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反映在各种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风云际会，而且还是很多中国现代科教文卫事业的发源地，出版业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自清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最大基地，“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被誉为出版之城。”
去年适逢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周武研究员主编的《二战中的上海》，试图全景式地深入考察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命运，其中一章就讲述了战时上海出版业的艰难时日。
为什么说战前的上海书业是“黄金时代”？上海出版业在战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减少损失？日本怎样通过控制出版业而引导舆论？民国时期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命运如何？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二战中的上海》主编周武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烽火岁月。
战前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澎湃新闻：“八一三”事变之前，上海出版业的总体情况如何？
周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战前是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开埠以后，上海就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出版优势，并取代雕版时代的出版中心，一跃而为新书业的中心。1905年科举停废之后，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到了1920―3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国际化和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出版业在前此累积的优势基础上更迎来它的鼎盛时代。什么叫鼎盛，去当年的文化街看一下就明白了。曾亲历这个时代的老出版人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一书中为我们记录了他的亲眼所见。
更重要的是，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即所谓“商中世大开”，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即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就是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世”即1917年创办的世界书局，“大”即1916年创办的大东书局，“开”就是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这五大书局，特别是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就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据王云五统计，1934年上述三大书局的出版物册数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1%，1935年占62%，1936年更上升至71%。若再加上上海其他书局的出版物册数，全国90%的图书均出自上海。也就是说，全国每10本书中有9本都是上海出的。那时上海有百数十家书局，1931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名录》记载，当年上海有134家出版社，除五大书局外，其中还有一些书局，如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伍联德于1925年创办）、时代图书公司（邵洵美、章克标于1929年创办）、正中书局（1933年）、北新书局（1927年迁入）、生活书店（1925年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于1935年创办）、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于1913年创办）等书局，虽然在规模和实力上无法与五大书局相提并论，但也都各具特色，并深具影响力。
说战前是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创造了一大批品牌出版物，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和《辞源》，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辞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明书局的《活页文选》和《开明青年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良友公司的《良友画报》等等，这些大型丛书、期刊不但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备受推崇。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出版概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当年稍具规模的书局都设有自己的编译所，拥有庞大的编译力量，它们出版物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由编译所的专家自己编译的，不仅仅只负责审稿和技术编辑。例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力量就非常强大，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位专家，而且这些专家都是各个学科的顶尖人物，包括夏曾佑、郑振铎、赵元任、周予同、陶希圣、顾颉刚等一大批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一些著名的知识人虽然没有加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但与编译所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陈独秀，他从北大辞职回到上海之后，就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馆外编辑是受薪的，不是纯粹名誉性质的。再如胡适，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想把他挖过来主持编译所，胡适最终虽未答应，但他始终关注商务印书馆，常常为商务印书馆出谋划策。蔡元培，更把自己视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员，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都会称商务印书馆为“本馆”，商务印书馆的很多策划、想法都与他有关，以至于有学者甚至称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长文中指出，商务印书馆除了拥有一个庞大的馆内编译群体外，还在馆外团结和聚集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支撑性群体。这个群体遍布整个学术文化界和教育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影响的学人几乎都与商务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绝然没有一点关系的是很少见的。正是依靠馆内与馆外两大群体的合作，才缔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商务传奇。
当年上海出版业就有这样一种能量，能够把全国的知识精英吸引过来或聚集起来，并凭借自己的文化组织能力、生产能力和发行能力，把他们的智力成果变成各式各样的出版物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澎湃新闻：除了拥有自己的编译所外，当时的出版社还有哪些方面是与今天不同的？
