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高校管理模式
高校行政化一直为国内社会各界所诟病，“教授治校”是许多教学科研人员的期许。为什么美国却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呢？原因之一就是“教授治校”。国人都艳羡美国的“教授治校”模式，并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似乎只要是美国大学都是教授治校，只要中国大学像美国大学那样管理，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即主要有三种高校管理模式。然而，美国的高校管理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一个典型案例是，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美国财长的拉里・萨默斯，在应邀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后，赶走了名教授科尔内尔・韦斯特和安东尼・阿皮亚，两人转往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几年后，独断专行的萨默斯被全体教授联合赶出哈佛。再如，罗德岛艺术学院的140多名全职教授发起投票，82%的教师对校长和教务长投了不信任票，弹劾校长的主要原因是他大刀阔斧地肆意改革，没有与教师进行足够的沟通。相对而言，教授治校比其他两种模式的可行性更大。
“教授治校”的真正实行仍有空间
笔者根据2015-2016年在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访学的所见所感，认为“教授治校”理念的真正实行，仍然还有不少值得探究的空间。位于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实行教授治校，每个系公推一至二人参加学校的教授委员会（任期两年），就一些重大事件进行讨论。每位教授代表都可以根据程序，通过研究、评估学校事务是否合理，呈上自己的提案，然后由自己所在的有关事务委员会推荐，最后交由教授代表大会投票决定。不过，教授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能与联邦和州立法相悖，也不能干预学校管理层的正常运作。
最近，德克萨斯州议会在未咨询各高校师生的情况下通过了校园持枪法案，规定从2016年8月起该州的大学校园里都可以合法持枪。由此，使得休斯顿大学“教授治校”的困窘揭开了面纱。私立大学可以自行规定是否允许枪支进入校园，但公立大学必须执行州议会的立法，否则州议会有权对拒不执行的大学削减教育资金。如同样位于休斯顿市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属私立，被誉为美国“南方的哈佛”，坚决不允许学生持枪入校。然而，休斯顿大学的教授们无法对抗州议会。他们对此项法案非常担心，经讨论提出学生不能持枪进教室及教师办公室的建议，不过未被学校管理层接受，因为执行层面上存在实际困难。
在院系一级的基层管理上，休斯顿大学也有各种教授委员会，对各种内部事务做出决策。比如执行委员会帮助系主任制定年度计划和书写报告；评审委员会评定教授年度工作进度得分；网络委员会管理系网站网页；图书委员会协调教授的研究和图书馆的关系等；本科生委员会规定学生应选的课程；研究生委员会决定研究生的招收、奖助学金以及助教申请等。聘任权完全在教授手中，同时晋升也是由同系教授决定。教授们各司其职，没有来自行政方面的掣肘。
与此同时，休斯顿大学的行政工作开始出现官僚化的倾向，个别行政人员自认为高人一等，并未搞好后勤服务工作，甚至连本职工作也推给具体办事教师自己动手解决。另外，对教师的经费管理则更加严格，如果是公务出行需要提前一个月左右报告行程，甚至报销机票时还要求将行程单和登机牌一起出示，少了一个登机牌都不承认此次出差。这些做法引起教授们的集体不满，并一致提出抗议。
休斯顿大学对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考核也存在差异。休斯顿大学的教师考核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科研、教学、服务。科研最主要看的是公开发表的论著，其次是教学任务，每年必须给学生开出一定量的课程，最后是参加校系各种委员会，为其必尽的职责。三项指标中，科研占有绝对分量。譬如，当在教学和服务都正常完成的情况下，如果有书稿出版，则可以得满分5分，发表了文章或拿了国家级研究奖金可以得4分，有正常进行科研、但没有成果发表的则得3分，多年来休大从未有教师得分低于3分，这意味着教学人员都在努力工作。而对一般行政人员的考核则不太明确，针对这一点，甚至有教授质问，假如他们只需要上传下达，为何不让负责办公室卫生的清洁人员做呢？起码态度上应该更加端正一些。教授们似乎有点忍无可忍了。
合理规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
很明显，休斯顿大学教授的管理只限定在学术领域发挥作用，其实质是“教授治学”。大学作为人才培养和真理探究的学术组织，必须牢固树立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教授是大学教育与科研的主力，在教研工作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是学校的主体。校长则应该率领全体行政人员为教授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因此要合理规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彰显学术自由，保障学术思维的空间。如果高校像行政机构一样实行官本位，行政化倾向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制约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大阻力。虽然教授治校也有各种问题，但总体而言，这种模式最为简洁有效，学校管理相对民主公正透明。与此同时，自律、监督是教授治校的保障，不排除有个别教授只争夺眼前的个人利益，罔顾学校的集体大局。
在中国，近年来，高校行政化不断加剧。因此，教授治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被看作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一是在教学科研领域强调专家学者在学校组织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保证教师履行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责，使学生将来能承担起社会责任；二是高校内部行政权力须服从学术权力，建立一支高效的行政服务队伍，维持校园日常运转；三是加强学术组织内部建设，不以行政职务、而以真才实学为唯一标准，民主选举产生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能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决策，真正成为高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同时，教授治校应与校长负责、行政执行、群众监督、学生自治、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等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作者 徐锋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社会科学报》总第1509期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