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中的上海转型之路
――周武研究员在“立信讲坛”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周武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
观察上海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如本土视角、区域视角、国家视角、全球视角，等等。不同的视角各有自己的视域。如果把上海城市的发展放到历史视域中动态地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上海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转型的历史。转型，是理解上海城市变迁的关键所在。
纵观开埠以来170多年的历史，上海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以1843年开埠为标志，上海从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第二次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第三次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肇端，上海从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向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大都市艰难转型，这次转型目前还在继续。上述三次城市转型前后相继，每一次都从根本上重塑了上海，再造了上海。
从区域性港市到“大上海”
租界优势地位的确立改变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的内在进程，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因之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开埠前的上海，是江南地区一个以国内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它主要向北方输出棉布和棉花，从北方输入大豆、豆饼和豆油，货值总计在4840万两左右。不过，那时上海同长江航道及大运河航道的物流联系，几乎都是通过苏州完成。上海只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并非这些货物的终点站。所以，那时上海有“小苏州”之称。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上海在江南地区的位置。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850年代开始，上海取代广州，一跃而为全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年至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到全国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进口通常占6成以上。
以出口贸易为例。整个19世纪，茶叶和蚕丝是中国出口最大宗的两种商品。1867年这两项占出口总值的90%，1894年仍占50%以上。由于茶叶产区分散，上海并不能独占出口之利，仅浙、皖茶由上海出口。而与茶叶不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不用说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等地的蚕丝，甚至连四川和山东两省的蚕丝也都运到上海出口。由于紧邻江浙皖丝茶产地，交通也远比宁波、福州等其他口岸更便捷，上海遂成为中国丝茶出口大港，在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中始终雄踞首位。
由于中国出口以丝茶为大宗，开埠之初设于上海外滩一带的怡和、和记、仁记、义记、森和、裕记、李百里、宝顺等洋行，也大都以丝茶贸易为主业，用洋货（如鸦片和洋布）换取中国的土货（主要是茶叶和蚕丝）。当年稍具规模的洋行一般都设有茶叶部和蚕丝部，可见丝茶在早期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性。
外贸带来的变化肇端于租界，而后逐渐推而及于整个华界社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租界从一开始就以条约制度的方式规定了它在上海城市总体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的确立改变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的内在进程，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因之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首先是商业贸易逐步从以埠际内贸为主，转变为开放型的外贸市场，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和总值与年俱增。受其影响，机纱取代摇纱，洋布打败土布，轮船战胜沙船，至同光年间就已成为定局。
其次，租界迅速取代老城厢，成为上海城市的中心。到19世纪后期，上海已发展为亚洲最繁华的通商巨埠。《申报》
由于租界位于县城以北，上海城市中心北移。伴随着这一变化，上海与太湖流域联系的内河航路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埠前，上海的商业活动主要聚集于县城，来自苏杭等地的内河船只多走南线航路，经松江府城、七宝或闵行等抵沪；开埠后，苏州河逐渐取代南线航路，成为连接上海与江浙丝茶产地的内河干道。这是开埠以后上海城市转型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变迁。而后，才有苏州河北岸由东向西快速的都市化。由此，“大上海”初现雏形。
从工商上海到工业上海
当1949年后，党中央欲意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时，上海被定位为“生产型城市”，工业成为这个城市的重心所在
中外贸易推进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流通领域内出现了一大批专营进出口贸易的新式商业，以及报关、揽载、出入口货行、保险等与对外贸易相关的行业，并带动航运、金融、工商业、信息乃至文化产业等行业的发展。受贸易推动，19世纪中后期，上海已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和西学传播中心。
但是，如果上海仅仅因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扮演关键角色，其地位断不至于变得如此举足轻重！对上海来说，对外贸易的延伸，也许比对外贸易本身更为重要。所谓“延伸”，即由商业向工业，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有一些殷实绅商逐渐把目光转移到生产领域，并开始附股于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只不过囿于朝廷禁令才裹足不前。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外国列强攫取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由禁止、限制转向逐步开放和奖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于是，外国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开始步入“投资兴业的时代”。
这是一个渐推渐广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上海在成为对外贸易中心之后，又发展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并逐渐形成了沪东（杨树浦）、沪北（闸北）、沪南和沪西四大都市工业区。上海由此从一个纯粹的贸易口岸，转变成一个制造业与商贸业齐头并进的“工商都市”。在上海城市的编年史上，这是继开埠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变迁。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更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大幅拓展和城市形态的变迁上。
在制造业兴起之前，上述四大都市工业区所在区域基本上都是荒烟蔓草之区。19世纪中叶以前，杨树浦人口最集中的引翔港镇，亦不过二三百户人家。新闸以北的华界地区更是一片僻静乡野，遍布农田、湿地、芦苇、沟汊。即使到了1903年闸北自辟“通商场”的时候，依旧是满目荒凉之区。制造业兴起之后，这些区域以各自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工业投资的首选之地。
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都市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和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1948年工厂数、工人数均占全国50%以上。另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于1934年底开展的统计：全国有注册商标9224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国有5万多件产品商标，其中上海有4万多件，占80%。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上海的工业化虽历经艰难，中间还横遭“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暴行的重创，但它在全国工业格局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并未动摇。
正因为上海工业在全国工业格局中的这种地位，当1949年后，党中央欲意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时，上海被定位为“生产型城市”，工业成为这个城市的重心所在。对上海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变。
