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现状存在偏失，揆其原始，其端则在缺乏通贯整体的自觉。改变这种现状，进而提升上海研究的立意、格局和气象，需要更自觉地处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倍受世界关注，由这种关注而产生的有关上海的日记、书信、通讯、指南、游记、回忆录、论文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各类专门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据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所列，截至2005年底，单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献，以及部分海外驻国内机构出版的外文文献，即多达4092种。就其趋势而言，近30多年来尤蔚为大观，举凡政党、帮会、同乡会、道台、警察、资本家、职员、文人、画家、记者、艺人、工人、女工、妓女、乞丐等等，靡不有专精研究。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上海的古今，尤以近代上海的研究最集中最深入，近年来更推而及于当代上海，有关论述渐成气候。
与国外相比，近年国内的上海研究更盛。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辞典，小到一所学校、一家影院、一个社区、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条河道、一本杂志，无不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譬如关于外滩源的研究，著作就不下十余种；写外滩、南京路、福州路、淮海路、马斯南路的书亦不少。至于各种影像、画册、地图、回忆录、口述史，更是铺天盖地，巨细靡遗。别的且不说，单是各类方志，据统计，截至2004年，1949年后编写的新方志，即多达1034种，加上最近十年新修方志，数量就更加惊人。如果编一本《国内上海研究书目》，那篇幅和规模绝不亚于《海外上海研究书目》。
以上还仅是上海历史层面的研究，若再纳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艺学、考古与博物馆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规划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等具体学科切入的现实层面的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咨询研究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各种蓝皮书和发展报告等，那就更不可胜计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断言：“上海学”已很难再有大的突破！
然而，检视这些论著，不难发现上海研究虽成就斐然，盛况空前，但亦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据陋见所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描述多而解释少。如前所述，上海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合力推动下，渐成显学，相关成果已极可观，但这些论著无论是史还是志，多仅止于描述，或记述上海的过去，或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描述，当然并不容易，但仅止于描述，就研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毕竟罕有。如何在描述的基础上做出富有穿透力的解释，进而为都市研究提供一种分析典范，是更艰巨的任务，也更考验学者的智慧。解释不仅需要材料，需要理论，更需要拓展视野。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墨菲语）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连结中日益突显出来，并成为中国迈向现代进程的肇始者和推进器。只有把它放到区域、国家和全球的视野中加以阐释，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揭示出上海城市的变迁轨迹、动力机制和个性特质。
二、分门别类的研究多而通贯整体的研究却非常罕见。分门别类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常态，但相对于整体而言，由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切入的观察和研究，所能看到的和捕捉到的都只是局部的真相或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并不足以说明一个社会或一个城市的“总相”。即使是各具体学科研究的结果之和，也不能说就是“社会的总相”（吕思勉语）。分科研究的这种内在局限在上海研究中不仅存在，近年受国际学术界大行其道的“从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响，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研究题目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细碎化。研究城市空间，则由城区、社区、街区延伸到弄堂、街道、广场；研究城市社群，则从道台、市长、警察、闻人、大亨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儿；研究公共空间，则从茶楼、酒吧、咖啡馆、公园到浴室、旅馆、相亲角；研究卫生，则从公厕、马桶到粪便处理；研究社会，则从声色犬马、黄赌毒一直到吃喝拉撒，等等，无不有专人研究，专书出版。而那些真正影响上海城市变迁的重大课题，如战争如何塑造上海，上海如何由商业都市变成工业都市，空间如何变迁，文化与市场互动问题，中央与地方问题，省市行政疆界问题，上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旧城改造问题，郊区的都市化问题，生活成本问题，等等，反而很少有人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我并不是说上述具体的微观的题目不值得研究，或不必研究，而是担心如果缺乏通贯整体的视野，不具备起码的通识，把它们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空间与功能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它的意义不免要大打折扣。
三、租界研究多而华界研究少。研究上海，租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上海从一个普通滨海县城一变而为国际性大都市，靠什么？靠的主要就是一整套迥异于帝制时代的新制度。正是靠这种制度，上海的地缘优势才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快速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的荟萃之地，进而一跃而为亚洲最繁盛的头号巨埠，足以与巴黎、伦敦、纽约媲美。可以说，制度变迁是近代上海乃至现当代上海变迁的内在风景，不研究上海租界制度，不研究上海的治理体系，就无法真正理解近现代上海城市变迁的内在奥秘。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上海研究即多从制度切入，最近三十年来的研究，租界制度亦受到格外关注。不过，由于受语言和档案资料的限制，现有的租界研究多集中于公共租界，而法租界研究则相对较少，这种不平衡状况近年已引起学界注意，并有所改变。去年中法合作在上海召开了首届“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对近代上海的“法国区”及其治理体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讨。相比之下，有关华界的研究不免瞠乎其后，迄今较具学术含量的论著仍不多见。实际上，这种研究格局不但影响近代上海研究的整体性，而且也影响租界研究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不深入研究华界，就无法透彻了解租界制度的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更不足以说明近代上海城市变迁的“总相”。
四、有关“变”的研究多而有关“常”的研究少，有关“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西谚有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从一个渔村变成区域性港市再变成国际都市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变是它的历史常态，没有“变”，就没有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开埠前上海地处江南边缘和大运河漕运体系的边缘，民情、风俗、习惯、信仰等俱受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影响，可以说是江南的上海。开埠以后，江南这种区域城市格局随着中外贸易体制的确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并在这种日益紧密的互动中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据滨下武志、古田和子等学者的研究，早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商人已成功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商业网络（即所谓“上海网络”）和“交易圈”。甲午战后，民间资本投资兴业解禁，在一派“商战”的呼声中，上海快速步入工业时代，沪东、沪北、沪西、沪南等都市工业区次第成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在此前累积的外贸、工业、制度和西学传播等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江南的上海遂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上海。