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张仲礼口述 施扣柱整理：我的学校生活与教研生涯

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9月19日16时4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本所特重刊此文，以缅怀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本文经张院长审阅，2004年首发于《史林》口述史增刊。

[整理者按]本次专访于2004年2月在张先生办公室进行。为便于阅读,整理时略去采访者问话, 以被访者回忆录形式发表。

一 从和安初小[1]到南模高小[2]

    我读初小是在和安小学，高小转学到南洋模范附属小学。那个时候我家住在新闸路成都路，和安小学就在成都路上。它原来是一个民办学校，校长是个老教育家[3]。学校改为市立后，市教育局派下来一个新校长，是国民党的人。当时学校里有些老师不赞成，为此还闹过一点风潮，顶了一阵子。当然没有用。新的校长来了以后，有的小孩子听说老师反对他，就支持老师，用小的石子去扔他。还停了一阵子课。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小学，亲眼看见的。因为小学生年龄太小，那个校长并没有处分他们。这个风潮大概至少延续了几个星期，我那时虽然人很小，印象却是很深的。

    我进小学的年龄比一般的小孩子要小。一般的小孩进小学是实足年龄6岁，我是虚岁6岁，实足年龄只有5岁。而且上小学以前我没有进过幼儿园[4]，一下子就进小学，缺乏一个过渡。好在我比较喜欢读书学习，并没有感觉什么不习惯，但有时候毕竟稍微有点困难。特别是刚开始读一年级的时候，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老师了解情况后，有时就特地在放学以后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进行专门辅导。这位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和安初小四年毕业后，我转学到了南模读高小。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是考虑南模教育质量比较高。印象中，当时转学好像没有参加过什么转学考试。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学校的课程安排有的是统一的。有些学校，尤其是名校，质量确实高一些，课本还是一样的，主要是教得不一样。所以学生转学一般没有太大的不适应。我在南模的时候，南模校园就在交大里面。因此交大有些活动我们小学生也有可能看到。例如足球比赛，大家都可以去看。记得有一次暨南大学和交大举行足球比赛，输掉了，给暨南大学踢了个10比0。队员不高兴了，差一点打起来。结果大概没有打。这个印象比较深。小学生和中学生、大学生都在一个校园里， 现在这样的学校恐怕不大有了。

南模是住宿学校，学生回家次数比较少。几个星期回家一次我倒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往往是我家里人周末到学校来看我，不是我回去。和我同一宿舍的同学，他的父母经常来看望他。我就不一定，因为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母亲根本不来校，父亲来得多些，有时是哥哥来[5]，但他们也要隔一两个礼拜才来一趟。刚开始住校的时候，见到周末人家家里有人来，我家没人来，不习惯，还哭了。后来当然渐渐也习惯了。在住宿生管理方面，南模的确比较严格。平时学生不能随意出校门，只能在校园里玩玩，锻炼锻炼，例如踢踢小皮球等。学校对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注重，要求学生自己的毛巾、袜子等自己洗，重的、大的衣服和被单等，由家人带回去洗，洗干净再带来换，不来就没有洗换。

    南模的班级规模不是很大，班里学生不是很多，一个班级一般不超过40个人，大多数是30多个。教室比较宽敞，房间比较大。我记得高小就是一人一个桌子，每一列之间都有走道。教室里面有没有专门给学生写写画画的小黑板？记不起了。学校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放书的地方。

二 工部局育才公学[6]: 跳级读初中与高中毕业考第一

    我在南模高小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半年左右吧。因为“一二八”战事爆发，南模又实在距离我家比较远，家人探望不便。育才公学就在山海关路，离我家比较近，它也办有附属高小，质量也不错。所以我便从南模转学到了育才，打算在育才完成高小学业。后来校方认为我成绩优秀，决定让我跳一级。这样我高小还没有毕业，就直接读初一了。前面提到我进小学已经比一般小孩早了一年，这样一跳级，造成中学时期我与同学的年龄差距更大了，同班同学总要比我大几岁。甚至有的大龄同学在初一都已经结婚了。当时学校在学生入学年龄管理方面比较有弹性，没有过于硬性的统一规定。

    育才在座位安排方面主要是根据年龄和身高，尤其是一般教室，因为这些教室的课桌椅都是一样高低的。年龄小的坐在前面，年龄大的、身材高的坐在后面，看黑板就不会被前面人遮住。那时近视眼比较少，坐在后面看不清黑板的问题一点不严重。由于我年龄比较小，所以向来坐在比较前面，老师一看就看见了。育才还有一个阶梯教室，专门用来上物理化学课，老师在下边做示范实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能看得见。作为工部局所设学校之一[7]，育才的办学条件很好，其教师的收入在当时上海中学当中可能是最高的，甚至比华人自办的一些小大学的教师工资还要多一点。有的外国教师还有汽车、房子等。因为工资高，所以育才的师资质量也比较高。中国教员中，有的曾经教过大学，有的是留学美国的，读过几年硕士的也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育才的英文在中学校里是一流的。我们初中毕业的英文水平相当于一般的高中程度，两者之间要相差3年。到了高中阶段，我们都是直接看英文原版书籍了，如《金银岛》、《双城记》等等，一般学校的中学生是吃不消的。那个时候育才等工部局中学英语水平确实比现在的高，这是由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能对现在的学校要求这么高。

