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作为记录声音的载体、传播声音的媒介，在国民党宣传事业历史中的地位开始快速上升。在20年代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无线电广播事业支持下，唱片作为宣传品的功效得以凸显出来。
利用唱片进行政治宣传
1927年4月10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高亭华行的广告，广告内容本身并无特别新意，但标题却别出心裁、意味深长：唱片界的三民主义。这是中国唱片史上第一则以某政党所持主义作为标题的唱片广告，意义深远，宣告了中国唱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力量介入、影响，并试图控制唱片的时代。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进入了“以党治国”，即“训政”阶段。所谓“训政”的实质即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国民党有控制、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这既是它的政治目标，也是其自诩的历史使命。国民党意识到必须将本党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向全社会广而告之，对全民进行宣传、灌输。唱片作为记录声音的载体、传播声音的媒介，在国民党宣传事业中的地位开始快速上升。在20年代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无线电广播事业支持下，唱片作为宣传品的功效得以凸显出来。
日显重要的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
国民党利用唱片进行宣传的重要举措是斥资录制相关内容的唱片，然后行销于市，或提供给电台播放。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并无公营唱片厂，故只得委托私营唱片企业代制。国民政府执行“提倡国货”的经济政策，因此国民党当局不可能选择具有外资背景的唱片公司代制唱片，惟有委托民族资本企业。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上海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中国晚报》留声部基本承担了国民党当局委托代制唱片的工作。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是会议，途中在上海停留时，应《中国晚报》留声部之约，灌录了唱片。这是唯一存世的孙中山原声唱片，也是中国最早的“党义”唱片，内容是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加大力度为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录制演讲唱片，内容无外乎对施政方针的阐述、解释、鼓动，呼吁公众理解、支持、执行当局的内外政策。如在“提倡国货”运动中，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就积极地为政界、商界人士录制演讲及报告唱片，广收宣传之效，以壮声势。1928年7月7日，国货运动大会在上海开幕。此前一日7月6日上午，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张定�、社会局长潘公展联袂至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灌录“劝用国货”及“劝同胞买国货”等唱片，共计六面。
7月10日下午3时，张定�、潘公展携市政府秘书长周雍能，并邀请内政部秘书长再次前往该公司，进行“提倡国货演讲”的唱片录音，本次共录制八张唱片。每位演讲者正式演讲之前，由公安局乐队先行演奏乐曲。演讲完毕之后，再由市政府秘书俞鸿钧译成英语，预备以后将唱片运往南洋各地，使海外侨胞亦深知国货运动的重要意义。
1928年末，国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本次展览会设立“名人讲演收音部”，由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担任收音事宜。11月26日，工商部长孔祥熙前往公司录音。录音过程包括：孤儿院音乐队先后演奏“开会音乐”、国乐“天下为公”，孔祥熙“恭读总理遗嘱”、“报告开会词”。本次录音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录音法，制成六面三张。大中华公司计划将孔祥熙等政要的演讲唱片制作成系列，另配套发行演讲词宣传册，随同唱片一同赠与各省、各机关以及海外华侨团体，“为中华国货展览会作扩大之宣传、留永久之纪念”。
唱片在阐明外交形势与政府应对方略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例如1928年11月中旬，上海华侨联合会等团体邀请外交部长王正廷讲演外交政策。在王正廷正式演讲之前，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将其请至公司灌录了两张唱片，内容“除报告新中国外交政策之外，并自述在巴黎和会时代打消‘让山东于日本之决议’，及关税会议时代力争‘关税自主’种种经过情形，最后陈述世界外交已达由‘官僚外交’而进于‘国民外交’、由‘秘密外交’而进于‘公开外交’之时代，故吾新中国之外交，应以民众为后盾，足以博最后之胜利云云”。1928年12月，新任驻德国、奥地利大使蒋作宾于赴任前夕，亦前往大中华公司录音。他的演讲稿有文字五千余，共录制唱片四张。
制作、播送含有“党义”内容的唱片，被视为向国民宣传、灌输“党义”的重要手段之一。1929年3月初，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发布九二号训令，指出唱片为社会教育的宣传利器，要求各唱片公司今后在录制唱片时，必须插入“国耻标语、国耻讲演，及改良社会等”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日常娱乐的途径唤起、教育民众，“使一般国民于日常娱乐中，闻声奋起、激发志气”。
1929年3月，于孙中山逝世四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重新选定了《党歌》，并决定尽快录制《党歌》唱片。为此，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科长及奉安委员沈卓吾，携国立音乐大学全体教授及男女学生前往大中华公司录音，共录制了四面两张。国民党“三大”召开在即，中央党部计划将《党歌》唱片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大会代表；此外，还准备向海内外广为发行，使人人知晓《党歌》。1929年4月8日起，南京中央无线广播电台开始远程播放《党歌》唱片。
抗战胜利后的新变化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利用唱片的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较之以往，操纵唱片制作的力度、深度均大为增强。国民党当局着力介入无线电广播领域，大力扶植公营电台，企图利用广播这一现代传媒进行有利于己的导向宣传。由于唱片是广播的重要素材，因此直接控制其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7年3月，主管全国无线广播事业的政府机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一亿元法币的代价受盘接办处于停业状态的大中华唱片电气实业公司，改为公营“大中华唱片厂”。1947年9月，大中华唱片厂正式恢复生产，其录制唱片的方针如下：本厂以属于公营文化企业，以提倡正当娱乐生活、推广音乐教育为宗旨，力谋打击并肃清过去敌伪时代遗留之、以色情作号召之黄色音乐，并配合当时形势，提倡民歌，协助新音乐运动之展开。
大中华唱片厂发行的唱片具有极其鲜明的上海地方特色。以戏曲论，越剧的种类就比京剧多出十八种，40年代后期红极一时的越剧名伶悉数在大中华录制过唱片。又如姚慕双等录制的滑稽戏唱片，亦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大中华唱片厂录制的戏曲共计六种，均是在上海拥有成熟演出市场的剧种，与百代戏曲唱片的录制情况形成了较大差异。
虽然大中华唱片厂是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唯一公营唱片企业，但在其发行的唱片中，除了几首“国歌”、“军歌”之外，真正露骨地为国民党统治歌功颂德的作品并不多。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厂即作为官僚资本企业被军管会接管，结束了它作为国民党公营企业的命运。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509期第8版 2016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