周武：撇开出版社的外部环境不说，单就出版社的内部构造而言，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年的出版社几乎都是私营的，或者说私营出版业在当年上海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前面我们提到的五大书局，全部是私营的。换句话说，当年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主要就是私营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绝对优势地位，是由发达的私营出版业奠定和确立的。虽然战前上海也存在过一些党营、官办或具有政党背景的出版机构，但在上海的国营、公营或党营出版业从来未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当年稍具规模的出版社基本上是集编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编译已如前述，印刷、发行也都是自办的。就印刷而言，虽然技术是引进的，稍大一些的印刷厂还聘有外国技师，或选派员工赴德国或日本培训，所以当年上海的印刷技术几乎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而在亚洲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若论印刷技术的齐全而言，当年上海更堪称举世无比。除了汇集世界先进印刷技术外，上海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即雕版印刷技术，民国时期整理出版的古籍，不少仍采用雕版技艺。
我研究商务印书馆馆史，对商务的印刷品质、印刷规模、印刷机构了解得稍多一些，所以仍以商务为例。当年商务印刷设备之完善、技术之先进，品种之繁多、组织之健全，全亚洲第一。商务印刷厂的内部设置竟有41个部门，几乎囊括了当年世界上所有的印刷技术，据统计，商务印刷机械设备总数多达1200余台，印刷工人最多时达3600多人，其规模不但在中国首屈一指，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亦属罕见。
印刷之外，发行跟今天也很不相同，当年的书刊发行也是各出版机构自办的，没有全国统一或全市统一的发行渠道。那个时候的上海，几乎稍有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譬如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比较重要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建立了分馆和支馆。到战前已有八十几家分馆和支馆，这些分馆和支馆遍布全国的大中型城市，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也设有分馆。
分支馆之外，商务还设有非常庞大的销售网点，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个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东亚，美国旧金山、纽约，也有它的销售网点。商务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把读物推到各地读者面前，供他们选择、购买、阅读。商务的分支馆，除了推销商务版出版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搜集各地读者的反馈意见，商务总馆再根据这些意见加以改进和完善。
杂志也好，图书也好、报纸也好，总希望自己的读者群落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需推广；而要推广，就需要建立支撑系统。对杂志或书局而言，最主要的支持系统，就是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商务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它长期以来有意识地去构建、健全和拓展这个网络，从而拥有了全国最健全的发行网络。其实，不仅商务，上海的地位也是这样一步步地形成的，上海的优势就是靠这样一个不断延伸的庞大网络撑起来的。没有这个网络，就没有上海。
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在研究上海出版业情况时有过一个结论：战前商务印书馆一家的图书发行总量相当于当年美国全国的图书发行总量。换句话说，商务印书馆一家的出版量就抵得上美国一个国家。白鲁恂是一位很知名的学者，他的结论应该是有根据的。
当然，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繁荣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密切相关。因为上海比较特殊，借助租界的背景和比较成熟的文化市场，上海出版业才确立起在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绝对优势地位，上海也因此而被誉为“出版之城”。
战事影响，出版业遭受巨大冲击
澎湃新闻：随着战事展开，上海的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武：战前上海的繁荣和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创造的。虽然1924年发生过齐卢夺沪之战，1932年发生过“一•二八”事变，后者还曾给上海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即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其中死亡6080人，负伤2000千人，下落不明者10400人。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总厂被毁后，2月1日日本浪人又冲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图庋藏的巨量中外书报悉数化为灰烬。但这些战事为时甚短，影响仅及华界，租界无伤，所以，战事一旦平息，上海很快又生机盎然。即使是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商务印书馆，停业八个月后，即恢复营业，当年他们的口号叫“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到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不但快速恢复到“一•二八”事变前的规模和水平，其图书生产能力甚至还有所超越。
但“八一三”事变后，情况就不同了。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闸北是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开发区，与沪东、沪西、沪南并称上海四大现代都市工业区，被誉为“华界工厂之大本营”。但战争过后，这个曾经繁华堪比租界的“自治模范区”已沦为一片青草离离的的荒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年上海大多数编辑印刷机关均设在华界闸北、宝山、杨树浦一带，来不及迁往内地或转移租界的，多毁于战火，损失惨重。没有毁于战火的工厂、仓库等建筑，以及机械、器具等物品，华界沦陷之后，不是被日军视为敌产予以军管或查封，就是被他们以各种名义强行占用或征用，如曾经是“中国三大工厂之一”的上海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印刷厂即被日本商社华中印会社侵占使用。商务、中华等五大书局被日本上海陆军报道被宪兵队以“有害读物”为名扣押的图书总数多达1918万余册。
更严重的是，战争过后，许多原本比较活跃的书局已不见踪迹。1936年11月底，大光书局曾刊出当时书业公会的57家会员名单。但到了1938年下半年，据《上海市工商行名录》编者“实地调查”，上述57家会员书局中，有29家业已消失。
对上海出版业而言，更致命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随着东北、华北及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由于侵华日军和敌伪势力的封锁和统制，上海先前构建的通达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图书发行网络（包括邮购网络）和全国性的图书市场不复存在，上海即使有造货能力，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无远弗届了；二、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是靠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支撑起来的，战后聚集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离，转往内地。他们的撤离，使上海出版业失去了支撑力量，“停滞”乃成必然。
总之，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以及随后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被彻底终结了。虽然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业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出版业再度陷入绝境。1949年后，伴随国家政权的更迭，北京迅速取代上海成为新中国的出版中心，上海出版业在文化秩序的重组与再造过程中日趋而日益“地方化”。
孤岛出版勉力经营，“共产”读物快速递增
澎湃新闻：在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之前的孤岛时期，出版界为减少战时损失采取过哪些措施？
