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乾兑先生是历史所已故的一位资深研究员，今年5月5日是他的80冥诞。我和他的接触不多，但十几年间总还是留下了一些记忆，我想将它们写下来，希望对新进所的同人有所启迪，对将来的所史编纂者可能也会有所裨益。
1992年8月刚进所时，有一天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吴桂龙老师招我到该室谈话，其间，吴乾兑先生也在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位低身材，稀发短而白，操着带岭南口音普通话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和善的印象。不几年，吴乾兑先生即告退休，但以后每一次所内的老同志活动，他几乎都到场，所以和我有过一些谈话，我恭敬地称他为“吴先生”。当时在所内，能被大家称作“先生”的，只有寥寥几位德高望重、学术精湛的前辈，如方诗铭先生、唐振常先生、汤志钧先生等。
吴先生是“老历史所人”，换言之，他是在“文革”以前进所工作的。看得出他和同为“老历史所人”且年龄相仿的刘运承、郑庆声、张铨、刘修明等老师交谊颇深，他们从青年时代一同走来，彼此间谈话时既随意又亲切，大家都亲热地叫他“阿兑”。其他年轻一点的同人有时候也敬称他为“阿兑先生”。阿兑先生无论对谁都不摆架子，不会给人有任何的压力，他很爱笑，与人谈话时也常常边说边笑，是个快乐的“小老头”。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出生于新加坡，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空袭新加坡，曾炸毁了他家附近的麻将馆，结果满地都散落着麻将牌。新加坡被占领后，他和哥哥被日军抓捕过，一只胳膊被绑着绳索，和许多人系在一起行路。
吴乾兑先生原籍海南文昌，1932年5月5日生。1949年在新加坡参加学生抗英同盟。1950年出于爱国热情毅然回到刚获解放的祖国大陆，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即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因阿兑先生少年时代在新加坡接受的是英国“属地”教育，所以英文功底厚实，后来又攻读俄、法语，外语底子深厚，故尤长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文革”中他被下放干校劳动，1978年回所。1981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87年晋升为研究员，1995年6月退休。其间，曾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室主任。此外，还曾担任过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历史学科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侨联副主席等职务。
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整理了所内资料室的西文资料，并写了若干篇书目提要连载在《史林》上。吴先生看到后颇为赞赏，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他对我说：“历史所的资料室是几代人形成的，里面的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确实应该好好开发。”他一方面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另一方面还跟我谈起了本所以前的编译室，对该室领导人章克生先生尤为赞赏，说章先生解放前英文造诣已经很高，解放后又自学了俄语和法语，对五六十年代历史所编译数部资料集有极大贡献。吴先生还感叹历史所曾经有过的良好条件，因为早年的历史所就在徐家汇藏书楼的隔壁，两单位不仅距离近，而且关系不错，本所人员利用外文旧报刊十分便利。记得在本所组织的一次旅游活动中，他还对我谈起过1958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坐火车来上海，然后到本所报到的情景。
与吴先生有过接触的许多人都知道他有三大爱好，其一是看足球，其二是喝咖啡，其三是抽烟。有一年，正逢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曾问他看了多少场电视直播，他竟说：“场场都看，共五十二场啦”。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痴迷，因为由于时差关系，这些比赛常常是在北京时间的半夜或下半夜。其实说怪也不怪，熟识阿兑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位作息时间日夜颠倒的“夜猫子”。至于说到喝咖啡，吴先生与常人是相反的，他不喝咖啡反而睡不着觉，只有喝了才能呼呼大睡。吴先生极为嗜烟，每天的烟量应该不下两包。当然，他也有远离香烟的时候，有一次我曾见到他拒绝了别人的敬烟，原来他患了感冒。而敬烟的那个人也感觉好笑，因为 “大烟鬼”居然也会谢绝“烟枪”！
在吴先生的晚年，其在新加坡的亲属曾多次邀他返新定居，但他都婉言谢绝了，而是独自居住在本市龙吴路一处一室半的老公房内。本所负责老同志工作的吴桂龙老师对其常有照顾，据说70年代中期桂龙老师刚进所时，就是由阿兑先生“带教”的，故师徒俩感情笃深。另据吴先生的连襟黄先生讲，其实晚年的吴先生内心深处是很想同他嫂子（哥哥已逝）和侄儿女们长聚于新加坡，安享天伦之乐的。无奈50年代他经香港返抵广州时，出于对已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鄙视，将由所谓“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签发的护照撕碎后扔进了珠江口，不想这一扔竟会扔掉能证明他出生地的唯一法律文书！因为依据新加坡现行的法律规定，非新加坡籍人士只有出示能证明其出生地为新加坡的法律文书，才能免费获取永久居留权，否则需缴纳一大笔费用才行。但吴先生积蓄不多，若想在新加坡定居，就只得由他的侄儿女们代为缴纳了。但他是不愿拖累小辈的人，只是在1993年回了趟新加坡，看望了一下因其生母早逝而将他从小抚养大的“嫂娘”。已入耄耋之年的“嫂娘”与他团聚后不久就过世了。
说到那套一室半的老公房，也有故事可讲，记得吴先生自1958年就职本所后，就一直与夫人倪静兰老师住在位于漕溪北路40号的原本所大楼宿舍内，他俩的户籍所在地就在自己的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倪静兰老师早逝于1983年，她也是本所一位资深的编译人员，以翻译梅朋（C.B.Maybon）、傅立德（J.Fredet）的《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而名闻学界。遗憾的是，他俩没有子女。倪老师去世后，吴先生也没有再婚。1991年，上海某“实业”公司“强”拆本所老大楼（原为徐家汇天主教区办公楼，按今天的说法理应划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而免遭厄运了），受此牵累，吴先生最后只能迁居于这套不足30平方米的斗室里，他那大量的藏书因居室狭小而无法上架，只得原箱堆砌，始终未予拆封。
2008年11月19日深夜，吴乾兑先生在居所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次日晨才被人发现。当天下午，我随同人吴桂龙、吴健熙来到吴寓，吴先生的遗体已经运走，不大的屋子里除了堆满书和若干必备的旧家具外，别无长物。几天后，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我和吴健熙兄将吴先生送至最后，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中，载有吴先生遗体的棺材被抬上中巴车，由近至远，驶走了……我俩随即深深鞠躬，只听到吴健熙兄口中念念有词：“阿兑先生，一路走好。”
吴先生为人淡泊，与世无争，我从未听说他涉及过与名利有关的纠纷或事件。“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这是北宋诗人王禹�咏竹的诗句，我想这也是对他学问人生最贴切的写照。如今，吴先生的所有藏书均由本所资料室收藏，据说其中常有他的大段批语。显然，他的学识和思想还在！当然，该资料室内还汇集了许多其他已故同人的赠书。每念至次，我觉得吴先生也许并不孤独，他不正以特殊的方式和他的故旧们在这里重逢、交汇了吗？