    作息方面，上午休息一次。休息之前有两节课，休息之后有两节课。休息时间比较长，有20分钟。每一节课大概在3刻钟左右。高中、初中都是这样。打铃安排在开始上课和休息的时候以及最后结束的时候，两节课中间是不打铃的。但是那些老师一般都掌握得很好， 只有个别老师拖堂。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教我们中文的老先生，到了他上课的时间，教室里面一个外国老师讲不完，还要讲下去。他就不等在外面了，而是走进教室站在旁边，等着那个外国老师下去。因为这是他的上课时间。结果那个外国老师只能快点结束。在课间休息那段时间，同学一般要离开教室出去活动一下，有人愿意留在教室里好象也可以。休息时间学生自由活动，老师不管。好像也没有听说因此发生过什么伤害事件。那时学生少，整个学校才三百多人，中学6个班级，加附属高小2个班级。每年不会招太多新生。特别到高年级的时候人更少了，只出不进，插班是插不进去的，一方面是校方不欢迎、不接受，另一方面高年级再到育才插班的确也很难跟得上。早晨没有升旗仪式，但是全体师生要聚一下， 好像是不成文的规矩。有时早晨聚会时校长会来训话。校长不来讲的时候也要排队聚一下，一个一个班级按照顺序，由班长带队走进教室，每天这样。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很规规矩矩的。齐步走的时候,都很正规的。

    班长一般来说学习成绩比较好一点。班长的产生方面，老师有点启示，也有同学选举，两者结合。班长也可以换，不换的也有。有的学生确实是考试成绩一直很好，人也不错，大家没有意见，就一直连下去。班级里除了班长，没有其他学生干部，像那个课代表啊什么的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学校和家长的联系。所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代表毕业班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就说学校领导跟家长的交流、联系很少，应该改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事先我和同学们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讲完以后，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工部局外籍教育处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讲得很好。但校长不高兴了， 他说你怎么早不跟我们通通气啊。现在想想也是，一般毕业生嘛在毕业典礼上总是讲几句好话，感谢老师，感谢校长。哪有像我这样讲的，何况还当着学校行政领导――工部局教育处长的面，事先也没有与学校领导通气。尽管我总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毕竟还是让校领导很被动、下不来台。结果我们整个班级的毕业证书都被扣压了一阵子。当然后来还是发还给我们了。他不能不给我们，否则要影响我们考大学、找工作。这件事可以说是我作代表反映群众意见的第一次实践。

    毕业典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推荐原来的那个老班长作为毕业生代表呢？因为我到了最后毕业考的时候考分比较高，超过了老班长。本来他一直考第一的，结果我变成了第一，大家就叫我作代表了。从毕业典礼前全班同学商量给校方提意见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班级开始有点逆反心理了。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还有很多。例如有一次，刚巧是五卅运动多少周年纪念，一个学生就写纪念五卅的作文，批评英国。教作文的那个英国老师看了之后大发脾气，把这篇作文撕坏了。结果引起我们全班同学一致抗议，英籍校长也出面批评那个英国老师(那时育才是中国人当副职)。那个英国老师自知理亏，后来只能将作文还给了那位同学。还有一次，我们班里有一个学生，就是那个原来的班长，他是杭州人。因为年龄比较大，还没毕业，父母就要他结婚。我们全班同学瞒着校方，都去杭州参加他的结婚典礼，没有一个人留在教室上课。等校方知道时，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们觉得自己又不是做坏事，就是去杭州参加一下同学的婚礼，婚礼结束我们就回来了。而且第二天是周末，脱掉一天课，可以利用周末时间补回来嘛。要是事先请假的话，学校肯定不会同意的，那我们就去不成啦。

    所以我们就来个先斩后奏。这些事情反映了我们这个班级同学一定程度上的逆反心理，但是我们平时一般都很遵守纪律、显得好像很规矩的，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为了参加同学的婚礼集体逃课。等我们回来，老师和校方也没有办法了。这件事情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我从小比较喜欢玩，在育才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放学就在家里附近踢小皮球。初中时我成绩还不突出。我同班一个同学，就是那个老班长，从一年级开始成绩一直是第一名， 结果到了高中最后毕业的时候，被我超过了。我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发力的，小学、初中的时候喜欢玩。喜欢玩有一个好处，身体比较好。我的哥哥、妹妹都是生了肺病的，我在他们中间没有被传染到。这和我小时候喜欢玩、身体底子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就是从学校到家里，从小用功读书、不喜欢活动。后来我的妹妹因为肺病，刚进高中就去世了。我哥哥总算病情发现得早，救过来了。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后来我在圣约翰大学一开始选择读医预科，和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育才中学里没有选修课，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考试平时也有，作文经常就在课堂上当场做，不带回去。包括数学什么的有时候也是当场做。先生教一课，下面学生当场做，不要我们在家里做。这样老师可以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学生的书包也不会装满作业带来带去地很重。即使有些回家作业，我们也都是自己做，自己磨练。因为平时一直自己独立完成作业，习惯了，所以对考试就不觉得紧张，期中、期末考试感觉和平常一样的，没有什么紧张。不紧张嘛反而好，确实能考出水平来。平时真的学了本事，考试时当然能够拿得出来。如果有的地方勉勉强强的好像会了，考试一紧张，反而倒不会了。

    作文除了平时写，毕业的时候也要考。我记得高中毕业会考的时候也要考作文，考察学生的中文水平。作文主要是用白话文写的，有一点文言文，自然地运用到文章里。平时上国文课主要是做作文，古文也照样要读的。记得国文老师让我们做过的国文题目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四书五经，我们都是在中学里读的。所以古文虽然不是我的特长，但至少当时教书的先生中有的也是前清的秀才什么的，可以直接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熏陶。英语课平时就是用英语讲授的，所以毕业考没有专门的听力与口试，主要考英语作文，也有阅读理解、问答题等等。关键看你读得懂读不懂。老师看得出来，如果根本没有读懂问题，怎么会做呢。读高二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高二、高三一起参加数学考试，结果我超过了高三的人，得了第一名，拿到数学奖。到了大学里，数学也是我的选科之一。

