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是治学箴言。不持之以恒，很难言之有故；要言之有故，必须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就是学者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变革、环境怎样变化，自己的学术信念总是不变，总能按照自身选定的领域与课题稳步前进。持之以恒体现的是学者的学术定力，即不为功名利禄所驱使、不为时风世风所动摇。研究今文经学的产生、发展、变化，是我的一大学术追求，同时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持之以恒，算来已超过半个多世纪。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分。研究历史一定要懂经学，这样才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古代史。经学对近代政治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康有为就是研究今文经学的，他利用今文经学里的理由言论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经学研究定然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快节奏，研究经学的纯学术著作也引不起很大社会反响。于是，在浮躁风气的影响下，有的原来研究经学的人耐不住寂寞、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去炮制“趋时之作”，这很可惜。还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没有耐心去研读经书，而是先在主观上形成一个想法，再从经书中找材料。这看似讨巧，实则有害。出现这些现象，根源在于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持之以恒是个“慢活”，也是个“力气活”，要求我们坐得住“冷板凳”，不屈服于外部环境的诱惑和压力，以学术为生命、为志业，真正做到平淡为学、力行恒久。
言之有故，就是言必有据、拒绝空谈。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编纂资料、编写讲义，还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需要确实有据、潜研深究。只有坚持言之有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才可能符合历史实际。比如，关于康有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我的研究结果是不可能撰于1884年，而是撰于1901―1902年康有为避居印度时，定稿则更迟。这一判断就是在坚持言之有故、数证共举下得出的。康有为虽自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但这是不足信的。首先，《大同书》中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例很多；其次，“大同”的名称源于“礼运”，但康有为研究《礼运》并为《礼运》作注，是在1896年以后的事；再次，康有为弟子在变法以前都没有看到《大同书》。综合上述之“故”，才能得出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撰《大同书》的结论。而梁启超所说“到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先生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是可信的。可见，言之有故不是一言便可“有故”，需要仔细推敲，找出其所以然。
言之有故，还需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否则就容易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例如，人们一般认为章太炎是反对白话文的，这是事实。但如果说章太炎“一贯反对白话文”，这个判断就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结论就不正确。章太炎在《逐满歌》中写道：“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这两句诗通俗直白，怎么说也不能算作“文言”。在日本京都大学，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的《佛学手稿》，其中写道：“近代许多宗教，各有不同，依常论来说，佛法也是一种宗教，但问怎么样唤作宗教，不可不有个界说。假如没有所信仰，就称宗教，那么各种学说，除了怀疑论以外，没有一样不是宗教。就是法律学者信仰国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宗教的名号，何况佛法呢？”上述章太炎的手稿是其亲笔所写，正文内容完全是白话，并加了断句。由此可见，章太炎是反对白话文，但不能说“一贯反对白话文”。在某个时期，他不但没有反对，而且自己也写了“白话”。由此我们就可以再探究，为什么章太炎对于白话文有态度上的这个转变。
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日益加快。这难免会对学者的心态带来一定影响，但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应成为学者治学不变的信条。学术研究总是在持之以恒、言之有故中不断累积直至有所成就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04月20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