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密勒氏评论报》在很多方面的报道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增加了不少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的报道；而延安也吸引了众多西方记者踵继而至，他们将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向全世界传播，这些人大多与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先后有过渊源。 作为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英文原名Millard'sReviewof theFastEast，后来多次改换，从theWeeklyReview到theChina WeeklyReview，但中文名始终未变）在英文世界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相当影响，是当时欧美人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密勒氏评论报》在很多方面的报道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增加了不少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的报道。 《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共报道的转变 《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共报道的变化始于1936年前后。此前，该报也经常刊登关于中共的消息与文章，以1932年为例，看几篇专稿，如6月18日的“反共剿匪行动”；6月25日的“针对共产党的军事反攻已经开始”；7月9日的“发行五百万债券为反共战争筹措资金”；8月6日的“使用经济压力反对共产党”。虽然，有时的语言表达不像国民党的党报那样极端，但其政治倾向也比较明显。此后的几年也基本保持这样的政治态度，如1934年10月6日，“黄郛将军计划在北方进行重要改革；剿共取得进展”；1935年9月14日，“蒋介石参加反共会议”。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伐的加快，国际形势也在逐渐转变，《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共的看法明显在变化。 耐人寻味的是，主编鲍威尔本人在1935年还尝试到当时的苏联远东地区作了一次旅行，并于10月初抵达了莫斯科。这次经历让鲍威尔了解到不少苏联内部的情况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1936年6月至10月，鲍威尔派斯诺前往陕北采访。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连载斯诺的专访《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引发全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这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采访文章。斯诺后来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详细介绍了中国红色区域的情况，这部英文著作曾在《密勒氏评论报》做过介绍。1938年5月7日，斯诺还在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OfRedStars andRedHerrings”的文章。此后，在国共关系变化的每个重要节点，《密勒氏评论报》几乎都有克制而准确的报道。 这一时候，共产党也在主动调整政策，在苏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国共双方在民族解放的前提下，开始磋商合作抗日的可能，这种动向自然引起中外舆论的关注。1937年3月13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文章，谈“Possibility of Kuomintang -CommunistCo-operation”（《国共合作的可能性》）。1937年6月26日，《密勒氏评论报》援引日文《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日报》的报道，同期登载了蒋经国与周恩来的会面，以及周恩来抵沪重建中共党组织的两条消息，并配发了周恩来的戎装照。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次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宣示红军将士“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御侮抗敌的决心。1937年7月24日，《密勒氏评论报》全文登载了7月8日的这篇重要电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8月22日，即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对此消息，9月1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以“红军目前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为题明确予以报道。 1937年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相关谈话。此次宣言与谈话的发表，是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承认，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以“红军名义取消，国共合作”为题，对此予以报道。 忻口会战结束后，1937年11月27日的《密勒氏评论报》，在题为“中国打破旧俗，不再谀称将领”的开篇社论中，盛赞朱德不同于其他将领，他赢得“老战士”的称号，是与所率部队的光荣战功相联系，而没有丝毫美化个人的愿望在内。阅读1937、1938年间的《密勒氏评论报》，该报关于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报道明显增多。 中共领袖、将领在英文世界读者前的首次集体亮相 “中国名人录”作为《密勒氏评论报》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在读者群中影响很大。1938年后的《密勒氏评论报》版面内容出现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当年元旦，《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名人录”刊载了介绍朱德的小传，此后又连续刊登彭德怀（1938年1月15日）、毛泽东（1938年1月22日）、周恩来（1938年2月5日）、林彪（1938年2月12日）等共产党政治军事领袖的人物传记。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与抗日将领通过具有西方背景的报纸传媒，第一次集体亮相于英文世界的读者面前。 这里，需要对《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名人录”栏目作一介绍。自1918年4月20日起，《密勒氏评论报》开始设立该专栏，刊登中国名人传记，至1948年11月6日栏目结束，总计介绍中国名人1500余位，最早介绍的人物是“刘镜人――中华民国驻俄罗斯帝国公使”。