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戴海斌：东京《顺天时报》研究会参加侧记

刚过五月，东京的气温就窜上来了，天气预报形容已有了一种盛夏的感觉｡6月3日，是星期天，顶着太阳出门，一路行人稀少，电车和街道比平日都显得空旷，赶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18号楼二阶的研究生作业室，发现原本不大的房间已差不多满员了｡今天是“《顺天时报》研究会(�天��の会)”2014学年的第一次(总第14次)例会｡

自本年开春到东大访学以来，有时间的话，常会参加东京地区一些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研究会或读书会｡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岸本美绪教授主持有“近世史研究会”，这里的“近世”概念指向的时段相对较广，研讨范围上限为明清，甚至可更前推，下限则覆盖我们理解的“近代”， 形式上以个人报告､集体讨论为主，每周四晚举行，两周一次｡青山学院大学饭岛涉､东京学艺大学田中吕比志两位教授主持了“ISMC(In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研究会”，持续的时间已有很多年，不定期活动，除了专题报告，还经常就本研究领域内的重要新书举办专场评论会，如最近两次活动分别评议了村上卫的《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とｲｷﾞﾘｽ･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年)和藤谷浩悦的《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汲古书院2013年)两部新著，当时作者也来到现场，参与讨论并回应问题｡还有一些专门的读书会，如东大已故并木赖寿教授最初发起的“忘山庐读书会”，从2006年开始，一致持续到今天｡最近东洋文库开办了“王清穆日记读书会”，会读的成果，即相应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报告陆续在其机关刊物《近代中国研究汇报》上刊布｡这些研究会､读书会的主力成员，大概多多少少都和东大有点关系，但形式完全开放，通过这些平台，可以接触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日本学者｡

“《顺天时报》研究会”的特色是，它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以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上则把史料精读和研究报告两者结合起来，而近于一种“共同研究”｡众所周知，《顺天时报》(1901年12月―1930年3月)作为日本政府在北京地区长期发行一份中文报纸，在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由东亚同文会成员中岛真雄创刊，不久被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接管，成为接受日本外务省资金援助的在华机关报｡直至停刊的29年间，该报持续关注中国时局，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即位､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南北和谈､军阀混战､北伐革命等历史事件及社会风气､文化现象､自然灾害､市政建设等均有大量报道，并发表各种形式的评论，其副刊“消夏录”､“剧评”长期报道北京戏曲界情�，保存了大量京剧相关资料，这些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新闻事业与同�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日中关系，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从日本方面来讲，对于理解和研究近代日本在华新闻事业，也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会的发起人分别是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讲师青山治世(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后出站)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博士生关智英｡说到此会的发起，还有一些个人的渊源曲折｡据青山介绍，他高中时期的社会科老师金崎邦男的祖父金崎贤正是《顺天时报》最后一任主笔(1919―1930)，他曾受托于金崎邦男先生，对其祖父的事迹进行调查｡2012年2月，在一次东洋文库学术报告会结束后的饮酒会上，青山提出这个话头，竟然引起了热烈反应，本会的另一发起人关智英提议：“金崎贤当然是个有趣的人，不过，我们先从《顺天时报》本身开始，好好地做一番研究如何？”在场几位同志，一拍即合，《顺天时报》研究会就这样开始了｡经过一番紧张而且周密的准备，2012年7月举行了第1次例会，此后每隔一到两个月活动一次，到今天已经是第14次，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两年｡

回溯既有研究，关于《顺天时报》的性质，一般被定位为“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机关”(包括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多持此观点)，而在实际研究中，不同背景的学者往往从各自的关心角度出发，对报纸作部分的､片段式的选择利用｡本会的发起人深感有必要跨越这一研究阶段，使之向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第一次例会上提出的“研究会发起书”，不仅确认了研究《顺天时报》的意义，也宣示了目标：综合利用中国和日本双方面的史料，对《顺天时报》做实证式研究与“通史性”的把握｡实证研究的前提，需要打通语言关，也要打通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而所谓“通史性”眼光，具体则指“通观清末至北京政府､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北京的政治・言论･文化空间，并用之为考察同时期日中关系的存在方式及变化的材料”｡( ｢�天��の会(�称)｣�足にあたって ，2012年7月9日)这些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口号与愿景，作为实现手段的初步和重要一环，制作《<顺天时报>论说・社论总目录》在研究会成立当日即被提上日程｡这一工作由参会者分工分头进行，最后汇总合成，截至到目前，1901―1930年的《论说・社论总目录》已基本整理完成，并有计划在一两年内公开刊行｡以目录整理为基础，配合进行对相关论说､社论的精读，并通过例会，持续发表阅读报告或书评报告(参看附录)，《顺天时报》研究会的操作兼具纵深和广度，这在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史上，恐怕还未有先例的｡可以附带一提的是，该研究会似乎正在发生示范效应，近期日本神奈川大学也召开了“NCH(North China Herald)新闻研究会第1回例会”，开始对《北华捷报》进行系统研究｡据笔者了解，国内上海图书馆已制成并发行《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全文电子数据库，而巧合的是，就在今年，国家图书馆藏全套《顺天时报》(总175卷)刚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些报刊资料的基础整理工作，无疑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就实质性的研究起步来言，日本学者显然已着先鞭，较国内领先了半个身位｡

