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在上海社会科学国际创新基地的讲演
周武，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上海城市史研究。发表《中国遗书精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张元济：书卷人生》《全景中国・上海》等著作，另有《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等论文数十篇。
核心观点
西语世界的上海叙事逐渐累积起来的可观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不独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多元的理论与方法启迪，而且已超越“地方性知识”，成为世界城市叙事的共同财富。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西语世界因为关注上海而产生的有关日记、书信、通讯、指南、游记、回忆录、论文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各类专门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所列，截至2005年底，单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文上海文献，以及部分海外驻国内机构出版的外文文献，即多达两千数百种。就其趋势而言，近30年来尤蔚为大观，其内容之丰富，议题之多样，研究之深入，都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状态和趋势甚至引起一些中国学家的不满，1996年美国知名学者周锡瑞教授特别发起组织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干脆就叫“上海之外”（Beyond Shanghai）,言下之意就是上海研究够多了，本次会议不凑热闹，只讨论上海之外的中国城市。这也间接反证了西语世界上海叙事的盛况。那么，这种盛况的出现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这个历程中形成了哪些焦点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盛况，这是本次讲演我想重点阐述的几个问题。
从租界叙事到上海叙事
西语世界对上海的关注，并非始于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早在明末清初，在上海地区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毕方济、潘国光、刘迪我、金百炼、毕嘉、柏应理等人就已开始就近观察上海。开埠前夕，阿美士德号商船造访上海，对上海港、黄浦江航道及附近乡村进行了为时18天的考察，胡夏米等人在考察报告中称“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并认为“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如能获准在此自由贸易，所获利益将难以估量”。但这样的记录在当时的西语文献中并不多见。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辟设，西方的军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学者（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医生，以及那些被称为“欧洲社会的渣滓”的冒险家怀抱着各自的目的和梦想“梯航万里”而来，他们到上海或经商，或传教，或游历，或考察，或采访报道，其中一些人更将自己在上海的亲历亲见亲闻化作日记、书信、通讯、指南、游记和回忆录，于是有了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华北诸省漫记》、《居住在华人中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上海及其近郊概述》，麦克法兰的《上海外国租界与华界特写》，戴义思的《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赖特的《20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裘昔司的《上海通商史》，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霍塞的《出卖的上海滩》，等等。他们用不同的文字把一个多元的上海带入西语世界，西语世界最初正是通过这些体裁不一的文本来了解上海，认识上海。在这些记录中，最为后世看重的，当推兰宁、库寿龄合著的两卷本《上海史》和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这两部书分别以工部局档案和公董局档案为核心史料，参酌其他文献报刊资料，内容翔实，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但它们立论的重点和叙述的中心都在租界，因此，他们所述的“上海史”主要就是上海租界的历史，意在为租界立传。以租界为中心，是那个时候上海研究著作共有的特征。可以说，1949年以前的上海研究是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叙事。
这种状况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国家政权的更迭、国际封锁、联合国禁运，以及“冷战”的背景，上海的发展不得不由“面向海外”转向“面向国内”，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中断西方世界对上海的关注，虽然那个时候专门从事上海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但还是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白吉尔的《清末上海的金融危机》、《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等，其中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局外人：印度和中国的西方经验》及伊懋可的《上海市政》、《上海士绅民主》等一系列晚清上海研究论文尤为引人注目，被视为上海叙事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在经历了千曲万折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魔幻般的变迁，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罕见罕闻的当代传奇。上海自身的这种变化，更激发了西语世界对它的探索激情，研究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挪威、韩国及中国港台地区，都有不少学者从事上海研究。在这股上海研究热中，还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海外上海研究重镇，包括以魏斐德、叶文心为代表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以高加龙为代表的康奈尔大学，以裴宜理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以瓦格纳为首的海德堡大学、以安克强为代表的法国里昂高师，等等。这表明上海研究已日益显示出它的世界性。
西语世界的上海叙事从无到有、从有到显、由显而盛，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寻常的历程。这个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可观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不独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多元的理论与方法启迪，而且已超越“地方性知识”，成为世界城市叙事的共同财富。
探寻上海城市变迁的另类特质
