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五小庆、逢十大庆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传统。我在读书期间，曾多次碰到学校举办的这种纪念活动，那个场面很壮观，也很感人，至今仍有印象。但走上工作岗位后，虽供职多个单位，却都与这样的庆典擦肩而过，而在目前就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有幸接连两次亲历这种大场面：一次是历史研究所五十周年所庆，另一次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院庆。这或许是对我之前遗憾的一种双倍补偿吧，别有一种幸福的滋味在心头。
我是2006年初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但与历史研究所早已结缘。在华东师大读博士期间，我与历史所的周武、张剑合写过《太平天国史迹真相》一书，并曾就博士论文的写作问题去该所请教杨国强、张敏两位老师。2001年，我的博士论文写成，熊月之所长是评阅人之一。我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又与历史所有过出版方面的合作。2003年3月18日，熊月之所长带领马军、马学强等来到古籍出版社，商谈《上海史研究译丛》的翻译出版问题。同来的还有张仲礼、陈绛两位老先生，为《译丛》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鼓与呼。我作为出版社的编辑代表也出席。当场，社、所双方达成合作出书意向。之后正是“非典”肆虐时期，但历史所的联络人马军经常为版权授予、书稿交付等事来出版社与我接洽，彼此熟悉。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也认识了更多历史所的少长学者，如袁燮铭、张培德、陈同、甘慧杰、葛涛、段炼等。《上海史研究译丛》加上作为《译丛》导论的《海外上海学》共有13本，其中5本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分别是《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警察，1927-1937》、《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和《海外上海学》。这套书不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带来了荣誉，获得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二届“世纪新书奖”二等奖；而且对历史所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建设也贡献甚大，可以说是双方一次双赢的成功合作。
正因为上述种种机缘，我对历史所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感受到其积极向上、以学术为重的所风，所以我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我进所的当年适逢历史研究所五十华诞。为了庆祝建所五十周年，所领导决定编纂所史，并编选论文集。所史主要是周武召集编纂，论文集则由周武和马学强负责编选。不过大概囿于经费，这两本书不是交给出版社出版，而是所里自编自印，赠送同仁和友好以示纪念。我新从出版社调来，所领导就将这两本书的编辑任务派给我。尽管我进所是专事研究工作的，而且正处于从编辑到学者的调整适应期，研究的计划也刚刚起步，但从所里的整体利益着想，我还是放下自己的研究，义不容辞地投入了为历史所服务的公益活动中去。所史的编纂和论文集的编选工作在4月份就已启动，而我是从8月中旬起介入编辑工作的，那时正是暑假假期。
所谓术业有专攻，在出版社，编辑、出版、印刷是有分工的。编辑主要是负责审稿，而出版、印刷另有专业的部门负责。但历史所领导以为我是出版社来的，什么都会，所以编辑、出版、印刷一条龙都责成我来办理。8月11日，所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所庆二书必须在9月20日之前全部拿到，要我赶快落实印刷厂。于是我联系我原出版社的同事，问了一些出版业务的问题，并请他帮我推荐印刷厂。对方说你们社科院不是有印刷厂嘛，何必舍近求远？可经我咨询，社科院印刷厂的报价远远超出所领导的预算。所领导觉得不太合适，要我再问问其他印刷厂，最好是价廉物美。我只好一边再去找印刷厂，一边请出版社专事出版的人帮我核算印刷工价，大概60万字的书需要2万多元。
但是，印刷厂只负责印刷，而书要出得美观大方得体，需要专事出版的人批版式、字体、字号等，这个非我所长，我向负责编辑出版事宜的芮传明副所长作了说明。他以为我在出版社，这个我应该会，所以根本没想到这样的问题，但既然我提出了，那当然是由我去想办法解决了。我又去找原出版社的同事，想请他代劳。他比较忙，就推荐了一家私营制版印刷公司姓姚的老板，说该老板又会批版式，又从事印刷业务，一举两得。我同姚老板联系后，初步决定与他合作，并约他同所领导见面，作进一步的沟通，以敲定此事。姚姓老板来历史所后，我陪他去见芮副所长。双方就工价、装帧、交稿等问题做了初步的交流。对于工价，姚老板说要回去算算才知道，他不会乱开价的。装帧方面，我们的要求是两书都做成精装本，装在一个函套里，姚老板说封面、函套他都能印制，但要请人设计。至于交稿时间，姚老板说要确保9月20日拿到书，必须9月5日开印。而开印之前，至少要出一次校样，才能保证印刷质量，这样留给我编辑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而当时估算60万字、实则130万字左右的两本书尚未完稿。
8月14日，历史所熊月之所长召集所史编纂和论文集编选人员周武、芮传明、吴桂龙、马学强、马军、张剑、段炼、沈洁等开会，讨论所史和论文集的书名以及编写进度等，我作为编辑也参加。论文集共收论文32篇。会后，马学强给我16篇，让我先看起来。我大致翻了一下，发现这些论文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刊物上，风格迥异，五彩斑斓，要编在一本书里，必须进行大量的技术处理，统一体例；而且这些文章都是通过扫描原刊物，转换成Word文档的，虽经冯志阳、徐涛、褚哲臻、袁琴、金秀才、周聪等人的校对，还有错误，如果全由我一个人来审，工作量太大，时间来不及。所以，第二天去所里审论文集时，我向芮副所长提及此事，他便请何方昱来帮忙统一部分注释体例，陈磊、秦蓁帮忙看部分稿子。为了便于及时处理出书的有关问题，从这天起，我每天都到所里审稿。其间，我还联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美编为两本书做封面，把有关封面、内封设计的要求及文字内容送至他那里。而制版印刷厂的姚老板也把印书工价单发给我，但与我之前找人算过的价钱相比偏高许多，为此我找姚老板交涉，他很不开心，对我颇有意见。
