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老师去世不觉间已近一年，写这篇文章在我心里盘旋也已很久，但每次提笔，脑子里浮现的，全是去年4月22日下午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告别沈老师的那个悲伤情景：银河厅两侧，甚至连通往银河厅的过道两旁都排满花圈、花篮和挽联，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群足有数百人之多，把银河厅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沈老师一辈子讲究“衣势”，他的学生们当天全部西装领带，穿戴整齐，以一种更庄重的方式来送别老师，并藉此寄托无尽哀思，表达他们对老师的震悼、敬意和不舍。沈老师只是一个退休教授，一辈子的教书匠，用他自我调侃的话说，只是一个“乡曲陋儒”，没有当过一天任何级别的官，但他却以自己的师德和文章，感动周围的师友、学生和他的七宝乡亲。这个情景，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多年来在我心目中形成的沈老师形象：一个感召了无数学子的老师，一个博雅而具锋芒的学者，一个有情怀的历史学家。
可能跟很多人不同，我认识沈老师始于一次不快的聚会。大约在1988年九十月间，陈旭麓先生召集师门在师大二村对过的一家餐馆聚会，席间先生说起上海某高校有意延揽他一名学生，他建议让我去试试。饭桌上其他师兄都说是好事，唯独沈老师不赞成，并脱口而出：“你看看我老沈。”尽管此前我对沈老师个性张扬、恃才傲物、喜欢骂人等种种传说早有耳闻，但当时年少气盛，听到这个话，内心的不爽可以想见，就差“你是你我是我”没说出口。后来跟沈老师有所交往之后，我才明白沈老师说这个话纯粹出于善意，是对我的爱护。而且我发现沈老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跟各种传说并不一样，至少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其实是很温煦的，从不拿名家架子。可能因为我是当年陈先生年龄最小的学生，沈老师对我格外照顾，每次碰到，总不忘加上一句：有空来玩。陈先生去世后，《书林》杂志编辑约沈老师写一篇追悼陈先生的文章，他即邀我一起合写。我到社科院工作以后，他的鼓励与支持从未间断，对我，他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我办《史林》，向他约稿，他不但自己支持，还给我介绍作者，推荐好稿。去年我创办《上海学》集刊，又特意为创刊号写了一篇《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张剑兄说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我办学术会议，每次请他，他不但来，而且坚持从头坐到尾，他的儒雅，以及听会时的专注和发言时的犀利，被誉为会场上的一道风景；我自己带学生后，每次请他主持答辩，只要身体许可，他不但答应，而且从不敷衍了事，总是早早就用他标准的“沈体”写出精彩到位的评语，在答辩会上有板有眼地宣读。答辩结束后，每次他都不忘提议全体答辩委员给通过答辩的学生鼓掌祝贺。他主持的答辩会，有一种久违的仪式感。有时我也提示他现在不兴这一套了，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以，这是对学生起码的尊重。 
2010年沈老师应邀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后师生合影。前排左起：张剑、周武、沈先生、袁燮铭。（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当然，沈老师对我并非只有鼓励和支持，有时也有批评。2001年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变迁”完成结项，请他担任评审专家，那时他手头特别忙，正在编他自己的论文集和随笔集，但他还是放下手中的急活，仔细审阅我的书稿，并郑重写了一份鉴定意见。这份鉴定意见的复印件至今仍珍藏在我手里，原文如下：
这部书稿以近代上海的崛起为中心，论证了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相比现有的太平天国研究成果，具有选题新颖，方法独特，内容翔实的特色。
从选题看，本书突破了以往太平天国研究多注意于战争过程、战略战术、天京变乱、政权性质、人物评述等选题范围，着重从历史事件对社会变迁影响的角度开掘，可说独辟蹊径，富有新意，拓展了太平天国乃至中国农民战争的研究领域。
从研究方法看，作者从课题实际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通，区域史与地方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与揭示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城市社会变迁在各个层面上的历史与现状、延续和发展、传统与变革的内在联系，较之单纯用政治史、军事史、事件史的研究方法，显得切实可行、独特而又合理。
从全书内容看，本书以主要篇幅论证了由“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的演变过程，在对江南地区人口数量、移民流向、城市兴衰等作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对上海的人口激增和人口结构变化、市民群体构成、市民组织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市民心态与都市习俗的变易、租界社区的形成、发展和外侨生活的特点，以及市政建设近代化和管理机制等众多社会层面的变迁，既作了历史学的考察，又作了社会学的结构解析，从而使全书内容纵横结合而又条理清楚，既说明了太平天国对近代上海迅速崛起的积极影响，又实事求是地揭示了江南地区经战乱而变得人口锐减、经济残敝、传统中心城市衰落的状貌。不少问题经作者独立思考，或纠正了前人论断的偏颇，或阐发了前人所未见及的方面而时有创见。全书内容丰富，立论扎实，分析中肯，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无论从太平天国研究还是晚清上海社会变迁研究说，本书都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优秀著作，符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原列项目的要求。
由于本书论述江南社会变迁采取以上海为中心的视角进行分析考察，所以相对于上海部分的详实具体，江南其他地方（包括城市）的社会变化，就略显薄弱粗疏。建议作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作滚动研究，写一部晚清江南社会变迁史。
沈渭滨
