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出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所在,才能找出不同文明何以盛、何以衰、何以兴、何以亡
■没有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失却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
最近一篇题为“少沉迷于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的文章在微信圈流传甚广，作者唐世平先生认为，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他给出的理由是：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太沉迷于中国历史会导致闭目塞听、故步自封；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基于这些多少有点耸人听闻的理由，他主张：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在他看来，“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当今时代，全球化已成浩浩荡荡沛然莫御之势，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祸福相依、利益攸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当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关注和了解世界，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关注和了解中国。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唐先生希望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多了解世界文明，立意本无可厚非，但其立论的依据和逻辑却令人难以苟同。且不论他所说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是否言过其实，单就他对古代中国历史与传统的轻慢而言已足以令人咋舌。
不过，唐先生文章中说：“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这段话我还是赞成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别人，了解世界。别人和世界有他们各自的身世和经历，有他们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如果仅仅关注他们的当下状态，而忽略他们各自的身世和经历，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显然无法达成“真了解”。而不能做到“真了解”，当然也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
同样的道理，现代世界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有一个积渐的过程，不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康有为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这个进程最初是西方主导的，它们挟“坚船利炮”急速地向非西方世界走去。所到之处，以杀戮、抢掠和占领为基本形态，由此卷起的腥风血雨曾给非西方国家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深痛巨创，并造成了西方与非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持久的紧张、尖锐的对立和剧烈的冲突，这种紧张、对立和冲突曾经长久地牵动和主宰了国家、种族、宗教、文明关系的格局和走向。20世纪前半期接踵而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格局和走向的恶性发展。它们以争战与杀戮的方式融入历史，并构成其中最黑暗、最惨痛的篇章。孟子曾视“以邻国为壑”为“仁人之所恶之过”，但这种“过”在西方列强手中，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发展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一法则支配下，人们看到的和追求的都只是偏狭的国家利益和偏狭的族群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终极关怀因此遭到极端的漠视和肆意的践踏，于是，战争、仇恨和冲突，非常自然地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乃至不同文明关系的常态。当战争、仇恨和冲突成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乃至不同文明关系的常态的时候，人类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以暴易暴、以恶抗恶、以战止战的悲剧轮回和恶性循环之中。于是而有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创制和实施，并以此平抑愈演愈烈的严峻事态，化解国际间持续升级的紧张、对立和冲突。因此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历史的维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很难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由欧美主导的，又为什么是以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形态出现。
理解别人和世界，不可忽视历史的维度。理解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和当下的中国，当然需要世界的视野，且不说近代中国已被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华夷隔绝之天下”已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在当今中国，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有无这种视野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出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所在，才能找出不同文明何以盛何以衰何以兴何以亡之故。通过比较，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己固有文明的认知。
但是，单有世界视野，或仅从外部世界看中国显然又是不够的。自古以来，中国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人文空间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个“巨大的存在”的开拓、维系与传承，虽然治乱相循，盛衰倚伏，但始终绵延不坠、生生不息。这个历程，曾经造就过汉官威仪、大唐气象和盛清洪业，也曾经出现过无数的天灾人祸、外侵内腐和混乱失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比较固定的地理疆域、自己的治理体系，自己的生产方式，自己的族群性格，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精神价值，自己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法度、中国特色和中国之道，都曾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和中国人，并成为中国历史的内在生命。这种内在生命虽然经历近代以来频仍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强势冲击，但并没有死亡，仍然是“活着的传统”。直到今天，中国也并没有走上西方式的道路。这说明，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甚至是当下的中国，世界视野之外，需要一种更内在的视野。否则，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绵延不坠，“巍然今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但如果我们从更内在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个中奥秘显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有关。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讲“和”，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又能将这种多样性凝聚成一个整体。这种一、多相容所展现出来的弹性和张力，构成了中国人文历史中博大深沉的智慧。中国历史和传统之所以没有中断，根基和道理即在于此。
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不是割裂的。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演变而来。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潜在的种种可能性，怎么可能深入地理解现代中国和当下中国。一位海外的知名学者说得好：“当前时髦的关注点是地方与全球，很多学者试图从中抓住当代的情况，但我们应该记住历史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历史变革模式不仅发生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也发生于地区和国家层面。无论我们是希望创造中国的未来，还是仅仅想观察和预测其可能性，更认真地研究历史将被证明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历史不仅教给我们问题，也告诉我们可能性”。可以说，历史的中国是“源”，现代中国和当下中国是“流”，不了解“源”，就无法真正了解“流”。因此，对我们而言，要紧的不是讨论和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有无“现代意义”的问题，也不是讨论和研究如何削减对古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支持问题，而是如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古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讨论和研究只着眼于现代中国和当下中国，而不更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便不可能有纵深的历史感。而缺乏纵深的历史感，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要失却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因为对中国学界而言，应该思考的真正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怎样才能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来源：《解放日报・思想周刊》2016年3月8日，原题为“不读懂中国，何以了解世界”，现标题为作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