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长远眼光重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
以往国际舆论较多从表面、短期现象来评论中国的发展走向，所得出的结论常常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国际观察家们的预测动辄失灵，就在于他们不能把握中国历史的长远轨迹。
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英国前首相布朗、著名时评家马丁・雅克等人的眼光要长远得多。他们指出，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和过去两三千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才能了解中国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要过一百年、二百年以后，人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认识它的意义。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智库人士尼古拉斯・贝格鲁恩等人则从世界范围来判断中国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指出，中国将如何改变规则，朝着什么方向来改变规则，可以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实践中找到答案。一旦中国人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有时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付出很多努力，甚至出现一些失误，但最终会取得成效。中国在35年时间中所取得的成就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中取得的成就都要大。世界正面临一个两百年来的转折点，一个非英语国家、非西方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这些评论说明，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发展趋势的眼光变得更深远更广阔，思考方式更冷静、更多维。
超越“西方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点
很长时期以来，西方舆论认为中国不采取西方制度模式就不是真正的改革，他们对中国改革的成果和特点往往视而不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 一些外国政要和智库人士开始改变“西方模式决定论”，努力理解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指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了解自己的改革环境特点，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贝格鲁恩、印尼智库人士瓦南迪概括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稳定的背景下推进变革，不断变革又维持现状；在变革同时也不丧失自己的实力；在国际义务和国内需求之间求得平衡，国情最终决定改革进程。
西班牙前首相冈萨雷斯、意大利前总理蒙蒂等认为，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功在于进行长期规划，关注子孙后代的福祉；而西方国家受制于多党竞争的选举，只能作短期规划。中国把未来10年、20年的长期目标和短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确保长期目标实现。他们强调，这是西方要向中国学的地方，这也是中国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许多国际人士在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远景做出更客观估计的同时，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如果10―20年内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矛盾焦点也会转移到中国，对此应有准备；中国对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将承担更多责任，对于国际规则改变的内容和方式应及早研究；中国将处于从发展中向发达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可利用这种结构的两重性成为南北沟通桥梁。
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的潜力和活力
以往国际人士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时，往往在后面带上“但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怀疑和保留。然而，近来这种语调有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国际高层人士对中国政治制度持积极肯定的看法。
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认为，西方应当改变自己固有的“合法性”评判标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西方传统意义的合法性根本不同；西方也应当改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评判标准，不能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归结为实现西方的“多党制”。英国著名时评家马丁・雅克认为，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的政府体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是具有合法性的，这种合法性和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所认识的合法性是有所不同的。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要确保现有的机制怎么更加有效地工作，而不是要彻底推翻现有的机制体制。西方人在这些方面应该对中国表示尊重，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这是世界所需要的。阿齐兹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有勇气站起来为自己的政治体制辩护，发展中国家懂得人权、民主的重要性，但是有自己的实现方式。欧洲智库人士阿兰・曼认为，制度的合法性和西式民主没有直接关联，却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直接相关。中国不同于其他“民主转型”国家，没有让民意过度泛滥和滥用民主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陆克文则赞赏中国人坚持走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认为中国的未来民主模式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的。
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总结中国政治体制的成功秘诀在于，善于达成非常困难又非常微妙的平衡，以一定的管制保证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同时允许更多自由开放。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实行西方的宪政，但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它对人们的需求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反应。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认为，由于独立的语言文字系统和内容表达方式的简洁精炼，中国人可以创造自己相对独立的网络空间，使西方舆论呼风唤雨的能力大打折扣，把外部网络的负能量冲击降到很低的限度。中国拥有数量最大的网民，可以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互联网空间，却仍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也是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些国际智库人士对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给予较为充分的肯定，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意民心、历史传统和社会绩效，而不只是来自选票。一些学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说明中国决策机制的民主、科学和效率，对国际人士产生震撼的效果。他们对中国网络治理和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也持较为正面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交媒体的超大规模举世无双，其治理模式为各国所不可比拟。
超越“国强必霸”传统结论，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国际舆论主流长期以来都以“国强必霸”的传统结论为出发点，走向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种思维定势正在改变，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勾画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轮廓，其中包括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认为，当代世界正在出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和权力转移，这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在此过程中，中国懂得，自己越强大，越需要让自己的邻国放心。马凯硕高度肯定中国全力以赴打造与邻国的利益共同体以至命运共同体。他相信这种利益共同体可以实现，而且必须实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怪圈找到了一条现实的路径。陆克文、冈萨雷斯等人士指出，中国人从一种较长远的世界观出发，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两极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与何汉理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和本质在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新型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更平等、更平衡，中美之间只有以平等方式打交道，才能保持长期合作，并且把正常竞争保持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框架内。他们还认为，中国内部改革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具有重大意义，即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确立新型大国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
反思“西方模式优越论”，学习中国的成功之道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一直把西方模式作为后起国家的样板，把非西方模式一概作为异类加以否定，“中国道路”更是被当作批判对象。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出现制度失灵问题；“阿拉伯之春”的灾难性后果凸显；部分新兴大国停滞不前。在此背景下，西方观察家们开始认真思考中国超大规模、超常发展、超越危机的成功经验，不约而同地提出“学习中国”的问题。
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一些西方政要提出学习中国发展制造业、出口产业、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具体经验，但是绝口不提学习中国的制度。最近的变化是，一批西方人士明确提出，西方应向中国学习，吸收中国的制度优势，学习中国制定长期规划的经验。中国与西方是相互学习的双向车道，西方应向中国学政治体制的优点。不仅要学中国的制度，还要学中国的文化。中国有传统的“和谐社会”理念，大同、平衡、中庸的哲学传统持续了几千年时间，中国的儒道释文化对中国发展道路有深刻影响。整个世界都应当学中庸之道，以更平衡、更中庸的观念来看待问题。这些看法是前所未有的，意味着中国制度和文化开始进入西方主流的视野并得到正面的评价。中国道路不仅不可简单否定，而且值得学习借鉴。
一些西方人士在提出“学习中国”的同时，也积极建议中国应更具体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塞迪略、智利前总统拉戈斯等人认为，中国朋友正在变得更加有信心，更敢于直言，更愿意明确表达他们的想法，讲出自己正在以及打算做的事情。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需要换位思考。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文、著名媒体时评家扎卡利亚进一步建议，中国应向外部更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很多西方民众并不了解这些常识；还应当举例说明中国为什么和西方不一样，为什么不能走西方道路。
诸多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接受度不断拓宽，对中国特色制度模式优越性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期待能够超越固有思维读懂中国，这说明形势比人强。世界对中国有新的认识，中国对世界必然也有新的认识。这两种再认识的互动，将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将带动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好地再构建。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来源：《求是》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