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兰阁在中国十三年，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厦门等地辗转任职，其中在上海的时间最长。尽管他对上海这个大商业中心弥漫的物质主义，以及英国人的傲慢习气和无所不在的“英国化”并不满意，有时甚至感到悲哀，但直到晚年，他仍坚定地说：“留给我特别美好回忆的是上海。”
福兰阁（Otto Franke），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前辈，1909年受聘为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的前身）首位汉学讲席教授，1946年8月在柏林的夏里特医院去世，他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并出版了8部专著和一套5卷本的《中华帝国史》，以及375篇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报告、论文和评论，这些著作和文章贯通中国古今，将“历史研究与活生生地理解当代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开创了德国汉学的汉堡学派。
其实，福兰阁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志成为汉学家的，他早年在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所受的教育，跟中国毫无关系。后来他在哥廷根大学做的博士论文，对一篇吠陀音声学（式叉论）文本的翻译与阐释，跟中国也扯不上半点关系。他的成为汉学家纯出于偶然。那时的德国，博士毕业很难找到工作，像福兰阁这样研究印度梵文的博士，毕业更几乎意味着失业。所以，当他得知外交部要招募一批翻译，而前途最光明的地方是中国和日本时，异常激动兴奋。对他来说，这个消息有如“闪电一般”，他这才开始学习汉语。幸运的是，差不多一年后他就被外交部录用，并于1888年7月底被派到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担任见习翻译。福兰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这项任命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转机”。尽管出发之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这个机会，使他对远方的渴望得以实现，从一个世界进入陌生而神秘的另一个世界。
1888年8月6日，福兰阁从柏林乘船启航，9月9日抵达上海。6天后，乘轮船招商局“重庆”号蒸汽船北驶，9月23日终于到北京德国公使馆报到。一年后，被派往德国驻天津领事馆任翻译。1890年转任上海领事馆代理翻译。1894年调回北京公使馆任代理翻译。1898年再度回任上海领事馆代理翻译。1900年被派充厦门领事馆翻译。1901年返乡度假，退出外交部服务，结束自己在中国的翻译生涯，前后整整13年时间。
对福兰阁而言，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虽然他只是一个翻译，而且多半时间只是一个代理翻译，在外交领域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作为，但他始终抱持一种了解的同情去接触中国、感受中国、认识中国，他说：“从一开始起，我每天都更为清楚，我来到的地方并非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文明的古代国家并且一直生机盎然。在别处只能通过记述、出土文物和其他残片，费尽心力想得到却仍不完备的追忆之物，在这里却是活生生的，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去认识和体验这一切。这一想法充溢着我的内心，使我欢欣鼓舞，因此我非常愿意放弃欧洲人认为必须拥有而目前缺乏的一切东西。”这种意识使他在中国的所读、所学和所见不但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欧洲人，而且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欧洲人，为他尔后辉煌的汉学家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学识基础。因为这个缘故，福兰阁在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回忆录《两个世界的回忆》，用整整四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叙述他在中国的亲历亲闻。
从1888年到1901年，福兰阁的中国岁月正逢中国的多事之秋，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之役，此伏彼起，动荡不安，是中国正在发生急遽的新旧嬗蜕的年代。福兰阁并没有置身事外，一直密切观察和思考这些变化的由来和去踪。他预感到，“这个古老世界与西方社会的尖锐对立，受到动荡不安的西方社会日益强烈的逼迫和挤压，在不远的将来势必变迁或者沉沦，尤其是当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些衰败瓦解的征兆的时候。”因此，他的中国记忆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活史，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变化和中西关系的见证。
在他长达十三年的翻译生涯中，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理翻译长达七年之久，也就是说，他的中国岁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待在上海。实际上，他1888年到中国赴任的首个目的地就是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大清帝国的门户，欧美人出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大都从上海进出，再转赴各地。福兰阁初到上海，虽仅短暂逗留六天时间，但还是给他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它给我的印象与新加坡和香港类似：像是一个欧洲的，也就是说本质上像是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英格兰商业社区，但仍非真正的中国。它是进入幅员辽阔的东亚世界的门户，自身却不能代表这个世界。”
1890年他到上海担任德国总领事馆代理翻译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上海。虽然他的身份和本职是代理翻译，但同时还兼任多方面的其他工作，如会审公廨的陪审法官，处理德国人和中国人在货物运输往来方面的纠纷，为海军提供服务，等等。福兰阁说，这些工作耗去他不少精力和时间，但对他而言“富有教益”。如他代表德国担任会审公廨陪审法官长达六年，就使他“能够观察和学习到许多有关中国法律观念和司法执行的内容”。