今天的报告人是来自台湾的学者张碧惠(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招聘研究员)，其精读对象为1924年11月11日社论《清室宝物公私产之分界及其保管方法》，现场分发的阅读材料影印了社论原稿，解说纸分双栏排版，一边是整理录入的社论中文原文，一边是现代日本语译文，报告者逐字､逐段进行翻译和释读，与会者随时可以提问讨论｡在解决文字问题后，报告人从“时代背景”､“社论反映的《顺天时报》立场”､“与其他社论的比较”､“《顺天时报》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关系”诸方面作进一步的阐发，看得出来准备得非常充分｡事实上，张碧惠本人的博士论文就是做民国时期“故宫文物”保存与迁转的研究，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故而对《顺天时报》相关论说的理解体现出专业的素养｡例会前半场以个人报告为主，后半场则向全体开放，作集体讨论｡因为差不多一周前，例会组织者已经将报告电子版预先寄送，所以与会者并非无备而来，有些还专门带来了尽管刁钻但不是针对性的问题｡全场参与度很高，交流可谓热烈｡

三个小时过得很快，例会结束时，外面天已经黑了｡报告完了，还有例行的饮酒会，从驹场坐两站电车，集体移师至涩谷｡除了答谢主报告人，与会者又相互介绍，我知道研究会成员多数为东大驹场和本乡校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庆应义塾和早稻田两所著名私立大学出身者也不少｡让人意外是是，今天还有从名古屋的南山大学､四国的松山大学､京都的龙谷大学赶来的学者｡他们说，一旦有时间或合适的机会，都会尽量来，如果不能直接参加，因为事前通过邮件读过资料，也会用书面评论的方式参与｡值得留意的是，这中间有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学者，用研究会发起人的话说，“为了准确把握《顺天时报》，日本近代史的知识和视点都不可缺，所以一开始就很注意吸纳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发出的声音”｡

今天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会议室里还坐了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全程认真笔记，听得非常投入｡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位男士，名今井贞夫，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军人今井武夫(二战时期“日中和平工作”主要当事人)之子，现已退休，从事其父相关史料整理刊行的工作；两位女士，一姓中古，师从日本研究辛亥革命的著名学者久保田文次，一姓曾野，曾从事中文翻译的工作｡三位老人均年过七十，早已退休，完全是因慕名赶来参会｡中古女士对孙中山､袁世凯最有兴趣，特别不满意现在舆论抑孙扬袁的潮流，他问我：“中国国内说是孙中山刺杀了宋教仁，是真的吗？”我回答说，这只是一种学者的个人说法，不是定论，也还没有被广泛承认｡她摸着胸口，舒了口气：“这下我就放心了！”曾野女士回忆童年在上海的生活，还学说了几句标准的上海话，举座皆惊｡她说解放时在成都，亲眼见过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贺老总真是了不起啊！”几位老人只是对中国有兴趣和亲近感的普通日本人，某种意义上，在吾辈眼里承载着学术功能的“顺天时报研究会”，对他们来说，也是可以寄托和抒发某一种情感的“场”吧｡

饮酒会至十一点始散｡灯火辉煌的涩谷，还是不夜城的模样｡临别，青山告诉我，下一次报告会已经定在7月20日，报告者是刚到东大留学的北大毕业生段晴，报告题目也是我感兴趣的――“帝国的视线：《顺天时报》的中国论述(1919―1922)”｡

(2014年6月10日初稿，12月25日补记)

附录：“顺天时报研究会”前18次例会日程表

“顺天时报研究会”前18次例会日程表(截至201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