经过我们几个人连续几天的加班加点，终于将所庆论文集书稿审完。18日，我根据目录，把所有32篇论文编排在一起，并编码打印出来。其中几篇中国古代史的文章里有一些怪字、难字无法在纸上反映出来，我便用笔一一描好。然后，我将整部书稿再浏览一遍，又订正了一些错误。20日，我陪芮副所长去姚老板的公司交论文集书稿，并谈价钱。到家后，另一本书――历史所所史的部分稿件又发到我邮箱里来，是吴桂龙、沈洁、段炼编撰的历史所历年著作成果的提要。之后，马学强、唐巧天、褚晓琦编的历史所同仁著述系年，芮传明编的历史所大事记，周武、张剑、马军、段炼撰写的历史所发展历程以及吴桂龙、沈洁编写的历史所学人传略，张启民整理的历史所职员名录都先后交到我手上。所史的审稿比所庆论文集的相对要轻松一些，文字上的错误较少，主要是统一体例、格式等。与此同时，所庆论文集的一校样也来了，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要审稿，另一方面也要读校样。不过校样所领导还请了其他同仁分头去读。
25日，我将论文集校样收齐后，补上了各篇文章的出处。当天，我也完成所史的审稿，将整部书稿编排好，打印出来，并连同应长荣精心挑选的插页图片一起刻盘，准备交印刷公司排印。其时已经是下午5：00左右，我从历史所打的到姚老板位于闸北区的印刷公司，将论文集的一校样及所史书稿交给姚老板。到了后，姚老板牢骚满腹，抱怨说论文集里的难字、怪字很多，活太难做了，又挣不了几个钱，要不是看在我们所领导的面子上，他根本不接这样的活。其实这单生意是我介绍给他的，现在好心倒成了驴肝肺。但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揭穿他虚高的工价，与之讨价还价而耿耿于怀，还在发泄不满，生我的气，所以一笑了之，并不跟他计较。
29日，我陪芮副所长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美编处了解封面设计情况。该美编在电脑上做了几个方案，一一打开给我们看，我们对其中的一个比较满意，美编也觉得不错，就定下了封面样式。回所后，本来姚老板说好将论文集的二校样送来，但直至下班，我也没等到。第二天上午，论文集二校样送来，我读该校样。下午，所史一校样也送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所领导仍旧找几个同事，帮我一同读所史的一校样。9月5日，所史二校样来，这次主要由编纂者来读样，张剑和我读“上编”，芮传明读“中编”、“下编”，周武则读“附编”。7日，我将大家分头读的校样汇总起来，再浏览一遍，而周武、张剑等撰写者又各挑一些审阅，并做了修改。当天，我还从古籍出版社取来所庆论文集和所史的封面、内封及彩色插页等，刚好熊月之所长也在，他看了后表示认可。于是，校样和封面等送回印刷公司排印。
然而，因为所史二校样改动较大，姚老板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让我去其公司复红。我到了后，先看彩色插页，改了两处。后看复红样，找出几个错误和印刷公司漏改的地方。可是等打字员改好后，我复查一遍，又发现漏改3处，请其再改。等全部改好后，我才签字付印，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1:00左右。至此，所庆二书的编辑终于告一段落，我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这两本书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但印刷公司很认真，我们全所同仁也很重视，所以编印得非常正式和规范，与出版社正规出书的流程差不多。正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
25日，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典在吴中路的锦辉宾馆举行，所内外来宾有200多人，每个人都领到了作为所庆纪念品的上述二书：一名为《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论文选》，另一名为《通变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历程》。两本书都是16开精装，大红环衬，装在一个硬壳函套里，显得庄重大方，很有气派，我感觉非常欣慰，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功劳。过了两天，芮传明副所长看到我，满脸笑容地告诉我说：“所庆二书的印刷费已结清，所里的预算是6.8万元，本来以为书的篇幅大增，又临时加了七八张彩色插页，会大大超出预算，但姚老板的要价是5.3万元，凭良心说，他所赚不多，我就没跟他还价，爽气地把钱全结给他了。”但我心里清楚，姚老板之所以开价比较公道合理是因为之前我做足功课，并与之据理力争的结果。熊月之所长对这套书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如期出版，而且装帧精美大方，不亚于正式出版物，也非常满意，表示一定要奖励一下有关人员。尽管所领导没有表扬我，但对这两本书的肯定已经让我很开心，我为自己能发挥所长为历史所做点贡献而感到高兴。
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所成立五十周年来，是第一次编纂所史。我作为一个刚进所的新人，有幸参与了这个书写历史所历史的过程，也见证了所史编纂团队牺牲假期、同心同德、忘我工作的情形，这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个经历。正因为所史编纂的成功，次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庆祝建院五十周年而启动院史编纂项目，周武又领衔所史编纂团队投入到院史的编纂工作中，我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参与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年奋斗和辉煌的历史。
历史研究所筹建于1956年秋，历经更迭，饱尝沧桑，但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奠定了历史所厚重的文化底蕴，那就是图书资料丰富，人文传统优良，学术氛围浓郁。正是这样的丰厚家底，才铸就了今天历史所的影响力和突出成就。正如熊月之所长在所史序言中所总结的那样：“学术、人才、团队、公正，这四者相辅相成，形成历史所崇尚学术、奋发向上、宽松和谐的良好学术氛围，形成历史所特有的吸引力”。今年是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五周年，回想起五年前那段亲历历史所历史的时光，我难抑心情的激动，感慨良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书写的，“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作为历史所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对历史所过往的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而且更要对我们现在所创造和书写的历史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