    中学毕业的时候，先是学校考，再是工部局的四个中学一起会考，还有教育局组织的全市会考。总共要三考，但是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这三个会考是有区别的。工部局的会考比较注重英语，而且面比较广，要考7、8种课，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文、英文都要考，要考几天。我大概7、8门里边，大部分成绩都是优秀，总的考试在自己学校里是最好的，大概说不定分数也是最高的。教育局组织的会考是以中文为主，考的门数反而没有工部局的中学会考这么多。育才学校自己的毕业考试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高中三年上的课都要考。总计中学毕业要考三次，次数是多，但是学生并不觉得有什么样的负担。平时就比较习惯了，每个学期每门课程结束之前总要考试，习惯了就无所谓。

    总的来看，中学阶段我们读书、考试没有什么紧张，活动机会也很多。有时候我们走出校门去参观工厂，有时候工部局乐队到我们中学来表演，介绍一些初步的、浅近的乐器知识，等于是音乐知识启蒙。也有体育课。课外作业不是很多，差不多每天大概花费1个小时吧。有时候我自己还喜欢去杜美路(今东湖路) 杜月笙公馆(现东湖宾馆) 附近的一个电影院看看外国原版影片，欣赏了电影，又提高了英语水平。因为那个时候原版电影下面没有任何中文字幕的，所以对于英语听力的提高确实很有帮助。

    在外国的中小学里，学生教科书是各年级同学连下来使用的，书上不准许乱划。有的教科书隔几年后有点变化，新的教科书再一个一个年级地传下去。育才也是这样做的。育才的教科书，纸张、装帧都是很好的，初中开始就是用的精装本，学生对书籍也比较爱护。已经读过的教科书，不需要了，就传给下一个年级继续使用。当然隔几年也要换，新的教科书也采取各年级流传使用的方法，用几年都可以，充分利用。不大有人把学过的教科书放在家里留念，不给人家。这种教科书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学校提供的，没有叫学生出过钱，所以实质上不是他自己私人的财产，是学校的财产。学生上学只交学费，没有另外的教科书费用，实际上包括在里面了，没有一项一项加起来的。 所以学费高一点。可能那些私立的学校不是这样，学费比这个低多了，但书费另外算。外国学校中小学很多都是像育才这样的，它没有另外的费用，都包括在学费里面了。

    30年代育才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40元，一般普通中学的学费一个学期只有20多元，30元不到。当时米只有5元钱一石。可见，育才的学费是比较贵的。部分学生家里很有钱。晚上放学的时候，校门口外面停着很多私人汽车。杜月笙的几个孩子都在育才读的，他们上学、放学来去的时候身边还有两个保镖陪着，怕被人绑架。实际上没有出这种事情，没人敢绑他们。平时他们这些人跟一般同学也来往。记得他的第二个胖胖的孩子，反正身边的零钱多了，休息的时候经常到学校小卖部买汽水，一瓶一瓶给同学喝，喝的人很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值钱。有时他还会把汽水撒到人家身上去玩，一半吃，一半被他浪费掉了，他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家有钱，也不在乎。我们这些学生比较节约，不会去随便买什么零食。口渴了我们就去喝沙滤水，育才中学每一个楼面都有沙滤水，喝水很方便。

    那个时候我们中午不在学校吃饭，大部分时间都是上半天课，打仗了嘛，从原来的校舍搬出来了。上课上到一半拉警报的情况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出过一点事情。包括国民党方面的飞机也来过的，有一次在大世界扔炸弹。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撤退以后，反而没有事了，他们的飞机也不来了。战争期间的心理恐惧，当然有一点，不过还算好，我们学校是在租界。所以总的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三 圣约翰大学[8]: 从医预科到经济系

    1937年，我从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正好陈光甫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到育才招人，我就被招去到它的虹口支行工作。不久“八一三” 打仗，银行就撤退了。虹口支行不能恢复， 我也就不待下去了。刚巧那时圣约翰大学招生，本来照理已经开学了，不招生了。因为打仗， 招生时间推迟了，所以我还来得及去报名。如果不是战争，我可能后来不一定进大学读书学习，而是中学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约大的入学考试有英文，中文也要考的。约大中文课也有。但除了中文课之外，其他的课都是以英文为主、用英文讲的，即使是中国老师，也是用英文讲。英语课教材有世界名著选读，教材有正式出版的，也有约大老师自己加的。老师额外增加的部分有的是自己印的，有的是要学生抄一点，或者要求看一点原版外国文学作品，自己去找。约大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象我们这样中学里就习惯直接英语教学的学生，对于大学的英语课学得比较轻松，巩固一下也有好处。有些中学来的学生英语程度不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说，学习英语要花费更大的工夫。约大的中文课都是用中文上的，中文老师即使会说英语，也用中文上课。比如我们的中文老师黄嘉音，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教现代文学，介绍新的文学流派和作品。虽然他英语说得很好，还是用中文讲课。我从中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双语教育，特别是有些课程由外国教师直接教学。这样的英文学习和训练，给我出国留学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可以直接进入专业学习阶段。不像有的学校毕业的学生，英文没有过关，到了美国一下子不能适应，说不来，听不懂，还要先花半年、一年去读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语言上占了优势。

