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上海圣约翰公学正式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于次年授予学生学位，教员总数约50人。
1920年代的报刊上曾有人撰文介绍大学教员薪资分为四个等级，教授月薪为400到600元，副教授则是260到400元，讲师是160到400元，助教则是100到160元。
大学教授作为专家与知识分子，是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而逐渐产生的。工业革命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时还出现了大批由专门人才组成的专业机构，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普通人通往权力的道路被彻底改变了。读书人不再通过考试来入仕，而是到国外或国内的大学去攻读学位，他们大多成为专家学者，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对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大学教授，身处转型时代，其传统的士大夫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在被政治权力边缘化之后，又被上海等都市日渐兴起的更加强大的现代性力量―市场，不断驱逐至边缘。
西学东渐的产物
近代上海教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892年，上海圣约翰公学正式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于次年授予学生学位，教员总数约50人。1896年，南洋公学创建于上海，这是中国人在沪开办大学的肇始。由此，中国最早的大学教授也应运而生，当时的大学教员被称为教习，民国以后才改称教授。上海大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蓬勃发展。据许晚成1935年的统计，上海的高等院校共有教员1996名。1936年的统计则显示，上海各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教职员总数为2385人。与之相对照，当年全国专科以上教职员状况为：教授2801人、副教授433人、讲师2461人、助教1045人、其他461人，合计7205人。也就是说上海的大学教员人数达到全国的近1/3。
民国建立伊始，政府就开始关注大学教授这一现代专业知识群体。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教育令，明确“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到 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明确将大学教员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任职教员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助教须为国内外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有相当成绩；在国学上有所研究者。讲师须为国内外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者；担任助教一年，成绩突出；在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须在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获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任讲师满一年，有特别成绩，于国学上有特殊贡献者。教授须为担任副教授二年以上，有特别成绩者。以职业资格为社会屏蔽的科层制的确立，使教授群体逐渐形成为一个专家阶层。
至于教授们的经济收入，1914年7月6日颁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中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学长300元，专任教员280元，预科长任教员240元，庶务主任150元，高等师范校长300元，专任教员160-250元。另外，大学教员服务五年以上，每年还有数量不等的津贴。1917年5月又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学长450元，正教授300-400元，本科教授180-280元，预科教授140-240元，助教月薪50-120元。就收入而言，大学教授的薪资水平在自由职业者中位居中流。如熊佛西回忆早年经其恩师梁启超的举荐赴暨南大学任副教授，每月工资200元，一年后升为教授。1920年代的报刊上也曾有人撰文介绍大学教员薪资分为四个等级，教授月薪为400到600元，副教授则是260到400元，讲师是160到400元，助教则是100到160元。据历史学教授蔡尚思回忆，他在抗战前两年初任教于私立沪江大学时，每月薪资220元，除了买大量书籍，还可以出钱请人抄书。此外“亦有教师买洋房，自备小汽车，过着资产阶级式的生活，甚至有娶小老婆的”。另有一份对上海1930年代一些社会阶层的收入所作的统计，其大致情况是，教育系统：小学和中学教员为30-100元及70-160元；大学教师，助教100-160元，讲师160-260元，教授400-600元。两相对比，收入待遇高下立判。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待遇不算优裕。一位作者就指出“专任教授之月薪不过三百金左右，约等于行政机关一简任人员之俸钱”，以当时国内生活程度，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之外，“所余实已无几”。尽管平均计算的话，大学教授的收入仍处于社会中上水平，然大学教授为了多“谋稻粱”，仍然促使大学教授兼课赚课时费风气大盛，“京沪各校教授莫不皆然”。
在月薪当中，课时费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蔡尚思就指出，一般私立大学教授，“在战前每星期大约担任十三小时，月薪二三百元，等于白米二三十石。”虽然上海教授“皆以时计薪，大概每时总在二元半左右，多至三元四元，少至一元二元。如一时二元半，则一月才十元，就是兼到十时，也不过一百元；如担任少的，更可不用说了。”蔡尚思也认为，“本来大学教授，钟点是不能担任太多的，因为有的要自己编讲义，不比中小学的专用现成教科书；而且上海的各大学又不是同在一处，东西南北，甚至坐车要费三四个钟头(其间且有兼教京沪各大学者)；因此，如要教得好，钟点便要少，钟点少而生活就难以维持；反之，如要维持生活，那就要在各校多兼一点，多兼可又教得不好，会给人家不满意。”上海的大学教员课时费仍然偏低。课时费少再加上在职待遇低下，迫使许多教师想尽办法去做兼职聊以糊口。
“谋稻粱”与“做学问”
总体而言，与社会底层相比，1930年代上海大学教授群体的生活仍然较为安逸，无需为柴米油盐而奔波。然而，大学教授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已悄然出现。与之相比，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尽管也面临着社会的商业化倾向，然而对人才与知识的尊重却是始终如一的。如德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就相当尊重。两相比较之下，在欧风美雨浸淫下的上海，谋利动机和创业精神浓重，职员文化盛行。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在旧上海一般民众心目中并不尊显荣耀，在一般小市民看来甚至还比不上在洋行混混差事的职员。在这其中，私立大学教授的生活尤其清苦，以复旦大学为例，复旦教授的工资常年只发11个月，另一个月的工资要各系自筹，方法是办暑期班搞创收，或其他什么渠道创收，总之是赶教授到社会上去打工。
