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下午，历史所在所会议室举行了2010年度第十一次学术报告会，五位研究人员向全所同仁汇报了近期的研究成果。
周武在题为《〈景印国藏善本丛刊〉考》的学术报告中，依据张元济、傅斯年等当事人的档案、日记、书信及书籍广告等史料，对商务印书馆继《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善本丛刊之后拟推出的又一个规模宏大的古籍善本影印计划《景印国藏善本丛刊》的原委始末进行了细致的发掘和考证。此善本丛刊影印计划因抗战爆发而付诸东流，而有关它的编纂原委也因此湮没无闻。通过对各种史料的钩沉，报告使这一书林往事得以重见天日，从而也丰富了我们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与出版界互动状况的认识。
施扣柱在题为《作为知识人与知识传播者的新式学校教师――以近代上海为考察中心》的学术报告中，对新式学校的教师群体分别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考察：横向方面，分析了教师的知识人身份及其知识程度、类型、更新与知能结构等因素；纵向方面，则考察了教师的知识传播者身份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与演进等历史过程。报告认为，近代上海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状况及其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大体上与上海城市社会的近代变迁相吻合，对于近代知识传播和学生的知识素养与思维方式发挥了比较积极的影响力。
沈洁在题为《国家建设与政治制度的社会展开――20世纪初年的反迷信规划》的学术报告中，一方面通过对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反迷信法规的文本解读，观察文本背后的隐喻，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深入到社会之中的；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权力主体实施的禁革迎神赛会的具体分析，探讨了现代化权力扩张的多元进程。报告认为，当反迷信运动作为国家建设和现代制度而展开时，它具有了政治建构与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
张剑在题为《卫汝贵是被冤杀的吗？――卫汝贵被处斩及〈清史稿〉卫汝贵相关问题考》的学术报告中，针对戚其章、廖宗麟等先生为卫汝贵辩诬的文章，通过详细分析当时的各种史料，特别是往来电报，证明卫汝贵盛军军纪确实很坏，并非如辩诬者所说。通过考证，报告认为卫汝贵之所以被杀，除了其对平壤之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外，更有因军纪问题而罪加一等的因素，此外亦有当时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的因素。
邵建在题为《近代上海早期马车与人力车交通事故特点与舆论倾向之比较――以〈申报〉新闻为主要线索》的学术报告中，以1880年代《申报》所刊载的有关马车、人力车交通事故的相关新闻为主要线索，通过了解当时上海交通肇事的发生地点、事故处理、租界当局的管理及有关社会议论等情况，探讨了社会舆论对于两者所持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马夫多有指责与抱怨，而对于人力车夫则多有同情之心。报告认为，由马车与人力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以及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早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会同仁针对以上五位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与建议，形成了热烈的讨论氛围，促进了学术交流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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