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纽约分处中美两国的东海岸。两座城市各具独特的城市魅力，也有着不少共同点。比如，均以港兴市，均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大都市。目前，上海正面临着创新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纽约城市转型的历史经验可以给予上海启示。
美国的“城市巨人”和世界大都会
1626年，荷兰以仅值24美元的商品和印地安人作交易，取得曼哈顿岛的所有权，荷兰人在此建立家园落地生根，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Amsterdam）”。1664年英国打败荷兰，取得“新阿姆斯特丹”的领土，并以约克公爵的名字命名为“纽约（NewYork）”，成为英国殖民地。17世纪下半叶，纽约人口愈来愈多，并成为北美主要商业中心，丰富的农产品得以出口，再加上工业制品的进口，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就地理位置而言，纽约位于纽约州东南哈德逊河口，濒临大西洋。纽约港宽广、深浅适当，是西半球最优良的海港。与上海一样，19世纪初的纽约也是一座以制造业为主要发展动力、以港兴市的城市。至1807年，从纽约出口的货物已超出美国任何一座城市或任何一个州。1825年伊利运河的开通更推动了纽约港的发展，纽约的发展通过这条运河深入到东海岸腹地，从而使该市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起步优势。“假以时日，这座城市，会成为世界的动脉，商业的中心，制造业的大本营，金融的聚焦地”，这是时任纽约州州长狄威特・克林顿对伊利运河的期望。如今，伊利运河联通纽约与美国西部的重要枢纽，纽约在贸易繁荣的情况下受益匪浅。运河开通15年后，纽约成为美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吞吐量大于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的总和。伴随经济繁荣发展，纽约人口也飞速膨胀，从1790年的33131人增长到1860年的813669人。至内战前夕，作为美国连接世界的主要港口及制造业中心的纽约已然成为美国的“城市巨人”（UrbanColossus），即首位城市。
内战之后，纽约迎来了真正的大发展。在移民潮的推动下，这座城市逐渐从一个以制造业为重心的港口城市发展为美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之城”。与此同时，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纷纷涌入纽约，绝大部分的欧洲移民也是通过纽约的埃里斯岛得以进入美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使纽约人口迅速跃升至790万。与上海一样，来自天涯海角的移民形塑了纽约的城市文化。移民群体的聚居现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也使得城市愈加拥挤不堪，贫民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城市人口的增加迫使纽约必须向外扩张延伸城市空间。富裕的纽约客（NewYorker）也对市中心越来越多的贫民窟感到惊恐，纷纷迁至郊区如长岛等地。随着纽约客们纷纷迁居长岛等郊区，纽约市政府也决心跨过东河，将一河之隔的纽约和长岛连接起来。1883年，沟通曼哈顿与长岛的布鲁克林大桥贯通。长岛的新区建设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标志着纽约作为世界大都会的崛起。紧接着1898年大纽约都会正式成立，下辖布朗克斯区（TheBronx）、布鲁克林区（Brooklyn）、曼哈顿（Manhattan）、皇后区（Queens）、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等五个行政区。
纽约的艰难岁月和痛苦转型
进入20世纪之后，纽约的城市地位随着美国的大国崛起而愈加提升。以华尔街这一梦想大道为联结点，纽约在一战后迅速赶超伦敦，跃升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转型，使得纽约陷入了持续的衰退。这一时期，美国的新经济在西海岸如硅谷一带蓬勃兴起，传统的东部制造业中心如纽约则面临艰巨的产业调整与转型。与这一时期的所有美国大城市一样，纽约也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巨大挑战。旧有产业结构如港口业、制造业适应了一个工业城市的需要，然而对于一个日益以服务经济为主要产业的纽约来说，却无疑是种巨大的负担。在美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70年代，城市产业结构的痛苦转型导致失业率的急速窜升，犯罪率也直线飙升。与此同时，郊区化进程也逐步加速，富裕的纽约客纷纷搬离衰败的内城，迁入景色宜人的郊区如长岛等地，而日益空心化的内城则逐渐被贫穷的少数族裔所占据而沦落为“罪恶之城”。
但最终纽约安然度过了这一段艰难岁月。如纽约的工厂迁往下东区，港口业衰败的同时，金融业却迅速崛起。全球化一方面消除了纽约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这座城市在创新理念方面的优势。在过去的80年中，纽约成功的将其自身重塑为以金融业等服务经济为主的创意城市。今天，金融业创造了全市20%的工作机会。这是一座人口密集且仍然繁荣的城市的基础。以2002年曼哈顿的就业结构为例，28%的就业人口分布在三种主要数字产业，其余28.5%的就业人口则分布于商业、科学和服务（主要是律师和会计师）三种产业。此外，纽约社会的日益老龄化也使“银发经济”异军突起，全美最大的四家制药上市公司都以纽约为总部，医疗保健业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产业类别。
纽约曾是座贫民窟与富人区泾渭分明的城市。19世纪以降诸多族裔移民汇聚于此，使之成为种族大熔炉。然而移民的涌入，也导致了严重的贫民窟问题。据记载，1879年纽约的贫民窟住宅共有21000个，1900年增至43000个，容纳了400万纽约市民中的150万人。与此同时，伴随着旧区改造和清除贫民窟的社会呼声，曼哈顿几乎半数的街道都被推倒重来。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纽约通过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网的联结，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如纽约第一条地铁在1904年开通，纽约地铁全长656英里（约1056公里），共468站，是全球最错综复杂的轨道交通系统。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纽约有全世界最好的交通枢纽，有三个主要机场把纽约与世界其他城市联系起来，有高速铁路连接波士顿、华盛顿和更远的地方。
