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上海通史》（新修）启动仪式暨编纂工作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院长、通史编委会主任王战出席会议并讲话，副院长、历史所所长黄仁伟主持启动仪式，编委会委员、学术顾问、同行专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科研人员及部分新闻媒体参加了会议。
黄仁伟在致辞中指出，此次新修《上海通史》是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韩正书记适时重修《上海通史》要求的一项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通史》（新修）的结构和内容都会有很多创新点，也会有更深的拓展，上海社科院以及历史所要借此东风，深化学科建设，在1999年版《上海通史》的基础上，力争3年内基本完成这项任务，5年内全部完成。
王战在讲话中强调，《上海通史》（新修）不仅是全市的大事，也是史学界的大事，既是一项重大的科研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编撰工作必须借助全市史学界的力量，必须体现上海史学界的最高水平。
王战指出，我们需要回顾历史，需要发掘上海在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盛世修史并非歌功颂德，而是要起到警示作用，要继往开来，对于上海而言，如果没有梳理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就很难为上海的发展找到历史借鉴。王战在讲话中对《上海通史》（新修）的编纂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广纳贤才，优中选优。这一项目能够承担的重要依据是史学工作者及其团队的自身力量。市里将这一任务交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是希望历史所吸纳史学界各类优秀人才，优中选优。历史所作为一个平台，必须面向全市。将传统的上海史研究与上海现实相结合，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客观、公正的总结。不能夸大。三是，有序推进，保持进度。四是，这一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希望编委会在启动仪式后，尽快落实各项工作。
启动仪式上，《上海通史》（新修）主编熊月之介绍了项目立项及规划情况。《上海通史》（新修）是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定位为高质量学术著作，系统阐述上海地区文明产生、演变及发展历史。熊月之指出，与1999年版《上海通史》相比，《上海通史》（新修）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范围更广。1999年版《上海通史》在近代以前以上海县为主，近代以后以上海城市为主。《上海通史》（新修）则涵盖现今上海市行政区全部，包括近代以前不属于上海县的松江、青浦等地，也包括近代以前不属于松江府的嘉定、宝山、崇明等地。第二，时间更长。1999年版《上海通史》叙事下限为1997年，新修则下延到2010年。第三，内容更全。近代上海城市的主体部分是租界。城市的设计、建设、管理以及城市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大多是在西方文化主导或影响下进行的，因此，研究上海历史，必须重视这方面的内容。第四，学术性更强。最近十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无论是考古部分，还是近现代与当代部分，都有重要推进。英文、法文、日文等原始资料均由重要发现。《上海通史》（新修）将尽最大可能吸收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体现时代水平。熊月之还对《上海通史》（新修）的整体规划及体例做了介绍。全书拟分30卷，每卷40万字左右，插图100幅左右，总计约1200万字，3000幅图片。项目计划在5年内完成，2013年正式启动，2016年基本完稿，2017年出版至少15卷，2018年全部出版。
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认为，上海能够有这样一部新的通史著作，既是上海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几次强调，要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特色，才能了解我们今天要走什么道路。因此，研究上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姜义华特别阐述了《上海通史》（新修）与打造上海名片的重要关系，指出在上海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人物及重要企业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些都应作为上海的名片被书写、被宣传。姜义华指出，新修《上海通史》由熊月之同志担任主编及领军人物，是完成这项任务的首要条件。30多年来，熊月之在上海史领域下了极大的功夫，他的整个阅历与研究基础，以及可以团结一支过硬的研究队伍，能够确保这项任务顺利完成。其次，上海市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必要条件。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上海通史》（新修）首先应该扩大资料来源，不同语种上海史资料的新发现，以及熊月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外语文献中的上海》都将为新修通史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应注意写作上的严谨，要力争体现史学界的最高水准。最后这一项目必将有利于培养人才。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凝结了研究上海史的众多中青年才俊，通过这一项目，还可增强历史所的学科建设。他表示，新修《上海通史》应该举全市之力，使之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认为，一座城市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新修通史要本着求真务实、以史为鉴的研究态度，深刻提炼上海城市精神遗产，更好的为上海服务，就一定能够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标志性的项目。他表示，上海图书馆将为《上海通史》（新修）这一项目开辟一个专门的空间，提供各方面资源的便利。上海档案局副局长朱金铃也表示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丰富，今后将会为新修通史提供更好的服务。
启动仪式后，来自上海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对《上海通史》（新修）展开了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要加强对于上海中产阶级的研究。因为中产阶级是上海社会的显著特点，数量较为庞大，如中学教师、作家、记者、医生、律师、银行职员等均可视作上海社会的基础。第二，要做专题研究，不能只是资料拼凑。如1949年以后的上海，公私合营、反右斗争都是上海最早发起的。这些问题如何写，如何界定，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阐述了上海史研究与历史地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新修上海通史应当具有实用性与思想性，但学者还希望通史具有学术性，能够反映上海的文化特性。他建议要准确把握西方文化对于上海的影响力，要突出“图”的比例，加强“图”的部分。复旦大学教授王维江认为，新通史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要尽量从新视角诠释历史，以求新意。
上海
华东