海外上海学的论著尤以对近代上海的研究最集中深入，近年来更推及当代上海，有关论述渐成气候；就内容而言，举凡政党、帮会、同乡会，道台、警察、苏北人、资本家、职员、文人、画家、记者、艺人、女工、工人、妓女、乞丐等等，靡不有专精的研究。但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始终在于探寻上海城市变迁的另类特质，从老一辈的墨菲、魏斐德、费维恺、刘广京，到至今仍极活跃的资深学者白吉尔、瓦格纳、伊懋可、裴宜理、叶文心、安克强，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尽管他们代际不同，论题、视域、观点和方法各异，但基本上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焦点：
第一焦点自然是中与西的关系。开埠以后，西人、西事、西物、西制、西学蜂拥而来，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碰面、会叙，正是在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上海快速崛起，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市。西方输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无不是率先在这里落户，并向内地辐射、传播的。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指出：现代上海是中西两种文化并存的城市，“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白吉尔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还特别区分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给上海带来的不同影响：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保护宗教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义统治样本。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并存与交融，不仅体现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形下层面和形上层面，更体现于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书在重绘摩登时代上海文化地图的时候，即特别强调西方文化元素对上海城市空间和上海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第二个焦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并不是新的问题，早在1950－60年代，受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对立乃至断裂，曾经是一种支配性的分析模式。但从1970年代末西语世界的上海研究者即开始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模式提出质疑，伊懋可、顾德曼、张琳德等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发现上海的历史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具有内在连续性的。伊懋可的《上海士绅民主（1905-1914）》等论文，经过缜密研究，认为近代上海士绅在社会所起的作用，与近代以前有相同和相通之处。顾德曼的《家乡、城市与国家》通过对同乡团体的研究揭示，同乡组织的功能在近代上海尽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其传统的功能继续存在。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则认为，上海开埠前后中国社会的内在连续性，远比《南京条约》带来的直接影响要大。
第三个焦点是通商口岸与内地的关系。墨菲认为：“上海之所以是大城市，主要因为它位于世界上幅员可以比得上无论什么地方、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众多的地区的顶点，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顶点。”这就是说，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上海的崛起与它广袤的腹地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上海又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上海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与通商口岸和内地关系相关而且相连的另一重关系，是城乡关系与城乡认同。西语世界许多学者对这个题目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做出各有见地的解读，如白吉尔的名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就曾深入地触及这个话题。她认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加深了乡村小士绅与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大绅商之间的裂痕。管理不善，并逐渐为传统士绅遗弃的乡村，在低级官僚阶层的混乱管理下日趋衰落。”而乡村的“日趋衰落”和贫困化，更加剧了精英们对这些地区的“背离”，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只有上海等大城市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广大内地民众则被隔离在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大门之外。
第四个焦点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数十年来，世界史学经历了由上而下、由贵而贱的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浮现出来，并迅速流行，成为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模式。受其影响，西语世界的上海叙事亦多采用这种分析模式，不过叙事的角度往往因人而异：或侧重从国家（或政府、党部）的角度探讨国家权力对民间社会的利用、渗透、干预，以及民间社会的复杂反应；或立足于民间社会，力图揭示出社会与国家之间复杂关联及其多元面相。如小科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深入地考察了国民政府对资本家集团既利用又压制、边利用边压制和压制为主、利用为辅的政策，以及资本家集团对国民政府从满怀希望到幻想破灭、怨恨交加的心路历程。安克强的《上海，1927-1937：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则以1927至1937年上海市政府为对象，对市政府在此十年间实施的方方面面的政策、法规、改革措施、成就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那十年的中国政府开始了这个大商业都市编年史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的实验，可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彻底中止了这种现代化实验。
