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大学协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上海发展”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会议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致欢迎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当代史研究室主任王健主持交流发言。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分别作主旨演讲。
王战院长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上海发展”两个关键词，全面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包括改革开放后30年，也包括改革开放前30年。不同于欧洲、美国原始积累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部强制性积累，8000多亿元积累来自农业统购统销，8000多亿元积累来自国营企业统收统支，这两个8000多亿元构成了前30年社会主义大工业体系的基础，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上海的改革实践继续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贡献。上海改革是从金融借贷开始的，1990―1995年这5年间上海金融改革突飞猛进。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至2000年达37万家，排在全国第三位。上海另一个理论贡献是股份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章百家认为，中国当代史包括改革开放史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在三方面取得突破：梳理一条基本线索，构建一个基本框架，开展专题史研究。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分期问题时，他强调，应该把1976年至1978年划入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是从1976年开始的，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这个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十二大以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双轨制。当时,上海相比全国的改革是滞后的，但这种滞后是有战略意义的，它避免中国出现苏联东欧式的休克疗法。如果说2000年以前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经验可循，那么2000年以后，改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新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不断提出新理论、新制度。中国现在是一个有短板的新兴大国，市场经济的某些突出问题，如腐败问题，仍很严重，中国尚缺少契约精神和监督机制，多的是道德约束。今后改革的重点，一是要强调系统化，解决各部门的协调性，二是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将未来发展置于国际体系之中。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各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教科院、嘉定区质监局、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苏州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十多家单位。部分代表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了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