    我的大学时期有些特殊情况，开始两年，没有在万航渡路原来的校舍里边上课。因为学校挨了两枚炮弹，虽然没有大的损失，但是不安全。所以头两年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后称大陆大楼，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所在地) 上课，两年后才回到万航渡路老校舍。在慈淑大楼上课时，大家都没有办法住校。后来回万航渡路校舍，我也没有住校。校方不要求学生一定得住校。因为学生比较多，学生都住校的话住不下。住宿的条件倒是不错的，两个人一间，蛮宽敞。我每天乘公共汽车到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 前门，然后绕着公园走到学校。也有同学专门买了门票从公园里穿过去上学，这样可以少走一点路。

    圣约翰这个大学学科是比较全的，有工科、理科和文科。有些门类是特别的，如神学院， 但是它的学生很少。医科是圣约翰的强项之一，加上前面所述我兄妹曾患肺结核的事，使我对治病救人的医学深感兴趣，所以一开始选择读医科。后来发现医科课程比较多，如第一年医预科课程以理为主，物理、化学、生物等都要读。除了上午上课，下午还要做实验，自己看书只能安排在晚上。而我晚上是要到邮政局去工作的。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比较多，父亲虽然薪水在职员中比较高，孩子一多，家庭经济也有些紧张。所以我就考了邮政局，晚上在那里工作，白天到约大读书，等于是半工半读。邮政局有的老先生不愿意晚上工作，他就专门白天上班，我就专门做晚上的工作，很辛苦。我从中学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

    那时候年轻，辛苦些身体也撑得住。但是如果继续读医科的话，时间上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所以我第二年就正式转到经济系，这个系也是圣约翰强项之一，不过它的课程不象医科排得那么紧，这样我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安排工作与学习的时间。而且经济系也实行学分制， 我在一年级上过的课它都承认，学分都算。当然比起从一年级就开始读经济系的同学，我付出了更大的努力。

    当时转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约大学生想转系完全可以提，学生在学习上有一定的主动性。学校还实行学分制，希望学生涉猎的面广一点，和现在一些大学不同。当时我的主科是经济，副科是社会，实际上我选修的面相当广。历史我也学，商法我也去学，社会学我也去学一点。甚至宗教课我也上过一个学期，尽管到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约大的宗教课已经不是强迫的、必修的。这样广泛地涉猎各门课程，给我打下了比较广泛、扎实的知识基础，形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眼界，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譬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9]，我的本行是经济，以经济为主的。但是我分在科教文卫体小组，对很多相关问题都要关心、思考，提出建议。我一共提了61个提案，涉及教育、文化、经济、司法、社会等各种问题。

    在大学里我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 不会跳舞、从不跳舞。圣约翰大学不会跳舞的学生屈指可数。尽管学校里有交谊室等，提供社交、跳舞的场所。但是我晚上都要出去工作的， 没有时间学跳舞。到了美国以后也没有学会，到现在也没有学会。没有这个时间。约大有的校友并没有毕业，现在我们也承认他们是校友。大学里是学分制，读满多少学分、及格，就可以了。有的同学没毕业就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了，或者是读读跟不上，离开了。总的来说约大是宽进严出。现在美国也是这样。

    约大同学中后来在外交界的也有，像梁于藩，曾经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现在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他曾经担任过约大前一届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当然同学中在工商界的多一些。像荣毅仁。不过荣毅仁读书的时候本来倒是历史系的，结果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参加了他父亲的事业。还有经叔平，上一届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的主席，现在是民生银行的行长、董事长，也是北京圣约翰校友会的会长。刘鸿生的第二个儿子刘念慈，也在圣约翰读过书。刘鸿生自己在校读了两年，后来捐钱造了学校的交谊室(就是原来我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一部分)， 供大家打篮球、搞体育运动，也可以开会，开舞会。我们那时还有六三楼、罗氏图书馆等等。这些老的建筑现在基本上还保留着，后来插了一些新的建筑。校园里原来还有个小礼拜堂，现在不知拆掉没有。这个如果拆掉了真可惜，应该保留的。有的东西是损失了。例如校园进口处本来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树，“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因为有的人不懂，施肥施得太多，把树给烧焦了，很可惜的，几百年的老树啦。当时约大校园是不错的。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就在圣约翰的校园里开始创立，我那年刚从国外回来，就是在那里报到的，然后到经济所工作。本来圣约翰校园是由华东政法学院1952年开始接收的，后来他们学校被并掉了，我们社会科学院就在那里筹建。1978年华东政法学院恢复，我们就到了淮海路这里，把那里让掉了，给了华东政法学院。

    约大的外籍教师除了上课，与中国学生也有一些接触。住校的学生他们接触更方便些。教师、校长都还是相当节俭的。卜舫济[10]一直到1940年大概还在校。他倒是有点先见之明， 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一打，他就走了，让他儿子呆下来。结果儿子吃苦了，被关到集中营去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卜舫济中文也能够讲，这么多年在中国呆下来了嘛。他还写过一部《上海史》。他上不上课我记不清楚，不过我听过他的讲话，是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他作为校长发表讲话，都是用英文讲。他有几次表现不太好，因阻止中国师生纪念五卅运动与之发生冲突，更是导致了学校的分裂，一部分教师、学生离开约大，另外成立了光华大学。但是后来卜舫济还是同意约大去国民政府登记，办学方面也有改变，例如我们那个时候宗教课已经从必修课改成了选修课。

