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举办2009年首次学术报告会
2009年3月27日，历史所在嘉定安亭新词大酒店举行了本年度第一次学术报告会，计有六位同仁报告了他们的近期研究成果。会议由程兆奇研究员主持，熊月之所长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报告会于下午一点半准时开场。首先由虞万里研究员作了题为《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的报告。该文将石刻学、简牍学、诗经解读学等结合起来，从熹平石经《鲁诗》的�刻、毁弃、搜集与研究；竹简《缁衣》引《诗》与两汉诗经的关系；清人三家诗勾稽与四家诗归派；由石经、竹简异文验证三家诗用字异同等四个方面作了严密论述。作者通过上述分析指出：在既无简牍引《诗》和仅有少量熹平残石文字参酌稽考，不知战国文字有晋、齐、燕、楚的结构差异，且少材料、空依傍的前提下，清儒能够从师法、家法及传习《诗》派等理路上去离析、归派四家诗，并达到了35%的正确率，可见其基本方法与路向之正确。
虞万里研究员作我所2009年第一场题目为
“�熹平�石和竹�《�衣》看清人四家�研究”学术报告
陈磊副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虞万里研究员的报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文章所涉及的学术文献的传承与流变以及对清四家诗的过程分析，脉络都非常清晰，判断与观点亦十分谨慎。熊月之所长则从西学东渐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研究视角，即清儒的推断方法是否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逻辑学有关。程兆奇研究员与王维江副研究员也就各自的研究兴趣，诸如文本考证、推究方法以及关于王先谦著述等相关问题与虞万里研究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商讨。
随后是李志茗副研究员带来的《论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报告认为戊戌维新是围绕官制展开变革的，因此此次变法不如说是一场行政改革。接着作者论述了康有为的各项行政改革主张以及光绪帝的改革实践，认为此次行政改革率先突破了增而不裁的传统做法，一定程度上向君主政体发起冲击，为清末新政提供了蓝本和经验。同时作者总结了改革失败的四点启示，即：行政改革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者必须具有非凡的组织协调和掌控全局的能力；必须做好预案并作出合理部署；改革须讲求技巧，不可肆意夸大，制造政治恐慌。
评论人周武研究员认为此项研究突破了以往戊戌研究的窠臼，给人以波澜不兴的信赖感。报告讲得全面、具体、生动，取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此外周武研究员还建议李志茗就“变法”与“变政”的异同作进一步的辨析。报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其中马学强研究员认为应回溯到清前期的官制变革问题，探究有清一代的吏治与戊戌改革的关系；陈同副研究员认为评判此次改革的得失应“往后看”，考察其改革的后效及其对近代中国行政制度的影响。
第三个报告是何方昱副研究员的《政治场域中的学人困境：以浙江大学训导长为中心（1936-1949）》。训导制是国民政府加强对大学控制的关键措施及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而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却是刚刚起步。作者从兼具党派背景与教授身份的训导长切入，利用竺可桢日记及浙江大学档案，详细梳理了历任训导长的更迭。该文旨在分析学人对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探讨个人与政治体制间的互动关系，探究国家权力的侵蚀对于学人政治认同及生存状态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学人的应对之举。而训导制的无效和失序也昭示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在民国末年的纷乱与无序。
程兆奇研究员对何方昱的报告评论道：作者在对史实进行细致入微的述论的基础上，对训导长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史料方面，因吴宓日记有被修改的痕迹，故两人对竺可桢日记的“原生态性”进行了探讨。程兆奇研究员还从行文的安排上建议将历任训导长的内容合在一起，分析与评论单独成块，加强问题意识。讨论延续了上一个报告的良好气氛，马军研究员建议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展到全国高校的训导长。熊月之所长则高屋建瓴地指出若能将文章置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中去观察，研究将更具深度与广度。
在短暂的茶歇后，下半场的报告会首先由吴健熙作了关于《建国初期上海游民问题述论（1949-1958）》的研究报告。文章全面解析了游民改造的定义、游民的来源以及数量众多的原因。其核心观点是：游民改造既是一项全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一场对人的改造运动。与旧政权收容赈济游民做法不同的是，新中国以开辟垦区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以期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此举为1958年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外，作者与曾在《史林》上发文的阮清华就将上海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时间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早在1949年4月的丹阳会议上就已提出，而非阮氏所言的1955年。
金大陆研究员在随后的评论中指出，作者通过集合零碎的材料，纠正了前人研究的一些讹误，并对史实作了详尽细致的重构。他进而建议加强新旧政权对游民措施的比较研究，另外应探究疏散人口的思路源头。宋钻友研究员、葛涛副研究员等则就游民的定义、解释及其概念演变问题与吴健熙做了探讨。
第五个发言人是金大陆研究员，他的报告《非常与正常――关于上海1966-1976年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题旨和结论》是其多年来研究文革社会生活的总结性思考，主要包括：一、文革研究的两个支点，也就是学术至上和史料为本；二、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即中央、省市、地县、基层单位的文革实态；三、两个向度，指既要从政治运动看社会生活，又要从社会生活反观这政治运动的内里；四、理论范式的两个方面，即“非常中的正常”与“正常中的非常”。最后报告揭�了文革社会史研究的昭示和价值。
熊月之所长对金大陆研究员的报告作了积极的评价，指出文革虽已结束三十余年，但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仍不够重视，与满清、民国之后三十年的成果不可同日而语。而作者立足于广泛搜集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绚烂多姿的文革画卷，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熊所长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拿上海与其他大城市作比较研究，以便从上海一地拓展到全国性的研究。他还告诫作者对历史要持批判态度，不要套用现成。对某些习语也要巧妙地换用，以增强学术生命力。金大陆研究员报告也取得了在场同仁们的积极回应。
熊月之研究员在作我所科研人员学术报告的精彩讲评
会议最后由熊月之所长作了总结，认为本年度第一次报告会准备充分，讨论热烈，可喜可贺。同时也提出了历史所面临的三大建设性任务――首先是最为关键的学术建设，学术建设是为本所立足于学界之本；其二是人才建设，对此必须加强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予以长期的充分重视；三是必须认真对待制度建设，汲取经验教训，做扎实的努力。最后熊所长再度强调须进一步加强以上三大建设，不断改进当前工作。
会议闲暇期间，与会者还参观了位于安亭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厂房和汽车博物馆，既是休闲，同时又开阔了眼界。
（岳钦韬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