上海文史馆馆长沈祖炜认为，《上海通史》（新修）应该是官方修史、社科项目和文化工程三位一体的重大工程，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体，同时在推进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也应当推动学科建设与队伍建设。由此视之，这一项目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修通史对于人物的重视，意在打造出上海的新名片。现在设计的人物共8卷，可以涵盖上海的重要人物。上海文史馆也会对此特别关注，并有所期待，希望新修上海通史能够涵盖已有的重要的学术成果，成为水准最高的体现现有研究水平的上海通史，具有权威性与生命力。当代上海史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希望在新修上海通史的编纂过程中，对于所涉及的重大问题有所深化与推进。沈祖炜还建议，有鉴于现在已进入读图时代，读者喜爱阅读图文并茂的书籍，以前的通史对图不太重视，现在要适应读者的新需要，可多用插图或者专门有一本图册。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金海就近30年的上海发展，提出了四个方面值得梳理。第一，要在思想方面讨论上海30多年间的巨变是如何产生的，如1983年衡山宾馆会议奠定了上海这30年发展的思路基础，这个事件很值得在新通史中讨论。第二，这30年也是社会大调整的过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百万工人下岗。第三，上海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领导者发挥的作用。第四，上海这30年的成功发展经验成为中国其他省市效仿的对象。他强调，30年的发展史不应该是简单地叙述过程或大事件，而是要涉及经济、思想、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述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上海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岚认为，通史的内容是博物馆研究和表述的重要对象，特别是新通史对1949年以后上海史的编纂，将为该馆今后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同时，上海历史博物馆也愿意共享该馆积累的文物与文献，为相关研究者提供资源。
“史”与“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是通史编纂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朱敏彦指出，地方志是对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记录，一般不发表观点；而地方史更多的是研究者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对历史的研究。通史由多人撰写，其学术观点应该在主编处得到统一。目前，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正致力于县志的编纂，这些县志将为通史编纂提供资料便捷。此外，他还认为新通史的定位应以学史为主，而不是官史或民史。
如何书写历史，或者说新通史的编纂模式应该如何，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复旦大学的章清教授就上海通史的书写问题发表了看法。在经历了革命史模式与现代性模式后，上海史研究能否产生的新的模式？上海如何作为汤因比所谓的“历史研究的单位”？首先，就空间而言，上海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单位有很大区别，上海自古没有单独的行政建制，近代以后上海的发展与江浙、海外有密切关联，因此，倘若立足于当下的行政区划单位来书写上海史，会有很大问题。其次，要摆脱革命―政治史架构主导历史写作的做法，寻找上海自己的历史时间――上海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上海。新通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撰写不必千篇一律、面面俱到，而要立足于该时期的突出问题来写。此外，章教授还建议新通史编纂的同时还可以出版资料集、研究译丛等配套成果。
上海大学的陶飞亚教授也就新通史编纂的战术性问题提了几点建议。第一，注意碎片化问题。新修通史是一个宏大的项目，因此一开始就要制定好文风与范例。上海通史是整体史观的体现，因此建议编委会组织相关专题学术讨论会，集思广益，为执笔者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第二，编纂时要对这套书的读者群有明确概念。第三，希望新通史在文风上要具有可读性。第四，上海历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新”。明清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进步最快的地方，是进步主义史观的体现。因此，新通史应该对于上海历史上的“新事物”给予更多关注。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陈杰研究员介绍了近几年上海的考古工作取得的新成果。他认为，1999年版的《上海通史》有关上海史前的研究只有二十几页，上海建县之前的研究也不过六十几页，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关文献所致。而最近的考古成果则有助于弥补学界对上海古代早期文明的认知。早期文明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此史学界也应当对考古研究成果加以重视。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卢汉龙研究员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通史编纂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新通史的时间下限是2010年，要考虑用何种方法来书写近几十年的历史。他认为，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撰写“文革”后上海的发展。其次，新通史既然按照专题来撰写，应该考虑加入环境、气候、地理、自然生态等专题。再次，如何更好地把史料和史论结合在一起，如何协调编纂者的个人观点与编委会的观点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注意。此外，社会学的调查数据可以给新通史编纂提供一些帮助。新通史不仅要真实反映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也要注意利用平民的口述来描绘普通人的历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承载研究员认为，新通史编纂的难点是在当代部分。中国的政治大事在上海是如何体现的？上海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就是平民，他们是鲜活的上海历史。因此，史学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口述史来反映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池桢认为，通史容量大，信息多，在观点上确实不容易把握，因此，通史应尽可能多地保存史料并加以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一把钥匙，提供各类线索。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宋钻友，以亲身经验谈了专业史与通史写作上的矛盾，认为如何剪裁史料以达贯通，如何避免碎片化，是个重要问题。由于编纂人员大都是精通某一课题，缺乏对上海史的整体感，因此他建议要多探讨大问题，以便有所提升，编纂出浑然一体的新通史。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马学强则认为，新修通史应关注多年来新的资料发现，比如上海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文献，以及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要吸收海内外最新成果，多开专题研讨会，不断借鉴别人的长处，也要注意其他学科的研究，要在“通”的基础上保持通史各卷的特色。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就新通史的编纂内容、体例、写作方法、学术定位等重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与意见。比较关注的问题包括：新通史定位在官史、民史还是学史，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分期，如何书写较为敏感的当代史部分，如何评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如何实现个人观点与通史总体史观的统一，等等。与会专家学者普遍强调新通史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最新相关研究成果，拓展研究视野，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最后，会议总结指出，目前新通史的重要工作是充分讨论编纂提纲，避免在编纂过程中走弯路。上海社科院一定会将新通史作为基础学科的标杆工程，全市目前拥有的相关研究人才空前强盛，政府对新通史也空前重视，新通史编委会将继续采纳各方意见，以招标方式集合最好的团队写出最好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