第五个焦点是大众文化。自198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西语世界从事上海研究的许多学者，如林培瑞、毕克伟、王德威、张英进、傅葆石和李欧梵等均将视点从知识精英转移到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对通俗小说、电影、戏剧等作了重点研究。其他还有一批博士论文如《半殖民地上海中的文学和电影（1927-1937）》、《上海的梦幻宫殿：美国电影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1920-1950》、《上海京剧漫游（1942-1949）》、《“跳龙门”：上海故事家的社会动员，1849-1949》、《从茶室到收音机：30年代上海文化中之故事演讲和商业化》、《上海近代大众小说的兴起》等，也都从不同个案聚焦上海大众文化色泽斑斓的历史。
上述五个焦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上海，尤其是开埠以来上海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这种底蕴、特质可归结为一点，就是上海尽管受西方的影响最深，但她仍然是一座中国城市。诚如白吉尔所说：“不管上海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前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实现。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没有的。”
三种研究路向的交汇
近30多年来，西语世界上海叙事由显而盛，自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有关，与上海在这个大时代缔造的发展奇迹有关，也与西语世界学术思潮的走势有关。西语世界的学术思潮中，有三种动向不能忽视，即中国研究的转向、城市史学的兴起和跨文化研究的盛行，正是这三种研究取向的交汇，创造了西语世界上海叙事的盛况。
第一个因素是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转向。
传统汉学以研究中国古典时代的典章、制度、语言、艺术为主，当然无需关注上海。但是，当传统汉学演变为中国学，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上海研究非常自然地成为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上海，这个靠近大海、以海命名的城市，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正如伦敦之于英国、纽约之于美国、巴黎之于法国、柏林之于德国一样，是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所无法替代的。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而且，差不多是现代中国一切变化的制造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关注和研究现当代中国，就不能不关注和研究上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原本并不研究上海的学者纷纷将目光集中到上海的世纪变迁，如原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魏斐德，先前以研究明清史出名，写过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1980年代以后转而研究上海史，先后出版《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红星照耀上海》三本上海史的专著；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原本以研究《老子》王弼注和道教著名，后转向上海城市史研究，并组建了一个早期《申报》研究团队，致力于上海文化史的研究；还有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最初以研究“华北的叛乱与革命”成名，此时亦转向研究上海。他们的转向，影响远不止他们个人，更带动了一种学术风气。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史研究的兴起。
上海是一个有着独特身世和经历的城市。开埠前的上海是一个“素无草动之虞”的普通滨海县城，它的地位和影响力因地处江南的边缘，不独无法与苏州和杭州相提并论，就是同小区域内的松江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开埠后短短数十年，依靠商业和制造业的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和亚洲最繁华的都会，跻身与纽约、伦敦、巴黎并驾齐驱的国际大都会。1949年后，由于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上海的发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上海由自由市场的上海变成计划体制的上海，由工商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并进而转型为新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一度举步维艰，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在海纳百川中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浦东新区崛起，旧城改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缔造了国际大都会历史上新的传奇。这种身世和经历，堪称世界城市史上的另类标本。对研究者而言，自有一种“传奇性的魅力”。
第三个因素是跨文化研究的盛行。
作为一种方法或理念，跨文化研究已从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渗透，并赋予这些学科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思维。上海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现在又正在经历着再全球化和再中心化的历史性转身。上海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或者说，是跨文化实践的产物。有英国的文化，有法国的文化，有俄罗斯的文化，有日本的文化，有犹太的文化，有葡萄牙的文化，有印度的文化，有安南的文化，当然还有来自本土的江南文化，粤文化，闽文化，鲁文化等等地域文化，这些来源不同的文化在上海交织、碰撞、融合，每一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他者”之长，并以此丰富各自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内涵。因此，研究上海，单从本土的、地方性的视角出发，或者单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出发，谁也无法把上海城市内含的多样性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跨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特别强调越出“我”之视角与他者视角的某种局限而获得更大的视角，强调具体历史语境下的交互性和“视域融合”，恰好可以为上海研究提供一种更适用的方法论资源，并已被越来越多的上海研究者运用于各自的研究实践。
中国学研究，城市史学研究，跨文化研究，三者皆是当今世界的热门学问。而无论中国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城市史研究而言，抑或跨文化研究，上海都是无可替代的独特标本。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不能不重视上海，因为不了解上海，很难了解现代中国；研究城市史的学者不能不关注上海，因为上海是世界城市史上的东方标本；从事跨文化诠释的学者也不能不关注上海，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产物。正是三种研究路向的交汇，促成了上海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文汇报》2014年8月11日《每周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