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早报记者田波澜 发布时间：
“在上海史研究过分地器物化和碎片化的情况下，‘宏观上海’的提出主要告诉我们历史研究需要贯通前后的大视野和大关怀。只有这样，我们的‘上海史’才能成为真实的上海史，而不是用今天的概念诠释前人，更不是今天的人想象历史。只有这样，我们的‘上海史’才能成为完整的‘上海史’，不是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上海史’才能成为一种有深度的‘上海史’。”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会议发起者之一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这个以“对外开放与上海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西方国家和港台、京沪等地的高校、社科院、档案馆等科研机构的五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上海开埠170周年的城市空间与都会经济的转型发展、都市场域中的组织、群体与个人、城市记忆与文化都市的构建等议题展开。其中关于近代上海在文化、教育与出版史方面的专题讨论，集中地凸显了上海在晚清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大都市的历史形象。
从圣约翰大学到上海纽约大学
在“宏观上海”的主题演讲中，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
曾经创造辉煌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共24所在华教会大学，在1952年被裁撤无存，就是中美高等教育交流断绝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将近30年，中美文化教育交流陷入漫长的隔绝。“文革”结束后，中美之间的高等教育往来迅速展开且持续升温。2012年上海纽约大学在浦东陆家嘴落户，60年后美国大学重返上海，在接续“断裂的历史”的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历史元素。作为一个参与了上海纽约大学创建、同时又深知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一波三折历史的历史学者，
张济顺认为，上海纽约大学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学校教育的“美国化”，也就是美国的文化霸权。“因为无可回避的是，美国对于近代普世价值的创造与贡献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了当年传教士们的办学之举。但这近乎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近代文明进步因此而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则酿成了美国的强势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霸权。”张济顺在报告结束追问，“对于一所美国大学来说，‘警惕美国化’这一要求确乎苛刻。然而，如果没有这个自觉，那么，在美国创造的经验与价值面前，上海纽约大学至多是一个守成者；在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现实面前，至多再添上一砖一瓦。倘若这样，纽约大学全球办学岂不是一个徒劳无功之举？”
从思想者的上海到书商的上海
晚清民国的上海文化出版业在近代中国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并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形成了至深且远的巨大影响。
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王飞仙，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自19世纪中叶，教会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上海格致书院，以及自强运动后官方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皆以上海为基地，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不过这些西学书籍，在初期流通有限，并未引起中国士人广泛的注意。直至甲午战败，知识界因风气转移，始对西方知识与技术突然重视起来；这使新学出版品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中国士人阅读世界的边陲末流，变身人人竞相购买抢读的新宠。新学书刊在晚清书籍市场上，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冷门货，骤然成为利润可观的商品。以上海为中心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在甲午战争后出现并快速扩张的新学市场中，率先获得可观的利益。如广学会，便从原本依赖海外捐款的非营利组织，转型成一个依赖卖书的利润维持运作的出版机构；其营业额在1895至1896年间成长三倍，售书收入在1893至1899年间，膨胀了二十倍有余。
王飞仙认为晚清上海的书业，之所以在中国书籍出版市场的结构变化中获得优势，是因为在江南传统书业重镇因战乱凋敝之际，上海一方面传承了明清江南出版业的传统，一方面又在甲午之后暴起的新学知识市场中占得先机，印刷出版的资本、技术与人才，因之更进一步集中于此，促进上海书业在晚清最后十年间急速成长。
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副研究员沈洁，则更注重清末民初的新书业与排满革命、君主立宪等政治思潮、政治运动之间的关联，据其研究，从甲午到民国初年，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多达40余家，占当时全国50余家的80％左右。上海作为中心地，新知识、新思想经由这里扩展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通都大邑到乡野村塾。在今人所能看到的清末民初的阅读记忆中，有关于“上海”的记录几乎无处不在。
沈洁展示了当时地方知识人如何通过阅读与上海发生勾连。1902年，在南京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给绩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邹写信，谈及从上海购阅新书、新报，日夕观览，连用四个“大”字来形容他读新书报的感受――“大鼓志气”、“大作精神”、“大拓胸襟”、“大增智慧”，《新民丛报》更是使其心折，“学游六年，不如读此报一年；读书十卷，不如读此报一卷”。除自己购买外，汪希颜另为汪孟邹订了一份。而湖北人朱峙三的父亲订了一份《申报》，少年朱峙三从那里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及中国应兴革之事”。陕西人吴宓同样接受着来自上海的启蒙：1902年吴宓九岁，在家中由继母教读，以叶澜、叶瀚兄弟所编印的《蒙学报》为课本，兼读《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地球韵言》、《世界地理》等书。家中还订阅《新民丛报》，按期自上海由邮政局寄送。浙江人茅盾也有类似经历，由母亲在家中教其读书，用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他的父亲还经常根据《申报》上的介绍买些声、光、化、电的书，还有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