我所以珍藏这份鉴定意见，倒不是因为沈老师对拙稿的诸多肯定和鼓励，也不是为了见证我跟沈老师之间的情谊，而是他对我提出的中肯批评与宝贵建议。他的批评与建议看似委婉，其实非常煞根，仅寥寥数语即道尽拙稿的根本问题所在，既以“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变迁”为题，就不能仅讨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崛起的关系，还应“进一步作滚动研究”，探讨江南其他地方（包括城市）的社会变迁。沈老师的批评和建议，我一直铭记于心，希望自己能尽快把沈老师希望我写的那本《晚清江南社会变迁》写出来，以不负沈老师的期许。
国家社科基金专家鉴定意见表
相识近三十年，沈老师始终是我内心很亲近的良师益友，但他住在七宝，很远，而我又慵懒成性，不肯走动，平时联系就不多，见面机会更少。每年到七宝去看他，跟他海聊，一起喝茶、吸烟、下馆子，也都是结伴而去，尽欢而散。记忆中，我自己单独去只有一次。那是沈老师的著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出版不久，时任《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先生约我给沈老师做一个专访。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但记得那天沈老师谈得非常尽兴、畅快。回家后我写了一篇印象记，刊于1994年12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文不长，转录于后：
一生惬意是文章――访沈渭滨先生
在沈渭滨先生宽敞的书房后壁悬挂着一幅这样的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自然，这并不是一幅普通的对联，它描画的是一个学者特具的气象与情性，其中既有往事的叹喟，也有人生的寄托。而在中国，坎坷与惬意，又多少体现了以学术为安身立命者的命运。
作为历史学家，沈渭滨先生与某些终身困守一域而又洋洋自得者颇为不同，他的研究兴趣很广，在辛亥革命史、军事史、会党史及区域文化史等众多领域，都鲜明地镌刻着自己奋力冲击的足迹。从致思方式上看，我觉得，他走的不是传统描述史学之路，而更接近于融描述与释义为一体的新叙述体史学。他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区别以往同类著作的根本之处，即在于自觉地将自己对孙中山及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体验与理解完整地融入叙述的展开过程中，极富历史感地摹写出时势与英雄之间的多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既体现了他的深思熟想，又超越了既有的研究格局。他对自己的这部新著谈得极少，只是告诉我，目前正在搜集有关资料，再写一本《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作为前者的续篇，着力阐释时势与造神的深层关系，创造性地还原孙中山的本来面目。
沈渭滨先生患有严重的足疾，多年来常常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力写出了数十篇颇见识力、个性与风格的论文。而今，由他独力承担的《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也已全部杀青，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百万言的巨著中，沈渭滨先生倾注了近十年的心血，罗举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学术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大事要闻，旨在全方位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众多侧面，为读者提供一部信实可靠的大型工具书。他说，最初萌发编撰此书的想法，是由于同类著作缺漏太多，包括郭廷以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亦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而于经济、社会、教育及学术文化则涉笔太少，不能完整地体现中国近代社会的世相与众生相。表面上看，郭、沈两先生著作的区别似乎仅在于材料取舍上的广狭宽窄，而其折射出来的却是两位历史学家不同的识见与视界。沈先生对我说，他一直想写一本类似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那样的通论性著作。我想，有《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作基础，以他的才力、识力及对中国近代史事的长期体验，是完全能够变宿愿为现实的。
与沈先生谈论学术，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情，他机警、健谈而又雄辩，令人坐下就不想离开。他告诉我，近期想尽快把《1840年》和《清代的闭关政策研究》两本书写完。前者依据历史自身的时序纵向描述与诠释，并有意识地进行横向的分析与比较，力求立体而又典型地展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全貌及其所带来的有限震荡，已有20余万字的成稿；后者则是他承担的一项科研项目，已有8万多字的初稿。两书均已初具规模。在完成上述几部著述后，他想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近代社会史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上来。他认为社会史研究在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当失落历史的本性，正确的方法应当是用社会学方法去整合、重建历史的本性。在谈到区域文化研究时，他主张对海派、京派，岭南三个文化圈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各自特有的内在属性，他与姜鸣合著的《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一书就是海派文化研究方面富有深度的尝试。他说，三个文化圈中，岭南文化圈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它的重要性是毋庸质疑的。如果说第一次西学东渐主要是通过上海向广大腹地辐射，那么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第二次西学东渐则是由岭南向北推移的，对三大文化圈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会给中国今后的文化走向提供有益的启示。
走出沈先生恬静的书斋，到处是嘈杂与喧哗。我想，在这样的世界里，要守住自己心中的那一方净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沈先生却索落自甘，��孜孜于学，游思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不禁肃然而起敬意。