在旧上海，普通民众崇拜的人物大多是富商大贾、海上闻人之流。而象牙塔内的大学教授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近代上海，大学教授更多的被看作酸腐文人或书呆子。谢六逸也认为大学教授和富商大贾、新旧官僚比较起来，都有逊色，所以大多数早就有了“觉悟”，即为学术奋斗的意念，一天淡似一天，而趋赴利禄的心呢！则日渐增长。他们知道“洋场”的滋味比什么地方都好，抵抗不过物质的诱惑。于是把大学当做尾闾，虽然身列讲坛，然而目的却在于做官,有官做时便去做。历史学家蔡尚思也慨叹不少意志薄弱者“为了教书生活太苦，所以人人有机会，便由教界跳进政界去了”。就此而论，大学教授不以学术为正途，纷纷谋划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待遇。蔡尚思甚至以悲天悯人的语调慨叹大学教授之困窘，“近代如欧洲各国比较有见及此，政府或能给予学者相当的生活费，而社会人士也很看重学者。至于吾国，就不然了：政府对于学者，简直是不管的；而一般世俗人，也很瞧不起这般学者。惟有一般做官之人，是给彼此欢迎,上下看重的。有势有利，到处如意。于是一般学者遂渐地向那政界跑去了。”钱穆在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时亦曾叹息道：“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
非但大学教授不能忘情政治，国民党本身也竭力试图以党化政治改造大学教授，使之成为党化教育的急先锋。1929年10月，国民党颁布了《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全国各级学校都要加强党义学习，党义研究升为四期，“每期以一学期为限，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随后1930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下令所有在任或有志于任大学及专科学校党义教师者，“务须遵照敝会所订各种章程，前来检定”。并认为此事兹事体大，事关党国教育。
在崇尚浮躁虚夸的社会风气下，大学教授群体亦渐渐随波逐流，被分为“谋稻粱”与“做学问”两种人生取向。学术界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大行其道，而这一切恰与民国后期社会整体风气的腐坏相一致。
战后生活日见清苦
如果说1930年代大学教授的生活尚称安逸，其社会地位边缘化还可以用经济收入上的小康水准来弥补的话。那么抗战的爆发则是大学教授经济状况恶化的转折点。与其他中产职业群体一样，抗战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吞噬了大学教授的历年积蓄，往日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们经济地位迅速下降，日趋“无产化”。抗战初期的一篇报道就描述了身陷孤岛中的大学教授生活之窘境，在上海一个大学教授的最低生活费照该刊记者的估计每月应该是：房租（以一大间一小间计）80元到120元；伙食：菜饭60元、米（一担）75元、煤球两担15元、油盐酱醋等15元，共165元；子女教育费（以二人计）30元；衣着20元；车费20元；以上共计315元至350元。按照这位记者的看法，这很明显是一个减无再减的数目，因为若子女多的，或者需要赡养父母的那就更为难了。然而，与之相对照“我们所知在国立大学里普通一个教授的工资没有超三百元的，私立大学更大都以钟点计算，那就更少得可怜了”。究其幕后之原因，大多因为“战事已延长三年有余，近来生活费的增长实在骇人，战前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拿出一半就可以应付衣食住三项，现在把整个收入都拿出来都已经捉襟见肘”。这还是抗战初期的状况。
到了1940年代末，大学教授经济条件的恶化已经被视为一种社会常态而见怪不怪了。据统计当时的智识阶级，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记者和政府雇员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1937年之前工资的6%-7%，其中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更是减少了近98%。大学教授生活之艰辛，报纸上也不时有报道，更有大学教授不堪忍受，自杀身亡的消息，如“前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阮尚承因生活压迫，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服烈酒及安眠药自殁”。
内战爆发后，物价飞涨、币值低落，使得教授生活日见清苦，上海市大学教授会在致电行政院的电文中痛心疾首地哀叹“即最低生活亦不可得，同人等以人师之尊严，负教育之重任，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长以育儿女，束手无策，生活如此，言之痛心”。1946年《新民晚报》载文谓大学教授收入不够皮鞋两双，以致该报惊呼这与“司徒雷登博士说美教授年薪八千至一万美金，相差岂止百倍”！更有人鸣冤叫屈称“秀才命苦”，因为“据我们所知道：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及人力车夫的工资。京沪报人的待遇，仅赶上排字工人。政府中级官吏的俸禄，比银行听差还要少。”文章最后慨叹国家社会对待这些人是欠公平的。因为培养一个知识分子的投资，无论如何比培养一个工人多。并哀叹“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这霸道的世界里，秀才的命运也许就决定于‘造反不成’一点吧”！在这番激烈的言辞之中，反体制情绪溢于言表。收入微薄，向上晋升、政治参与空间狭小，逐渐演化为对国民政府的不认同。知识分子对社会地位降低不满，无疑是194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
大学教授基本上生活于学院之中，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有限。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还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面临剧烈社会转型的近代上海，各种理想、信仰等统统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功利考量。作为士大夫承继者的大学教授在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日益边缘化。当然如从另一层面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体制与市场条件下的边缘化，使得这一群体转而成为以学术为志业的专家学者，进而融入到专业人士与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中，成为民间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就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总之，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文化地位较高，同社会各界有较广的联系，而且大学教授可以通过个人的才能智慧以及遍布各个领域的弟子对社会施以诸种影响。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载：《东方早报》2014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