    约大同学中参加教会的不多。我们曾经在星期天去它的难民学校帮助一起上过课，好像在女中的校址。我自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包括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也是这样，白天教书，晚上还是在邮政局。一个人要做3份工作，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兼4份工作。从早上8点钟离开家门，到晚上10点多钟、11点钟才回家。这个也是锻炼啊，锻炼锻炼也好。后来到了美国，我晚上也是加班干。一方面，开始是靠了国民政府的考试过去的，这样自己支付的费用比较少一点， 旅费什么的可以用官价兑换，与黑市价相差起码一倍。一到了美国就发现可以申请奖学金， 我就申请，通过了，所以学费从来不用自己交。隔两个月后，华盛顿大学的远东研究所要扩大，专门有项目，我就参加了，等于也是半工半读，差不多有半天要在研究所做点事情。到了第二年，我很快地硕士毕业以后，他们要留我下来，一边读博士，一边工作，读书时间稍微拖长一点。所以我博士读了5年。1947年拿到硕士，19481年开始读博士，1953年拿到博士学位。我在美国的学习、工作机会和中学、大学打好的基础很有关系。后来我教书、做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英语，这和我的英语基础有关; 我写的书中统计表格很多，这和我的数学基础有关。中学、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四 单车骑行，一日数校兼教职

    我最早开始出去给学生上课是高中毕业之后。第一次出去上课没有什么紧张，自己觉得有信心，因为学生都很安静，对我讲课都能够接受。我的胆子应该说是大的，什么事情都敢去闯。在国外也是这样的。上海的一些小学、中学、大学，我都教过，有时候去夜校，有时候去职工夜校，有时候去难民学校。抗战当中，上海一度成为孤岛，租界里的人反而多起来了，也有很多难民。给难民上课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教材，有的时候就是自由地讲。当时租界外面在打仗，租界里面我们还在讲抗日的精神。实际上难民学校举办者倒也不一定要我这样宣传，是我自己结合形势发挥，孩子们也很喜欢听。

    我从中学毕业开始，经常晚上工作到很晚。白天教中学，大学毕业以后大学也教，像打浦桥那里的上海法政学院[11]， 我曾经去教过英文。有的时候一天要教3个地方的课，从早晨、下午一直到晚上，回到家里就是睡睡觉，连吃饭也在外面。我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有自行车，一天要跑3个地方上课根本来不及。你想，我住在虹口，市西中学[12]在愚园路，上海法政学院在打浦桥，育才、格致[13]在石门二路。当时是非常时期，像格致、育才两个学堂并在一起上课，所以我有这个条件，上午在这个学校教，下午在另外一个学校教。时间排得很满， 中午没有午休。有的时候，我中午还要到无锡国专[14]去。我帮他们管帐，管会计。那个时候，胡曲园、蔡尚思，都在那边教书，他们的工资都是我开的。我一般都是中午到那边去，一边吃饭，一边做帐，做得很快，那个时候做帐简单。他们学校另外有一个事务员。如果我不在校的时候教职员工要领工资，我就托他把钱发给他们。工作节奏快，所以没有自行车来不及啊。有段时间，我还兼过正中中学[15]的课(当时和无锡国专在同一幢楼里)。确实很辛苦，但是我身体好，也不觉得特别累。我初中的时候经常踢踢小皮球什么的，很有好处。我的视力是到了高中才开始下降的，因为那时开始我读书比较多些。不过我的近视度数一直维持在4 0度，到美国留学也没有加深。那个时候, 同学当中近视眼不多。

    大学毕业以后，我主要是在格致中学教书。那时格致是市立学校，市立学校的毕业典礼有时市教育局长甚至市长都会来参加的。记得1946年吴国祯当上海市长，他到我们格致中学来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我有这个印象。在典礼讲话中，他大骂米蛀虫投机，大概那个时候刚巧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所以就那么说了。吴国祯来校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保卫人员？还算好，没有觉得，没有注意。我在格致中学教了5年多书。记得一开始轮到我担任晨间值日时，因为刚到学校当教师，我吹哨子的动作不大熟练，结果哨子掉了，要到地上去找，同学们却没有一点哄笑，真好。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很好。格致的英文程度也是不错的。现在一般情况，中学的英语教材能够从报刊里面选材已经不错了。大学和研究生英语教材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对一般的高中生，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一点。

    抗战期间我们学校里英语课照样上，没有停。原来的其他课程也基本没有变，就是增加了日语课。时间方面由别的课调剂一下，个别的课压缩一下。日语教师由汪伪政府派的一个日本人担任，老师、学生都要学日语。那是我第一次上日语课。那个日语教师年纪比较轻，一面孔笑脸，他也不谈政治，反正就是教日语，从五十音图开始教起。他中文也懂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不大愿意学日语，因为不是和平时期、两国关系平等状态下，而是你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他虽然没有讲强迫我们学日语，实际上等于有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中国师生都不愿意学。加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要考日语，老师不考，我们这些老师的日语就更学不好了。那次学日语我没有学好。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学了德语、法语、俄语，也学过日语。那时日本已经沦为战败国，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我来说，那时学习日语和学习其他语言一样，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自觉需要，学习起来感觉大不相同，效果当然也要好得多。