此后，每周一期，一期一般介绍一位人物，后来一期也有介绍二三位的。每位人物介绍，内容篇幅多为半版，同时配发个人照片。栏目起初名为 “Who’sWhoin Peking”。从1918年6月22日，栏目改为 “Who’sWhoin China”。《密勒氏评论报》用专栏介绍当时中国政治、财政、商业及其他专业领袖人物的传记资料，其形式与名称均效仿19世纪50年代起流行于英美的Who’sWho即“当代名人录”，采用传记体裁，并配以人物图片。因其形式新颖、文笔活泼，且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刊印之后大受欢迎。该栏目是西方人了解当时中国各个领域重要人物的一个渠道，影响甚大。后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馆以报纸中的“中国名人录”栏目为基础，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名人录》书籍，前后出版6版，其中3版有增补续编，实际共出9版，在海内外图书市场畅销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袖通过《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名人录”集中亮相，可以视作是对其政党实力的明确肯定与公开承认，乃至国共政治格局悄然变化的重要信号。人物小传的刊载虽然一定程度上与报社编辑的政治倾向有关，但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关系的蜜月期，更是红色政权区域不断拓展，军事力量迅速扩充的时期。 回看1937年的“中国名人录”栏目，每期只载一人。因淞沪会战的影响，8月14日以后的《密勒氏评论报》暂停了这个栏目。1938年新年伊始栏目恢复，改为每期两人，且无中文小传。朱德与林同济、彭德怀与曹经沅、毛泽东与张子璇、周恩来与沈体兰、林彪与于斌，同期出场但顺序皆在人后。然而自4月以后，当年的“名人录”又不再有两人同期的情况出现。按照惯例，“名人录”一般由传主本人或亲友提供中文传稿与照片，再由报社译成英文。考虑到当时日本占领军对于上海媒体的严厉审查，抹去中文小传以及双人出场的形式，很有可能是编者有意的韬晦。这一次的集体亮相虽看似低调，然而出场的时机却耐人寻味。 《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名人录”栏目聚焦当代人物，以传主的现世事功作为收录标准，就其影响力而言，实际定义和示范了哪些人是当时英语世界读者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人物。1938年初，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小传，内容遵循“中国名人录”历来的书写原则，与一般传记并无不同。五人中，以周恩来描述最为详细，介绍了其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与影响，而他也是惟一一位曾先后两次登上“中国名人录”的人物（另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对于毛泽东、朱德的介绍，除履历之外，还记载了婚姻情况。林彪的入选，应当与平型关战役的出色指挥有关。关于彭德怀，1月29日另一篇题为“抗日作战中的运动战与战术原则”的采访文章，可以视作是对其小传的补充。 抗战初期美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密勒氏评论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始终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相联系，也与刊物一贯秉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反侵略的道义立场与公正态度相延续。 1940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馆修订出版了《中国名人录》（第五集续编）（Who’sWhoin China，Supplement to the Fifth Edition）的单行本。这是一册精装本，共83页。第五集《中国名人录》的出版，正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期，日本迅速侵略、占领扬子江沿岸的中国城市，包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此时已经有20年传统积累的《中国名人录》的修订和发行变得颇为困难。当时最主要的难题在于无法得到准确的人物通讯地址。其中很多人由于战争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在遥远的内陆省份或海外暂时栖居；另一部人则在战争中被杀害。那些从敌人的子弹和空中投弹中侥幸逃生的人，多数谢绝公开其目前地址。鉴于这种情况，编者决定出版主要是收录仍在积极抗战中的一些中国领袖与抗战的《中国名人录・第五集续编》。 《续编》依人物姓名英文字母排序，约半数人物附有照片，书后附英文人名索引。其中毛泽东（第35-36页）、朱德（第15-16页）、周恩来（第14-15页）、林彪（第31页）、彭德怀（第37页）等共产党领袖与将领均是首次收入《中国名人录》。与《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中国名人录”介绍相对照，有一些变化：如毛泽东的小传更换了照片；林彪与彭德怀的小传则增补了通讯地址。《中国名人录》单行本的出版，使更多的读者阅读到相关内容，中共领袖与抗日将领的事迹得到进一步传播。 报道风向折射当时国际局势 《密勒氏评论报》在这一时期频繁报道中共的抗战活动，这与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有关，也与复杂的国际背景相连。 经历淞沪会战与1937年底首都南京沦陷的军事失利后，1938年初，蒋介石仍然拒绝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带来的日本诱降条件，认定“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月16日，日本近卫文�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于不久后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两国的战事升级为总体战。 曾经在淞沪会战中以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指挥作战，并帮助构筑从上海至南京军事防线的德国，此刻为纳粹的雾霾所笼罩。2月4日，希特勒改组德国政府，同时撤换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亲自节制陆海空三军。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停止对华武器援助，撤走军事顾问团，进而撤消驻华大使。一向对德国颇有好感的蒋介石，也不禁愤慨：“德国希特勒宣布承认伪满，可知国际外交只重利害，绝无道义可言。” 当时英国的外交为绥靖主义与机会主义所左右，在欧洲问题和远东问题上都缺乏坚定的政策。2月11日，英国外相艾登因反对张伯伦对意大利的妥协政策，被迫辞职。 美国则摇摆于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言称世界各国“均有一种休戚相关互相依赖之关系，任何国家欲完全孤立于政治风潮之外，尤以此种风潮日渐伸张之时，殆为不可能之事”。但是美国的议会与国内舆论，孤立主义仍占上风，不愿美国卷入战争，反对政府在远东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美国政府的决策，受到议会和舆论的牵制，在试探与考虑中举棋不定。 法国的远东政策，始终受欧洲国际关系影响，以欧洲大陆的恩怨确立它在远东的友敌。