2001年的“9・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危机过后，随着生产的数字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为纽约带来新的变化。这场变革将大规模制造模式转向更加个性化的生产模式。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创新企业也纷纷将自己与纽约联系在了一起。引起这些变化的是技术产业的方式，从制造电脑和互联网的基础框架转变到制造消费品和应用软件。许多创业者由于与媒体、广告和时尚产业近在咫尺而得益不少。这些产业的发展，抵消了纽约传统上的不利条件。据报道，从2007年到2011年，接近500个纽约创业公司得到注资，自2007年起纽约的创业资本成交量就上升了32%，而其他地区包括硅谷，却有所下降。金融业的衰退也让纽约的科技创业公司从中受益，他们因此可以挖走一些工程人才。
纽约对高科技的开放心态显露无疑。曼哈顿熨斗大楼街区和布鲁克林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技术公司。全球著名的新能源汽车公司特斯拉和Etsy都在这些地区安家。在风险投资吸纳上，纽约仅次于硅谷，正在成为科技业的前沿阵地。2012年，纽约在各方面的风险投资吸纳超越了硅谷。2005至2010年间，纽约高科技产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增长了近30%。单谷歌一家公司，就在纽约有着1200名工程师。2002年起，纽约启动了超过40个项目扶持生物科技产业，并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孵化网络扶持该地区的起步公司。纽约设立了政府创业基金，这是在硅谷之外第一个创业基金。此外，斯坦福大学计划投资20亿美元在纽约罗斯福岛建立61万平方米的园区，地铁一站路即可到达纽约中城。
伟大的城市远不只是与财富有关，纽约更是众多天才的聚集地。无论是作为港口之城的纽约，还是作为资本之都的纽约，其一以贯之的特点都是知识与信息的高度集聚。几乎所有最新的创意都可以在纽约以最快的速度被付诸实践，继而转化为生产力。而这些创意的源头则是源源不断的移民涌入所带来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而就文化艺术而言，纽约也不仅仅是昔日的资本之都，亦成为了世界文化之都。据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显示，纽约拥有131座博物馆、220座公共图书馆、2810万人次剧院入场人数，在戏剧演出领域，纽约以420家剧院领先于巴黎的353家，东京的230家。纽约承载着现代风尚之精华：这里有开放的思想氛围和世界各地的人才；这里有让人改变命运、重塑自我的机会；兼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将挑战转变为机遇的不绝活力。这些特质将使这座城市延续其上个世纪的风向标。
知识之都和创意之都的启示
纵观纽约城市发展路径，从一个以港兴市的制造业城市，继而在20世纪下半叶超越了工业时代，进入知识时代，成功转型为一座以服务业、智能制造为驱动力的资本之城乃至世界金融之都，继而在“9・
那么，从纽约城市转型的历史经验中，上海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启示之一是纽约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创新发展的态势，是因为其城市转型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纽约城市文明的的独特性在于――多元化、适应性强。其具体方法是保持科技活力，鼓励技术创新，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此外，由于都市化的迅猛发展，纽约的都市概念早已突破了纽约城（NewYork City）的范围，呈现为大都会区的新格局。以此为鉴，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应该朝着大都会区的目标迈进，即以城镇化为契机，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区）。
启示之二，自建城以来，纽约就是一个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纽约承认新思想的价值，对新观点持开放性态度，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迸发。不断以多元化和宽容性来吸纳全球人才。统计显示，纽约市聚集了以色列之外最大规模的犹太人口，总数达到了140万人（2002年）。据2010年统计，37%的纽约人来自美国以外。与之相比，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国人共17.3万余人，占比不到上海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启示之三是永远不乏促进变革与改造、追求创造与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积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转型发展。与上海一样，19世纪的纽约也曾盲目扩张城市规模，以期创造新的土地财政。然而，经历了20世纪大萧条时代的房地产崩盘，开发新的地产项目无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纽约意识到应当摒弃高度集中的传统城市模式，并以技术进步作为发展驱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经历了又一次转型，即从过度依靠金融业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的债务驱动型经济转型到重新回归技术进步的实业经济。这也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市场发挥作用，通过创新摧毁旧的产业来创造新财富。昔日作为制造业中心的纽约藉着新工业革命的契机，在引以为豪的资本市场襄助下，正在重新成为美国制造业的重心。与之相仿，上海是近现代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在以智能制造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浪潮中，应努力创新进取，打造中国新工业的升级版。
启示之四，纽约市政府作为城市的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充分利用文化的潜力，让城市成为令人激动、向往的居住和旅游目的地，为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目标做贡献。同时，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利用多元化及复杂性引导市民形成共同的人文气质以建立文化产业，并在打造自己的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洗练城市精神。贸易、商业和金融把城市联系起来，而文化让纽约与众不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与纽约相似，上海也正在经历城市转型。在浩浩荡荡的新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之际，上海应该可以从纽约城市转型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启示。
（作者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4年0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