这是他的命运，或许也是我的，我们“历史所人”共同的命运……
吴乾兑先生遗照
吴乾兑研究员学术成果要目
论文、文章类：
《铁拉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者》，与周清澍、彭树智合作，《历史教学》1958年7月号 。
《美帝国主义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凶手》，《文汇报》1961年1月10日，第3版。
《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为什么忽战忽和》，《文汇报》1961年8月29日，第3版。
《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历史教学》1962年第2期。
《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6期。
《读江淹〈别赋〉〈恨赋〉――兼评南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与刘修明合作，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的侵华政策》，《文汇报》1980年5月9日，第4版。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0年第7期。
《封建中央集权制和中国――读中国政治制度史札记》，与刘修明合作，上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与陈匡时合作，《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沙俄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又载吴玉章等著《孙中山研究论文集 1949―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又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文获上海市1979―198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
《北京条约后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干涉》，中华书局代史编辑室编《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1949―1979》，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与刘修明合作，《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阿思本舰队”与英国侵华政策》，《上海市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论文选》。又刊《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 。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4年第10期。增补文《英国政府与“阿思本舰队”》，载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专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吴乾兑综谈辛亥革命讨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学情况选编1979-198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印。
《英国与戊戌政变》，《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 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4年第8期。又载《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辛亥革命期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孙中山研究论丛》(第3集)，1985年。
《孙中山与欧美日关系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11年至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又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中华书局1989 年。又载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1980―1989年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该文1987年获中国孙中山基金会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奖
《〈南京条约〉至〈虎门条约〉期间英国在上海选择居留地的活动》，《史林》1989年第4期 。又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
《鸦片战争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史林》1990年第4期。
《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该文获上海市1986―199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
《1908年孙中山在曼谷：与美国驻暹罗公使的会见》，《史林》1991年第4期。
《沪军都督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史林》1992年第4期 。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3期。又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中华书局面1994年版。
《三民主义与中国近代化》，台北国父纪念馆编《第一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
《〈奋斗与希望〉•序》，戴学稷、徐如著 《奋斗与希望》， 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
其他类：
《辞海•中国近代史》，参与撰稿，1965年至1999年各版。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参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版。
《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等主编），参与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马博庵选译)，校订补充、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李秀成等的布告和致外国人文书》（马博庵译，章克生校），整理，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外国传教士访问苏州太平军》 （马博庵译，章克生校），整理，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近代上海大事记》（汤志钧主编），担任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企业》（【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与王守稼、董进泉、刘修明共同校点注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本文曾蒙吴健熙同人补充材料，特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