1949年后，上海发展由“面向海外”转到“面向国内”，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人为阻断，上海港口的远洋轮船几乎绝迹，外资企业、外国侨民纷纷撤离，“对于一个经济上紧密依靠经由海道畅通无阻地获取原料、生产和消费用品和市场的城市来说，这种形势不能不在基本上影响它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发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世界的上海蜕变为中国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和通向历史之桥，重新接续传统，融入世界，上海由此进入“再全球化”的时代。上海不但成功重建了从商业到文化的全球网络，并在重建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上海再度回归到世界的视线之内，成为全球瞩目的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从江南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从世界的上海回到中国的上海，再从中国的上海到再全球化的上海，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不同的内涵，这些来自不同阶段的内涵的不断沉淀和不断丰富，就构成了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城市基因、性格和传统，也就是上海的“常”。不妨说，“常”是根，是魂，是历史延续的稳定力量。但已有的研究中，比较关注上海的古今之“变”，而对“常”，即“变”如何沉淀而为“常”，以及“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精微的细化研究则显然太少。
五、有形的研究多而无形的研究少。有形指的是外在风景，看得见摸得着，无形指的是内在风景，即传统、制度、技术、精神等。地理空间，城市景观，建筑、街区、街道、弄堂、广场、公园、邮局、百货公司、火车站，五花八门的组织机构，形形色色的人群，等等，都是上海的形；而各种有形无形的法规制度，通过各种传媒出版表达的知识、观念、信仰、技艺，以及积久形成的各种约定俗成的“共同的习惯”、“公共信条”和“心灵积习”，则是这个城市的内在风景，是这个城市的神。中国有个成语叫“形神兼备”，但在具体研究中做到“形神兼备”是非常不容易的，往往是有形无神或有神无形。这是长期以来将形的研究与神的研究分开的结果。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景深，单纯研究形，或单纯研究神，都不足以展现一个城市的形与神，只有透过一个个具体的形的研究，找到这个城市的内在风景，以及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才可能逼近“形神兼备”那样的境界。以建筑为例，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大多相关的研究只关注有形的建筑本身，对建筑语言表达的意蕴、寄托和思想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一切人造物都可视为一种表达，建筑是一种表达，街道、广场也是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因物而异而已。
六、人文社会科学切入的研究多而科学技术切入的研究少。科学技术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衍变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转化、应用和推广。近代以来，上海不但是中国接触、介绍、传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学技术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科学技术研发、转化和推广的中心。上海的现代性和优势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即建立在全国领先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使用和推广电话、电报、电灯、汽车、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备和技术的城市，在工业技术、建筑技术、工程技术、河道疏浚技术及通讯交通技术的引进与研发上，也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的公用事业靠技术，制造业靠技术，甚至上海能够成为文化中心城市，也靠技术。如果没有与世界同步、全国领先的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上海就不具备足以成为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产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可以说，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对上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城市变迁、市民社会生活变化的研究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人文社会科学切入的上海研究相比，科学技术切入的上海研究明显滞后。
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割裂状态。长期以来，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基本上是两拨人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几乎不碰现实，从事现实研究的学者更不愿回望历史，由此造成的割裂，以及由这种割裂造成的视域盲区，是已有的上海研究中最突出的通病。其实，现实上海是由历史上海演变而来，我们现在讲的“上海特点”、“海派”从哪里来？当然是由上海独特的身世和经历赋予的，不了解上海的历史，不了解上海历史潜在的种种可能性，怎么可能深入地理解上海的现实。简言之，没有历史感，哪来现实感。上海学当然要关注当代上海，但当代上海是由历史的上海演变而来，不了解“源”就无法真正了解“流”，因此，在讨论和研究当代上海问题的时候，若不更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便没有纵深的历史感。而缺乏纵深的历史感，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要减损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
上海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上述偏失，各有肇因，但揆其原始，其端则在缺乏通贯整体的自觉。改变这种现状，进而提升上海研究的立意、格局和气象，需要更自觉地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实际上，任何一个局部都是整体中的局部，并不存在独立于整体之外的局部。就拿城市最基层构造――邻里来说，城市固然由一个个邻里或社区构成，但正如E.W.伯吉斯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邻里的生活过程不仅仅是由其自身内部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而且还受到整个城市生活的总体过程的制约。因此脱离开城市环境来孤立地看待一个邻里或社区，就等于否认了邻里本身的最重要的现实环境。”
追求通贯整体的诠释，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或不要细节、局部、碎片研究，只是强调任何细节、局部、碎片研究，都必需依托通贯整体的研究。钱穆在《晚学盲言》的开篇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做出阐释：“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并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
有人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过于突出精英，而对大众，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尽然。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构成叙事的中心，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研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不是来自上帝的授予或某种神奇力量的赐予，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在大众中产生的。没有大众，何来上层何来精英？没有大众，他们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便无从体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孤立于大众之外的精英，也没有与底层、基层完全脱节的所谓上层。因此，宏大叙事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过于集中关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而出在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质疑的不是关注本身，而是以什么样的视野去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学者倡导上海学的研究，以区别于上海史的研究和上海志的研究。1986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