    到美国留学之前，我还到市西中学教过半年书。实际上我是从市西中学出去留学的。那年市西中学刚刚创办。因为国民党上海市的支部派了一个人来做格致中学的校长，我们对国民党校长的管理不大习惯，我就和一个教务处的主任一起带着一批学生跑到市西中学去了。当时我在格致除教学外，还兼总务主任。我们两个主任都跑了。我们觉得市西中学的创办人赵传家[16]是真正办教育的，他在美国读的教育硕士，教育观念比较开明，我们愿意到他那里去工作。那时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如果要离开一个学校，手续并不烦，简单的很。我当时跟校长讲，我通过了留学考试，马上就要出国了，需要时间作些准备，所以想离开格致。校长同意，就行了。实际上我走不了，没有那么快，还要办理手续什么的。我之所以那样讲，不过是找个理由而已。

    国民政府的留学考试一共举行过2次，1944年一次在重庆，1946年一次在上海[17]。我参加并通过的就是在上海的那一次。那个考试都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愿意去的自己报名参加。报名要不要钱？印象里没有交过什么钱，要什么钱啊。你要张表来填好，带了学历证书去就可以了。考试地点在震旦大学[18]。我参加的几次考试都在震旦，很巧的。邮政局两次考试也在那里，就是现在的二医大，那两次考试我都考了第一名。震旦的礼堂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留学考试有上千人参加。因为这一块附近几个省都到上海来考，它在全国一共只有几个点，华东地区就设这么一个点。我还算手续办得比较快的，1946年夏天参加考试，1947年初出去留学。本来1946年当年就想走，没有成功，实际上哪有那么快的。

五 美国留学与教研: 华盛顿大学十二载

    留学考试通过后，我申请了美国的3个大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华盛顿大学， 还有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他们都要我去。市西中学的校长赵传家是科罗拉多毕业的，他介绍我到科罗拉多去。相对来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科罗拉多两个大学比华盛顿大学要大一些， 本来我也想到那两个大学去。因为时间上稍微迟了一点，没有去成。我是1947年2月初出发的，当时没有飞机，只能乘轮船，到美国去单程要花3个星期。等我到了西海岸旧金山，已经快2月底了，那两个大学已经开学了，结果我就到了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虽然相对小一些，它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学制比较灵活。它实行quarter system(学季制)不是semester system (学期制)。quarter system (学季制) 是一个学季一个学季上课，一年分4个学季，2月份去也不要紧，4月初新学季又开始了。夏天你要上课也可以。这样毕业就快了， 反正是学分制啦。所以我硕士课程完成得比较快。当时和我一起到华盛顿大学学习的还有另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在美国转学是比较容易的。先由转学者自己提出申请，然后指导老师同意。其他很多问题，学生也有很大的自主性。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自己选择的，后来很多奖学金[19]也是自己申请的。留学生的自主性非常重要，自己要了解各种情况。我的奖学金申请被批准后，学费问题就解决了; 以后再参加半天工作，生活经费也比较有了着落。我这个半天工作实际上是相当好的， 是在学校里面做research  assisant (助理研究员) ，跟着一个教授，这样工作可以和我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个和我原来在中学、大学期间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经历也有关系。本来我一向就是这样的，比较习惯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工作。当然也要有机会。那时华盛顿大学刚刚要扩大它的中国研究，我恰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

    我读硕士不是以经济史专业为主的，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议》。经济史是后来读博士加上去的。因为可以和工作结合，和博士论文结合。博士学位拿到后，我曾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过4年书，主要讲授4门课程，一门是经济学原理，上大课; 一门是美国的工业结构， 一个中国人去讲美国的工业结构(原来我学过这一课程)；一门是远东经济问题；一门是中国经济史。

    美国的教授分为3档: 助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实际上它对副教授已经要求比较高的了，要求出版过2本书，出版过1本书可以评助教授，这个助教授等于我们的副教授。所以做到他的Associate  Professor， 已经给你tenure了，意思就是他不会随便辞掉你了，除非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就叫终身教授。我回国时，已经是终身教授了。  

    那时回国是因为中国解放了，还有一个原因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准备呆长的，我的打算是硕士两年读完就回国。结果有了这个读博士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就待下去了。一呆下去嘛，已经解放了。在美国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也是有的，就是不大迅捷。《华侨日报》等报纸能看得到。为什么没有想留在那边？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留。当时我的1个孩子留在上海我哥哥那里，就是想不久还是要回来的。硕士毕业之后1948年我回来过一次，回来把爱人和大女儿一起带过去，小的女儿太小了，只有2岁,带出去不方便。而且美国方面的要求也多，多带一个人，要求保证金多少多少的。我想去两年就回来了，哥哥就同意由他帮忙管这个孩子。所以1个2岁的孩子留在上海，带了一个5岁的孩子去。结果一呆下去又是10年。我一共实际上在美国待了12年，1947年初出去，到1958年底回来。

    在美国上课、生活全都用英语，但是我中文还算没有全部忘掉。我研究中国的历史，清朝的历史。备课有的是自己本来读过的、熟悉的课; 有的是要创新的。比如中国经济史，本来是吴大琨(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教的。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美航运已经不通，他通过英国、苏联等地绕道回国。他离开美国后，这门课空了一年。以后我再接上去，把它承担下来。一个学季我一般上一门课。除了上课，自己另外还要做研究，我在做研究方面花的力气最多。我做事是加倍的，晚上有的时候工作到11、12点钟不稀奇的。我习惯了。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较好，那个时候研究生不多，经济系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几个人。研究生不多，使用图书资料方面就比较有利。我们的研究室很大，放六、七张桌子，我和吴大琨还有其他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吴大琨回国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么大的研究室里就是我一个人。这个研究室有一扇门可以直通学校图书馆，我查资料就方便多了。图书馆的那些中国资料，包括好多地方志啊，家谱啊，以前没有什么人当真去用过。我就在那里耐心地逐一查阅，获得了很有价值的史料。美国对于社会科学类博士的要求很严格，攻读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规定是3年，社会科学类博士一般要花5年。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博士论文的资格。这些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记得我曾有一门科目当时老师认为还不能够通过，我有点想法。那位老师说: “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压力，在我们美国,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之所以作这么严格的规定，就是要让人知道， 在美国读博士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博士的质量是很高的。”当然4个月以后我那门科目顺利通过了，然后就开始着手做博士论文。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博士、硕士太多了，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对质量会有影响。