远在四川的郭沫若则是通过在省城读书的哥哥而接触到“上海”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源源不绝地寄到家中，这是他的课外书籍。这些书报以外，还有各种上海蒙学教科书，如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在家塾中被用作课本。安徽人杨亮功的蒙学教育也来自于上海，他的老师是上海格致书院的毕业生，因此常常订购文明书局出版的史、地、动植物等各种小学教科书，向学生传授新的知识。湖南人马非百的父亲是废八股、改策论后考取秀才的，他将村内私塾改成两等小学堂，也是采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十七种”为教材。陈布雷的“上海阅读”则更为便利，他的大哥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因此经常从沪上带回或邮寄新书和报纸杂志。
沈洁征引很多史料后指出：“这些由上海寄往内地的书籍、报刊，继而又在师、友中间不断传阅。‘上海’成为那一代青年学子开蒙、启志的精神之源。梁任公们的启蒙事业，经由上海的报人、书商扩展到内地，这些曲曲折折的邮路和师友间薪火相传的痕迹为我们清楚地画出了一条启蒙流衍的路径：从思想者的上海到书商的上海，从上海到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同时，沈洁也注意到上海生产的这些传播普罗米修斯之火的“新书”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那里产生的观感也是不同的：这些革命书籍经由各种渠道进入那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成为他们关心时局、投身共和革命的触媒。保守派说：“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而激进派则在称颂这样的“狂”与“悖”：“男儿生当是时，欲稍植事业以卫宗邦，稍争名誉以光历史，殆舍经营书报、组织学堂以外，无进身地矣！”“大家只知道爱国，求学，什么都学，凡是新的都认真地学。”
沈洁总结说：“在新书业为我们铺陈的这段历史记忆中，今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清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路径。从上海开始，正是书籍，把所有这些‘革政’与‘革命’的主张汇聚在一起，促成了辛亥年末的那一场大革命。”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
瞿骏指出，大批江浙基层读书人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变为地方上的趋新人士，其吸收新学营养的重要土壤则在上海。沪上不断膨胀的文化辐射力为他们带来了改变其生命历程的新知识，也帮助他们打造了争夺地方权势的“新武器”，但却并没有告诉他们在那个中西交冲后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究竟应该怎样安身立命。他们获得的新知识和“新武器”越多，就离他们原本的安身立命处越远，同时亦只能见到替代性归宿的各种幻影，由是他们就成了梁启超笔下“过渡时代”里两头不到岸的感觉最强烈的那批人。与此同时，瞿骏也注意到新式知识在地方性知识分子的阶层流动和等级升降中扮演的角色，他说：“就实际能掌握的权势而言，地方上的趋新人士中有一小部分或成功地从一个普通基层读书人变为地方精英，进而上升为省籍精英乃至全国精英。我们可以列出如黄炎培等一串名单，他们既是科举时代里能够突围而出的人，又能在清末各种时局变幻中把握机会，找到自身上升的途径，直至民国和共和国时期依然屹立不倒。”
“之间的城，之间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
梁元生指出，就对外开放而言，上海更具有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开放气象。上海租界的建设，由英、法、美主导，加上后来俄、德、日的参与，使得上海的“西化”模式和方向，并不清楚，也很混杂和模糊；但这种模糊，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和向外学习，往往使知识分子作更深的思考和叩问，而不是一篮子的囫囵吞枣。他进而指出，除了要求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混杂性，西方租界中的政、商、教的整合、配搭和争持，也成了国人讨论和参考的对象。
梁元生以上海广学会为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广学会是19世纪中叶外国人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团体，通过出版（著书、译书、办报）和演讲，推广西方知识，传播西方文化（包括宗教），主要的领导人是海关税务司赫德，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梁元生说：“如果仔细考察广学会出版的书单，就会发现其内容相当广泛，不完全是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内中有历史和地理的，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科学的和宗教的，让当时的中国人可以通过翻译稍为了解西方的社会和国情；从开启民智和扩展视野这方面来说，广学会有一定的功劳和贡献。”因此，在梁元生看来，“换了同时代的港口城市香港，反而有更多的单一性和规划性，是英国殖民地下的‘西化’路向，在政府主导和指导之下走向商业式的现代社会。”
作为一个研究上海史数十年并对上海充满了感情的权威历史学者，梁元生在报告结束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述：“上海文化，不但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也有保持传统的一面，在多元中有制约，在开放中有保守，当中有着若有若无的界线，其中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人，包括了本土的上海人和外来的上海人，从事买办的、翻译的、文化出版的，甚至是传教的，都可以作为上海文化的代表。我称他们为‘之间人’，就是生活在不同和多样的文化环境里，他们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异人和他者，又能调节自己的观念和习惯以适应新的事物。这种‘之间人’在五口中以上海为最多，故此在急剧的欧风美雨冲击之下，在近代中国努力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上海的适应力及吸收力都明显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是一座‘之间城’，永远在中西之间、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和发展的契机。我相信这‘之间城’和‘之间人’，也是上海未来的文化定位和保住成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