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与记忆战争
本报特约记者 张 浩
日前，《战时上海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座谈会由历史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和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联合主办，历史所副所长王健、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副总编辑匡志宏、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资深教授张济顺、上海市文史馆原馆长沈祖炜、日本大学教授高纲博文、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领事大西知子到会致辞，约40位中外专家学者与会，大家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就丛书的意义，以及与战时上海研究相关的问题展开热烈研讨。会后，我们对该丛书主编周武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张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缘起和主旨？
周武：好的。这套书系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作，也是我们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继《上海学》创刊后推出的又一项成果。它的缘起，我在《二战中的上海》的后记中曾做过交代：这套书的最初设想是上海老出版人许乃青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二战对上海影响既深且巨，坊间相关书籍虽多，然泰半皆着眼于抗战，而于战时上海的世相和众生相，以及二战对上海城市的复杂影响着墨不多。上海应有一本图文并茂地全景展示战时上海城市变迁的书，写出上海的不屈和抵抗，写出二战中上海市井生活的苦难艰辛，写出沦陷后上海城市的命运。他建议我主持这件事，这个建议得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徐忠良社长和匡志宏副总编辑的鼎力支持，于是便有了这套书的策划、编纂、翻译和出版。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化场域。新旧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我主持编纂《战时上海丛书》的主旨就是希望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战时上海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
张浩：有关战时上海的书籍已有不少，您主持编纂的这套丛书有哪些特色？
周武：确实如你所说，战时上海是非常国际化的课题，海内外学者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并累积了不少出色的成果，单海外学者出版的专书即有魏斐德的《沪西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傅葆石的《灰色地带，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叶文心主编的论文集《战时上海》（Wartime Shanghai）、安克强与叶文心共同主编的论文集《旭日东升旗下：日本占领下的上海》（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高纲博文主编的《战时上海――1937-1945年》、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等，国内特别是上海学者的成果更多，比较重要的如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日本侵略上海史料汇编》3巨册、唐培吉等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以及《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等等，相关的论文更仆难数。这就是说，二战七十年前就已结束，成为历史记忆，但关于这种记忆的解读不但远未结束，而且呈现出多岐性和竞争性。《战时上海丛书》采取著译结合的方式，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用意即在于直面这种多岐性和竞争性，并藉此呈现战时上海的极端复杂性。若论特色，这可以算是这套丛书的一个特色。另外，收入丛书中的四本书，即高纲博文主编的《战时上海》、叶文心主编的《战时上海》、安克强和叶文心共同主编的《旭日东升旗下：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以及我主编的《二战中的上海》，研究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仅仅关注战争本身，更关注这场战争给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战后的历史走向带来怎样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可说是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色。
张浩：这套丛书中，《二战中的上海》是您主编的，这本书跟当下的其他相关书籍有何不同？
周武：这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依时序论述上海在二战中的苦难历程，尤其关注战争对市民（包括外侨）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中篇选取内迁、抵抗运动、战时救济、政治谋杀和出版业等五个方面深入讨论上海各行各业和各种力量在二战中的因应之道；下篇则重点论述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善后之策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纵横并举、图文并茂的方式，更立体地呈现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以及各种力量的兴衰起落。其次，这本书虽以上海抗战为主线，但并不以此为限，书中许多章节如“战时救济”、“战时出版业”、“胜利庆典”、“上海审判”、“大遣返”、“战后赔偿”等，都是过去研究中根本没有或甚少触及的议题，对战时上海研究的内涵有大幅拓展。其三，上海是国际都市，这场战争改变的不仅是上海的中国人，也深刻改变了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因此，我们这本书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论述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以及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也是以往关于战时上海研究中比较忽视的层面。
张浩：战时上海是上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您认为，二战对上海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周武：二战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上海。撇开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中外士庶工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经受的种种苦难艰辛不论，这种改变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战前上海已发展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并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等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升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但日本发动的“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由此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上海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而被终结；二、租界沦陷后，日本人取代英美法侨民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而以英美侨民为主体的“敌国及敌性国”侨民不是被遣返，就是被拘禁到监狱或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则被集结到虹口隔离区，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以及一些亚洲人。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英美势力），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变化。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