    其实，机遇要靠自己抓住，抓住机遇以后要苦干，要有信心。比如当时我做中国绅士的研究，估算绅士阶层到底有多少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一步一步算上去，有的时候缺半步不行呀，开始想不出，搁一搁。隔几天再想，哎，得到一个窍门，找找什么资料，可以了。应该说我的那个博士论文选题和导师的要求有关系，但是他分了题目之后，我就自己干了。当时那边是采取合作研究的方法，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我们那个历史组不光是历史学专业人员参加，还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有的是历史学的，有的是地理学的，有的是社会学的，有的是经济学的，是这样的合作。大家每学季总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讨论，交流最新研究的情况，其他人会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来提出意见和看法，蛮特别的。它这个叫co-op erative  project， 和我们现在的合作意思是两样的。它是跨学科的，因为它是研究整个的社会，单纯从一个方面看有的时候容易片面。你是搞经济学、经济史的，搞社会史的人看了你的文章会说，你怎么这个方面没有看到，你不全面。他提出意见，也很好。它强调合作是这样的含义。我现在的合作也是这样的，我们搞过的大的项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不都是跨学科的嘛，所以把两个所，历史所、经济所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强调要求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大家都做得不错。这次《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修订本，我把表格都重新剥离出来，重新排了一下，结果经济篇目一共有53张表格，每一章都有，历史篇也有27张表格，刚巧80张。我都重新编排，全书加了一个总的统计表格。有的表格原来就写“见下表”，没有标题目的，我要给它一个题目，下面要加资料来源。这些表格有的是诠释性的，有的是统计性的。我的书里都有很多表格，《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 (共4册) 有20多张表格。《沙逊集团》那本也有40几张表格了。过去写的《中国绅士》也好，《中国绅士收入》也好，都有好多表格。

    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前，我的导师梅服士(M ichael Franze ) 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一般学生的论著他不会这样做的，当然这与书的基础好有很大的关系，费正清这样的华盛顿大学以外的著名学者都认可的嘛(华盛顿大学有个规定，博士生的论著一定要有学校以外的专家认可、推荐，认为达到出版水平，才能经过修改后正式出版)。后来我导师自己没有说，那个所长对我说: 你的导师对于你的著作费了不少精力，你看关系怎么处理比较好。我说老师的确给了我很多帮助，有的时候是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过书是我写的， 结构、内容、资料都是我自己搞的。那个所长就说: 那就让他(指我导师)写一篇导言，表示他是我的指导老师，也起了作用了。这样，总算这本书是单独署我的名字，不然就不是我独立的著作了。我的另外一本专著经赖肖尔推荐出版，也是我单独署名。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人到美国去留学，这方面就吃了亏了。我知道的一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社科院的硕士， 到美国读博士，结果他的论文被导师署名了，关系没有处理好，博士没毕业就去工作了。现在他在美国做一些管理图书的工作，和研究工作脱离了，很可惜的。在美国，这样的导师也是有的。

    在国外留学尽管很忙，我还是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学会活动。1947年我刚到美国不久，12月份太平洋沿岸各州大学就联合召开经济学会，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是教授，研究生与会的不多。我不仅参加了这个会议，还写了一篇报道，交给吴大琨。吴大琨当时还兼上海《经济周报》的主编。这样，12月份刚结束的会，关于会议的报道在第二年1月份的上海《经济周报》就刊登出来了。我的这篇报道题目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时有些外国的教授并不否定计划经济，反而认为计划经济好。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经济类的文章。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风气比较开放。所以1949年我遇到研究生的选读课要求自己选读、写一些报告，我就跟导师讲，我想读一点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宜言》啊什么。那个老师讲，行行, 都可以。所以我是在外国读的马克思主义。后来麦卡锡主义一来，就不行了，管得很厉害。战后初期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气氛还不错。华盛顿的大学里倾向于民主党的比较多。杜鲁门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参议员) 都到大学来演讲，我都去听过。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讲自由经济，加尔布雷斯讲那个后工业社会的福利社会等，遇到这些学术大家来演讲，我都抓住机会。政治方面的也好，学术方面的也好，我都去听。所以我在美国留学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有些学生到了美国就是两点一线，从住的地方到学校来上课，上完就回去了。结果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说起来是留学美国，但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这么忙，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做助教，还抽出时间来参加各种活动。这些经历对我后来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关系和帮助。我一向都是综合性的概念，读书不是一读什么就完全钻到这个专业里面。现在大学里专业是越分越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仅经济学就是7、8种课啦，有的课不需要我们上，我也去听。美国对硕士要求至少有3个方面，博士要求5个方面，知识面很广。不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方面读下去，只有专业方面读下去，没有综合性的概念。我们那个华盛顿大学开设的课程，不要它的学分我都去旁听。譬如劳工不是我的学科，我的学科中，经济学原理大家都要上，财政、国际经济和贸易、货币银行学，还有经济史。经济史是读博士加上去的，3个发展到5个。但是当时讲授劳工问题的那个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中的劳工问题专家。他来讲课，我照样去听，还不止听一门，一门是他的大课，一门是他专门给研究生讲的课，后一门课我是旁听，不要学分。这个老师他讲，哎呀，你很专心，你去报一个嘛， 再加一个学分嘛。我说不要加了，我的学分早已满了，我不要学分。但是我照样跟人家拿学分的同学一样，课外自己选择一个课题，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我去听课完全不是为了凑满学分，而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尽管这门课已经超过我的5个学科之外。