解放后，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整体布局。一方面注重各区域平衡，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这两方面都对上海造成了重大影响。就前一方面而言，国家在实行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时，一个国家重点项目都没有给上海安排，而是让上海更多承担支援内地省市工业建设的重任。据统计，1949至1979年的30年间，上海迁往内地工厂300多家，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超过100万人。就后一方面而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全市工业投资27.03亿元，重工业占86.7%。到1962年，上海全市重工业产值达到60.77亿元，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40.4%。重工业主导的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逐渐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即使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消费经济逐渐得到正名，工业经济在上海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到199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为1298.97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52.7%。
经此一番改造，上海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生产型城市和共和国的工业基地。工业成为上海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工业就是发展经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与此相对应，工业部门在各级政府架构中被置于越来越突出的位置。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刚成立的时候，下设23个工作部门，工业的主管部门仅有工商局；到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共有76个工作部门，其中直接主管工业的局委办达11个之多，其他主管经济的部门也多与工业相关。
城市的重新定位，给上海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莫过于辖区的扩大。1958年，为了配合上海城市功能转变，以及随这种转变而来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解决工业职能扩大与地域限制之间的矛盾，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管辖的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上海辖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9倍，总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
辖区的扩大，为上海工业发展与产业布局提供了新的空间。就在这一年，上海卫星城建设正式启动。第一批卫星城包括闵行、吴泾、安亭、嘉定、松江。在这五个卫星城中，除嘉定外，其余全部是工业区，只是在产业布局上各有侧重而已。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两个卫星城：一个是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为依托的金山卫星城；另一个是以蕴藻浜工业区和宝山钢铁总厂为依托的吴淞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如今都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
工业给上海带来的变化当然远不止辖区的扩大。当多功能的“工商上海”变成单功能的“工业上海”的时候，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从生产组织到生活方式，从权力结构到社会心理，莫不随之而变。
随着工业在经济架构中迅速取得压倒性优势，工人人数迅猛增长。据统计，1949年上海市区职工人数为93.7万人，1958年底职工人数达203万人，比1949年增加1倍以上。到1960年，职工人数更达285.9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随着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工人文化应运而生。这种认同、意识和文化为“工业上海”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支撑。
从生产型城市到服务型大都市
严峻现实催生的忧思和反思，终于汇成1980年代中期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上海的重新定位
如前所述，“工业上海”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它的影响也是复杂的。1980年10月，《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的文章。文章中，
其实，文中列数的当时上海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真正的病根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客观地说，当时上海在工业上取得的骄人成就，除了因为上海本身拥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传统外，主要仍然还是在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的前提下实现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这个前提就不复存在，上海在工业上的绝对优势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原材料告急，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据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改革开放初期，令市委、市政府头疼的何止原材料缺口一项，而是成堆问题接踵而至。由于长期以来片面追求工业的发展，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严重失衡，再加上一味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对市政设施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致使上海的住宅建设、道路建设、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建设严重滞后，负债累累。这突出表现为城市面貌陈旧，住房高度紧张，市政设施严重老化，交通极度拥堵，环境污染持续恶化，而上海的人口却在快速增长。1957年市区人口已达609.83万，到1970年更突破1000万，城市人与空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到1979年底，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
尤为严峻的，是环境的持续恶化，苏州河污染即是一个显例。历史上的苏州河曾经是一条清澈灵动、以盛产松江鲈鱼著称的河流。从上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开篇写道：“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绿色”描写苏州河水，足见那时苏州河已被重度污染。到1980年代，这种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因多年来两岸愈演愈烈的工业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而愈益恶化，终年黑臭不堪，鱼虾绝迹，变成了一条“黑如墨、臭如粪”，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这就是说，上海再也不能继续沿着工业上海的老路走下去了。严峻现实催生的忧思和反思，终于汇成1980年代中期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上海的重新定位。
此后，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发展，作为上海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方向日见清晰，上海第三次城市转型大幕由此开启。而后有浦东新城的开发开放和世界城市史上规模少见的浦西旧城大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变化”。而
由全力发展工业到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由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到综合性多功能城市的转型，这个过程尚未完成，但有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政策资源，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累积形成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制度，以及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和地位，上海正在而且必能在更高的起点、标准和层次上，续写上海城市转型史上新的传奇。
（《解放日报》2014年6月28日，“思想者”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