沈老师一向很少在我们面前谈自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他讲自己的学思历程和研究计划。专访时，沈老师已年近花甲，而且足疾缠身，但谈笑间还是难掩英锐之气，博雅而具锋芒。他提到的那些计划除了《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而今已成永久遗憾外，其他的均已完成出版。“《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即199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1840年》和《清代的闭关政策研究》”，最后合成一本书，即《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201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类似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那样的通论性著作，虽没有写成，但完成了一本《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与蒋著《中国近代史》篇幅几乎相埒，可谓稍尝夙愿。
与同时代的史家相比，沈老师是一位富有个性且有着多方面才能的史学家，在近代史众多论域皆各有建树。他写过《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广为人知的论著，是海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他发表过《太平军水营述论》、《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洪仁�》等重要论著，是国内有数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系统研究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的群像，发表和出版过《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等论旨鲜明的著作，可称是鸦片战争史专家；他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曾做过批判性反思，并对如何推进近代军事史研究提出过前瞻性的规划，主编过《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索引》，堪称近代军事史专家；他深入思考过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写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上海城市民众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等有分量的论文，可以说是会党史专家；他密切关注上海城市变迁，并对推进上海研究有过许多建言，发表过《海派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论纲》等论文，还与姜鸣合著《阿拉上海人》一书，称得上是上海史研究专家；他深入研究过孙中山、慈禧、洪秀全、洪仁�、陈宝琛、宋嘉树等近代人物，晚年更倾全力主持《清史•传记•光绪朝人物传（上）》的纂修，可称近代相关人物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对外交史亦有涉猎，写过《《朝鲜“壬午兵变”与中韩关系述论》、《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等富有识见的论著；他热爱乡土，早年被关禁闭时就写过《七宝沧桑》，晚年更关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古镇的命运，并对七宝等古镇的保护及史志纂修，倾注了不少心力，是备受尊崇的地方史志专家。此外，他还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础建设，是《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的主编，还与人合编过《张謇存稿》、《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下册）等史料集。
通观沈老师众多遗著，虽然涉及的论域众多，且各有造诣，但背后的关怀却是共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最恰当的也许就是沈老师为自己一本论文集取的书名：“困厄中的近代化”，他所有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即中国是如何在困厄中一步步艰难地走上近代化之路的。因为抱持这样一种关怀，他越来越远离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叙事，而更倾向于以近代化为中心的近代史叙事。他为此曾做过不懈的努力。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连发表的《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再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等引起广泛争议的论文，就基于这样的命意。他对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别有会心，并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作长篇导读，也是基于这种关怀。 
近几年每次去看沈老师，都会明显感受到他比过去更忙了，忙写慈禧传记，忙修订《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忙主持编撰《光绪朝人物传》，忙编《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忙七宝镇人文遗产的保护，忙各种各样的审稿和会议，忙接待识与不识的八方来客，等等，这一点，其实跟陈旭麓先生晚年非常像，案头总有做不完的事。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沈老师能够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某一两个论域，不要忙那么多事，专心做“窄而深”的研究，以他的识见、才能和功力，是完全可能甩出几个专精的大部头来的。那样的话，沈老师个人学术上的成就也许会更炫目。但有时我又想，学者各有气象，兼具博通与专精的学人毕竟罕有，有人醉心于那些“窄而深”的研究，有人则更适合做“博而通”的研究，沈老师显然属于后者。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网2016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