    说到时间紧张、工作紧张嘛，我习惯了，比人家加倍努力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与我爱人的支持很有关系。当时我应该说是全力以赴的，以后回国在社科院工作我也是抓得很紧，从早到晚完全是扑在事业上，午睡没有的。我整天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完全交给我爱人了。她牺牲了自己，让我专心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后悔。本来，如果在美国读完大学，她也会有很多机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孩子太小。而且国外有规定的，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让他单独关在家里，一定要有人照管。所以国外大学女教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家带孩子的，在孩子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等孩子大了再出去工作。当然我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孩子看到我在家里也是不断地看书、写东西。所以我的孩子也都是很喜欢学习的，成绩也都很不错。不是我压着他们这样的，这是身教。这跟我的家庭传统也很有关系。我父亲是工部局华童中学毕业的。他进华童中学恐怕还是在清末，那个时候读中学也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孩子那么多，都是读大学的。我在家里排行第二。我哥哥一早就起来读书， 我也受点影响。父亲严嘛也不能讲怎么样严，但是还是起作用的。

六 精于专业、不限于专业

    我从中学开始，已经比较综合性的、全面的看问题。对国内、国际的新闻，都开始注意起来了。大学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也是不限于专业。到了外国留学，我也是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我是自己后来投入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整个的世界，都想了解。不是单单一个专业，不限于专业。所以我搞经济，就不限于经济，也考虑社会的问题，考虑文化的问题等等， 觉得它们相互都是有联系、有关系的。比如金融中心的问题。最近有人提出来，金融中心要有金融中心的样子啦，主要的银行总部应该在上海，不是在你北京啊。这个话，我几年前就提出来了，早在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时候我就提了出来。我认为既然上海是金融中心， 一些中国商业银行和在华外国银行总部就应该设在上海。我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也提出这些问题。中央现在有个时间表，意思是上海到2010年或2020年，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我完全支持。所以我关心的面是很广的。还有环境的问题，我老早就提出来了。到现在我还担任着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对于资源的问题, 全国的缺油缺水等等，这些问题都作为重要问题，要考虑。不光是谈上海，到北京要谈全国的。我第三次提出一号议案那次，江泽民同志还在上海，他没有参加那一届全国人大，我在北京的时候参加上海代表团。他在《新民晚报》上看到记者介绍我的一号议案，是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方面的。他很重视，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已经睡下了，他的秘书贾秘书打电话过来，说是江书记希望了解我议案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就起身，把议案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他听。后来第二年江泽民同志就到中央任总书记去了。他很关心这些问题。到现在，这些也都是大问题，水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还有人才问题、西北大开发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我现在每天还要看很多报纸，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社会科学报》、《上海科技报》等。杂志也看得很多，如我们院里有些杂志，还有社联的两个杂志，以及其他的杂志。看嘛分两种，一种是粗看，一种是细看。一般的问题可以粗看，自己关心的问题、比较重大的问题，需要仔仔细细地看。我以前在院里说，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重，现在还是抱这样的态度。特别是上海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上海，因为上海的很多问题也牵涉到全国，特别是上海有些课题，文史哲的基础研究，不能在上海就研究上海问题。江泽民同志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是很重视的，邓小平同志也是这样的。就怕有的东西不重视，跨掉了，没有了。研究上海史，外国人现在也很重视，他们研究得很细致。我觉得过去汪道涵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经典小说，其意义决不限于小说本身。它把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都反映出来了。外国人在研究，我们自己不研究，这算什么？应该有人专门研究红楼梦。人家外国人在研究，当然有些是外籍华人，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跟人家交流，这不象话。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啊。

    我几年前就提出来，譬如说印度要注意。最近看它上来的势头也比较快。在未来的发展里头，印度的位次被排得很高。总的来说，它的基础教育看看也不怎么样，但是它高等教育抓得很紧。高科技方面，先进的软件方面，它也发展得很快。还有能源问题，我们有些行业，不该投资的，重复建设，浪费能源。我们又不是资源很丰富的国家，而是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口这么多，是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当低的国家，但是还这样浪费。我们有些行业、有些企业、有些单位，能源的消耗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可能存在10倍的差距。我们一个是技术落后，一个是管理的问题，浪费这么严重的企业，还在重复建设，投入下去，产出很少，还污染环境。印度据说正赶上去，它的资源消耗比是发达国家的2倍，我们是10倍。它比我们好。当然总体来说，确实我们还是比它高，GDP比它高。但它有些方面超过我们了，比如软件行业。据说，再隔20年的话，可能是美国第一，中国和印度都能够超过日本。现在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印度紧跟在我们后面啊。

    我觉得，专长是重要的，但是面广一些好。特别是研究的方法等，都是相通的。总之，面和线结合，融会各种研究方法，就容易抓住机会; 机会要你做什么，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

[口述者简介] 张仲礼，1920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8年、1953年先后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曾任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第六―一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科研与教学，著述甚丰。

[整理者简介]施扣柱，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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