工部局总办处日籍帮办和职员，熟稔工部局的情况，在叙事时不置议论，在当时日本举国叫嚣上海租界问题的环境下别具立意。
马学强研究员的评论认为报告所介绍的这本书，弥补了对于1938年以后上海工部局的研究成果，建议去仔细查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的工部局档案，对日本方面的文献要好好的挖掘。
（历史所张秀莉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