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职业•组织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院举行
张生、徐涛
知识，经过组织的知识，与此相关的是知识分子、职业与社会变迁，是一个很宽泛的主题，也是一个很新颖的主题。任何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结果，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基于此，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联合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协办的“近代知识•职业•组织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11月4日至6日在我院举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双方学者共同参与研究、一起申请项目，合作举办讨论会，在上海城市史、经济史等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伯克利的一批学者，为此在欧美学界被戏称为“上海帮”。此次会议中，美国方面由叶文心所长带队，罗德学院（Rhodes College）的博思源（Clayton Brown）、吉尔福德学院（Guilford College）的陈志红、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高哲一（Robert Culp）、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顾德曼（Bryna Goodman）、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葛琳（J. Meghan Greene）、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学院（SUNY Geneseo）的韩子奇（Tze-ki Hon）、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柯丽莎（Elisabeth Koll）、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萧凌（Ling Shia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余伟康（Eddy U）、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魏定熙（Timothy Weston）,与中国香港大学的李培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孙慧敏、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金光耀、张仲民等近30位学者，与我院相关研究人员齐聚一堂，自就其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研讨。
2010年11月4日近代.职业.组织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举行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国学者济济一堂
会议伊始，熊月之研究员在开幕辞中提纲挈领地指出，“近代以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入崭新的阶段，进展神速，知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密。就像我刚才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如果倒推二百年，中国读书人就不会这么说。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知识，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政、社会、教育、军事，在二百年前，也不是这么分类，有些知识还没有独立成类。这些知识的产生、演变，自有历史，且相当多知识首先产生于西方，然后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作为这些知识的生产者、承载者、传播者，近代知识分子那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有些知识是不怎么受地域影响的，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有些知识则必然有地域特性，如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这些知识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怎么被接受、怎么演变的，影响如何？知识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这很值得研究。中国古人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在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在知识相当有限的时代，一个人是有可能读尽他所知道的所有书籍的，因此也会有许多通才。近代以后，知识千门万类，人生有涯，知识无涯，通才的出现就越来越难。人们所见到的，就只能是一个个专才。发展需要分工，分工促进发展。知识越丰富，分工越细密，职业门类必然越多。有些职业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有些则完全是新产生出来的，比如买办、律师、报人、西医、编辑、翻译、会计、银行职员等。这些新的知识、新的群体、新的职业，构成近代社会新的元素，研究这些知识、群体、职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加深对不同国家与地区所谓现代性的理解。”
经会议组织者精心筹备、安排，为时3天的讨论相当紧凑，，讨论热烈而富有张力。中外学者分别就以下6大议题进行研讨：
“精英转型与职业化”，包括葛涛：《幻象与权谋――论清末民初照相背后的政治角力》、马学强：《在中西之间摆渡: 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近代买办阶层的转型》、江文君：《新现代性的产生：近代上海中产阶层状况及其意义》；
“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包括程兆奇：《一叶知秋：从纪纲、沈元、赵京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葛琳：《面向未来：国民党使学术适合政治需要的努力》、余伟康：《延安时期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金光耀：《“十七年”：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和记忆》、金大陆：《上海“文革”时期的“野营拉练”》；
“现代学术领域的发展”，有顾德曼：《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民国早期上海经济学知识的生产》、熊月之：《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章清：《“以文字谋生”：报章媒介的兴起与近代中国读书人新的抉择》、张仲民：《古腾堡在近代中国――以西洋史著作为中心》、韩子奇：《进入现代世界系统的冲击与折腾:论20世纪初的历史地理学》、博思源：《将过去国有化：民国在考古学和文化产权法形成中角色》、王维江：《从翻译到教授 ――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陈志红：《民国时期的边疆危机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构建》；
“专业知识与技术职业”，涵盖柯丽莎：《中国民用工程师的培养：铁路技术、知识传授和职业身份》、李培德：《从铺规到行员训练――1920 至1930 年代上海银行界的职业生活》、施扣柱：《作为知识人和知识传播者的新式学堂教师――以近代上海为考察中心》；
柯丽莎教授在做报告
“法政知识与法律职业”，代表作有叶斌：《绝对权力的虚置：民初政治中的主权与统治权问题》、孙慧敏：《从文人到法律专业人士：清末民初法校毕业生的职业轨迹，1900-1937》；
“作为职业和文化活动基地的新闻出版业”，涵括王敏：《从“末路文人”到“无冕之王”：近代中国报人职业化研究》、魏定熙：《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化：制度与观念》、高哲一：《小知识分子与知识生产：民国时期商业出版公司的专业编辑》、萧凌《<新青年>主办中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经济》。
会议最后，叶文心教授从学理层面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总结。她说，60年前列文森教授（Joseph R. Levenson）提出了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解读模式，否认中国有产生思想、乃至知识的可能。此次会议所提交论文或多或少都对此范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中国学界在过去的60年中，从革命史研究范式发展到如今的城市史研究范式，其间既有进步，也掺杂了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是否可以产生独特的现代性，或是于人类世界有普世意义的知识，这对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都是亟待回应的前瞻话题。
由于准备充分、议题集中、讨论深入而坦诚，所以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会学者期望今后持续开展以上海城市史、知识史研究为主的中外合作研讨会。
（历史所张生、徐涛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