在福兰阁的上海记忆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上海租界外侨生活的“英国化”。租界号称是国际性的，但英国人才是真正的主宰，他们“掌控着全部管理部门，包括财政和警察部门，除极少部分以外，所有地产都在英国人手中。整个生活方式也是英式的。”法国人在上海虽也设有自己的租界，“但其重要性完全不如英国”，甚至大部分法国人就住在公共租界。那个时候上海已有不少日本人，但他们只在中国居民区有一些商店，对英国人来说，“日本人就是有色人，大家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命其让路”。
作为一个德国外交官，福兰阁当然更关心上海的德国人。他认为，上海的德国人虽比英国人少得多，仅四五百人，但“德国人的个人平均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超过了英国人。部分德国公司是历来声誉很高的老字号的公司，很多雇员来自它们在汉堡和不来梅的分公司，经营生意，在中国人中名声也很大。”因此在上海，“德国人是英国人之后的重要分子”。然而，这非但不能增加英国人对他们的尊重，反而被英国人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福兰阁回忆说：英国人总是“打压德国人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重要性，让其停留在某种较低的层面上。他们在市政委员会（Munizipalrat）即城市咨询委员会里做出让步，批准给德国人一个席位―――他们自己则占据着不可侵犯的大多数，掌握着每一张选票―――所以，在所有的重要决策中，这个席位自然只是旁观席，并不起作用。”
福兰阁说：尽管他本人，“作为对英国世界地位的钦佩者、作为英式交往方式的友人而来到中国，在英国的社交圈中感到很激动，并且也与英国的官方机构保持着令人愉快的关系。”但当他看到英国人的傲慢、经常狂妄地要求给予其特权地位的时候，常常会怀疑自己的感受。令他十分惊讶的是，德国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德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无论男女，在思想观念、生活状态、交往方式上，都努力追求与英格兰人的举止相匹配。他常常痛苦地看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女士从家乡而来，在一段时间内还有意识地保持自己和家中的德国特点，但后来却屈服于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英国化”。
英国人这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语言上，福兰阁发现，当年在华的德国商人不仅用英文书写文件，而且极不负责地滥用母语。“在中国港口，大家说着令人厌恶的混合语言：以德语为基础，混杂着很多英语单词、英语结构，用英语改造美妙的德语词汇。”这让他感到异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我不知道，何处还有第二个民族，将自身的语言糟蹋到如此地步，这真是罪过！”他认为，“在中国的港口里，直到20世纪初，德国人虽然经济上精明能干、具有学校教育的优势，文化上却只是英国的附庸。”
租界的“英国化”影响所及，远不止德侨和其他外国侨民，在租界华人社群中同样势不可挡。福兰阁说：对租界华人而言，“欧洲”语言就是英语，外币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是“英币”，西方日历是“英国日历”。基督教至少新教是“英国宗教”，等等。其实，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的这种影响力，是开埠以来英国以炮舰为后盾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决定的，但这种由英国人主导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势必引起欧美列强集团内部的质疑和华洋之间的紧张。租界社会后来的震荡即导源于这种质疑和紧张。
对福兰阁个人而言，上海七年，尽管因为职责所在，没有足够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相关研究工作，上海“纯粹的商业气氛也无法激励大家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一般的商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他的买办用洋泾浜英文所讲的内容，对于和生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他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他在回忆录中曾幽默地说：“我已很长时间疏远了科学之神缪斯（Musen），她可能不会再对我仁慈地微笑了。”但他不是商人，中国，上海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断激励他强化学术研究的爱好，因此，在职责之外，他还是尽可能留一些空闲时间给研究工作，他说他无法抵挡它的吸引力。只要一有空，他就去整理和研究从各地搜集而来的原始资料，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资料。另外，那时上海的口岸汉学运动已经兴起，设在“外滩源”的亚洲文会、广学会等渐趋活跃，举办各种讲座，欧美侨民中因为共同的兴趣逐渐形成汉学圈，往返切磋辩难论学渐成风气。福兰阁的社交圈中就颇有几位有名的汉学家。他晚年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的就有英国汉学家艾德金斯（ Edkins）、德国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以及保罗・乔治・冯・莫伦多夫（ 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等。艾德金斯和莫伦多夫是上海海关官员，花之安是传教士、中国植物学权威。福兰阁跟他们经常走动，或请益或商榷，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辩难，给他的口岸生活增添了不少智识上的愉悦。他的回忆录中，把这种交往称为“外界推动的对于学术研究的思考”。
福兰阁在中国13年，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厦门等地辗转任职，其中在上海的时间最长。尽管他对上海这个大商业中心弥漫的物质主义，以及英国人的傲慢习气和无所不在的“英国化”并不满意，有时甚至感到悲哀，但直到晚年，他仍坚定地说：“留给我特别美好回忆的是上海。”至于为什么这样说，他的回忆录并未作任何解释。但我想，这正是上海的魅力所在，你不满意，却又让你魂牵梦萦。
来源：《文汇报》2016年3月2日；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