据当时驻法国大使顾维钧的记载，1937年6月肖唐内阁成立后，法国的外交政策，“每一步行动都与英、美两国政府一致”，以期避免介入远东冲突。 此时的英、美、法等国，对于中国抗战，除了道义的同情以外，在军事和经济上几乎很少有实际的援助；对于日本的侵略暴行，则只有谴责的言论而无制裁的行动。 这一时期，在外交与军事上给予中国较多支持与援助的，是正迎来十月革命20周年的苏联。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937年4月的报告中，已谈到中苏关系气氛的转变，苏联媒体不再批评国民政府，据他所述：“苏联的目的不仅是团结反法西斯的运动，也敞开大门改进与中国，乃至与英、美的关系。”按照蒋廷黻的理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以及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强调抗日而低调处理阶级斗争和土改，都应该置于这样的国际背景中予以考虑。抗战爆发后，在外交上，1937年8月21日两国首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的日内瓦国联会议与11月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苏联代表均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主张制裁日本。在军事上，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军用物资运至中国；1938年初，苏联又同意中国洽购20个师军事装备的要求。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团长，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军功彪炳的朱可夫将军，与他一起来华的除了军事专家之外，还有当时中国最盼望的苏联飞行员。即便是对于苏联戒备甚深的蒋廷黻，也承认“中日战争真正爆发时，苏联对中国在外交及军事物资供给方面都表现得较英美各国慷慨”。 相比阴晴不定的国际局势，国内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气氛却是空前高涨。1937年10月，与南京政府衅隙已久的桂系组建第二十一集团军，直接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1月20日，四川军阀刘湘意外病逝，4天后，因抗命叛国被捕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判处死刑。这些变化意味着，到了1938年初，曾经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央形成挑战的地方势力在抗战巨澜中反侧自消，全民族团结一致抗击侵略的政治基础逐渐稳固。之前一度悲观的胡适也认为淞沪会战“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对国内宣示决心的坚定与向国际显示斗志的昂扬，两者的意义不相上下。 抗战初期对于内外形势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分析，来自僻处延安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仍有兴趣与艾思奇在书信中讨论关于差别与矛盾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或许是对于差别与矛盾的认识深浅，昭示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进退消长的变化。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师长林彪指挥，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歼敌一千余人，声威震动全国，并由此确立了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战术原则。1937年12月，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交界等地，大力发展平原敌后游击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17日，日本发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会见包括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在内的第二、第八战区高级将领，并听取八路军军事情况的汇报。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与实力的不断壮大，成为抗日战场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翻阅这一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不少关于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军的报道与图片。该报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术十分关注，在1938年7月9日的“战争第一年的评述”中指出：八路军（以前的红军）的力量在成倍增长，游击战非常活跃。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 在舆论与外交方面，延安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将中国抗战与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相联系。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Bertram）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提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11月6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反共协定。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指出：“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战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这两个相反的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延安的交汇合流，吸引了包括史沫特莱、斯诺的夫人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Foster Snow）、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西方记者的踵继而至，此后又是通过他们，将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向全世界传播，而这些人大多与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先后有过渊源。 （作者马学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家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来源：《文汇报》2015年5月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