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历史研究所在会议室举行本年度第五场专题学术报告会，报告人依次为近代史研究室的戴海斌助理研究员、程兆奇研究员、何方昱副研究员和王维江研究员。
戴海斌的报告题目为《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该报告以留名文学史的刘鹗为对象，考察了他在中国铁路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甲午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以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铁路的实相。此事无果而终，折射出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程兆奇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日军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辨析》。该报告通过对侵华日军第一百十四师团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文本精致入微的分析，结合文献自身“文脉”与所反映“史实”的对证、考辨，证明该《战斗详报》可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俘虏有“自上而下”命令的有力证据。这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日本虚构派在这一问题上散布的种种妄说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今天已无法复原攻占南京的军和方面军一级的有关屠杀的命令，但通过以上的论证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曾下达过屠杀令。
何方昱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从史地合一到史地分家：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浙大史地学系（1936―1949）》。报告人指出，就民国时期的大学而言，1936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成立，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当时各大学无不将史学系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则因竺可桢、张其昀等所坚持的“史地合一”观念而得以成立，并延续十四年，其经验及教训均值得探究。报告中对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过程、组织结构、课程设置、人才造就、从史地合一到史地分离的结局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尤其对于通才教育和现代学科专业化、细分化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启人思考。
王维江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五十年代的人文学科》。报告人敏锐感觉到关于五十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冷热不均的现状，指出国内学者在此研究领域占有相当的优势，亲历者的回忆录、书信、日记越出越多，口述资料日益丰富。而随着人事兴替，亲历者渐渐离去，史学从业者有责任抢救资料，尽力为后人提供信史。报告主要依据口述资料，着重讨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高等院校文史哲三个专业的情况，即大学建制转换、教师管理及对结果的检讨。
叶斌副研究员、蒋宝麟博士、金大陆研究员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扼要而深入的评论。全所同仁也就此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