周武：跟“一•二八”事变有所不同，“八•一三”事变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上海出版业对于战祸多少有所防备，大批书局迁往内地，最后迁到陪都重庆。如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再迁重庆。其他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印刷有限公司、教育书店等书局总部也都先迁武汉或桂林等地，然后再迁到重庆，桂林、武汉、重庆因此而一度成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
留在上海的部分则多转移到“孤岛”，继续开展出版业务。孤岛的出版环境虽然险恶，但相比于内地而言仍有一定的优势，不仅纸张、油墨、印刷机械等供应比较充足，而且上海与香港等地的海上交通尚未切断，一方面上海急需的出版物资可以得到补给，另一方面上海的出版物亦可通过香港转运内地，所以孤岛时期上海出版业仍维持了相当的造货能力。但就总体而言，华界沦陷后，由于日军及敌伪势力对租界的围逼和渗透，上海的出版环境一直处在持续恶化之中，上海原本拥有的出版和发行能力受到极大限缩。
在这种背景下，紧缩成为一种必然，对大书局而言尤其如此。像商务、中华、大东、开明等大书局均把出版重心迁离上海，留在上海的机构，大多停止出版新书，业务范围仅限于销售库存书籍。即使出版新书，也仅印刷一些古籍和纯学术书，而且数量有限。许多已经编好或筹划已久的大部头丛书，如商务的《四部丛刊》四编、《国藏善本丛刊》，良友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等大型出版计划最后均不得不搁置或放弃。
那些仍在出版新书的书局，为了规避日军和敌伪势力的追杀，有的跟“洋旗报”一样，挂外商招牌，如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法商马奇诺出版公司、英商中华大学图书有限公司等，良友公司宣布破产后，赵家璧创办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也以美国人密尔斯为发行人；有的则不得不更换店名，一个被查封就换一个，如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曾使用过“辰光书店”、“鸡鸣书店”、“高山书店”、“彗星书店”、“北极书店”、“富春书店”等不同名称；有的则采用障眼法，一家书店在不同地点挂不同招牌，如生活上海分店就分成三个部分：在福州路378号开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楼编辑出版，挂的则是“时雍申庄”，而分店秘密办公的地方则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8号。还有一些新开的书局，压根儿就没有公开的办公地点。
总的来说，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虽然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维持一定的出版能力，有的书局还比较活跃，千方百计地出版新书，如生活上海分店在孤岛出版的书籍，有据可查的即有156种；世界书局则自1939年起恢复战前大规模出版新书的传统，据朱联保记述，该局1939、1940、1941年出版新书分别为105种、111种、100种。但无论是出版物的品种、规模，还是图书市场，都已远远无法跟战前那种盛况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孤岛出版业越来越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战时上海的出版物主要有哪些种类？抗战读物是否成为重要的出版对象？
周武：如前所述，战时上海的出版发行受战事蔓延的影响，困难重重，而且整个出版环境持续恶化。但上海毕竟是上海，华界沦陷后，孤岛仍在，出版的物资供应和技术基础较内地而言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尽管战时上海的出版发行能力受到极大的限缩，跟战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孤岛文化人和出版家的努力，还是推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出版物，有的影响还极其深远，如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读书生活书店出版的《资本论》全译本等，都曾以各种方式流传到内地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在当时和尔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战时上海的出版物极其庞杂，颇难归类，但大致而言，不外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自然是抗战读物。抗战爆发后，稍有良知的出版商或出版家莫不关注战局，以宣传抗战为己任，读者当然也渴望了解战局的发展演变，因此在抗战初期一下子涌现出大批的抗战读物，如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战时经济丛书》、《战时手册》和《抗战丛刊》，上海杂志公司编印的《大时代丛书》，上海生活书店编印的《救亡文丛》和《黑白丛书战时特刊》，等等。
抗战初期出版的这些读物有两种倾向：一是以通俗小册子为主，二是聚焦某一具体事件，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当时推出的相关新闻记事体小册子、诗歌戏剧等单行本就有十几种。华界沦陷后，尽管孤岛的出版发行随时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警告和日伪势力的追杀，但抗战读物的出版仍很活跃，聚集在孤岛的大大小小的书局、书店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挂洋旗或书刊出版地址造假等，与日伪势力周旋，并通过秘密渠道将抗战读物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或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这类出版活动即使到了孤岛沦陷后也未完全停止，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更隐蔽罢了。正因为如此，孤岛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说法就是，孤岛是敌后抗战的总司令部，日伪势力急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种类型是“共产”读物。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也是早期“共产”宣传读物最重要的生产和传播基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共产”读物受到严厉查禁，公开出版几无可能。抗战爆发后，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和孤岛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不过，抗战初期此类书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从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中分割下来的。但以此为开端，“共产”读物的出版开始呈现出快速递增的态势，并一度成为许多马列著作和抗日书籍的造货中心，通过香港等地或其他秘密渠道输送武汉、广州、桂林、重庆、南昌、西安、昆明、延安，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
第三种类型是古籍与纯学术书。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后，留守上海的办事处“只得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随时警告之下，印刷一些古籍及纯学术的书”。抗战爆发后，商务已放弃了大型古籍影印计划，如《四部丛刊》四编和《国藏善本丛刊》等，但商务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是出版了一些古籍和学术书，如《校史随笔》、《张江陵年谱》、《三鱼堂日记》、《逸周书集训校释》、《扶桑国考》、《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金文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孤本元明杂剧三十二册》、《论道》、《国史大纲》、《新唯识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一批名著，其他书局也都尽己所能推出了一些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为沉寂的战时上海出版业增添了一抹亮色。
除了上述类型外，战时上海的出版物类型还包括教科书、鼓吹“中日亲善”、赞美“大东亚共荣圈”的书籍，以及其他一些低级趣味、醉生梦死的读物。孤岛沦陷后，书市上充斥的就只有后两种类型的出版物了，正所谓“正道愈消，邪道愈长”，这里就不展开了。
全面沦陷后出版业“奄奄一息”
澎湃新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日军在这段时期内对出版业进行了怎样的管控？
周武：孤岛出版业的生存空间尽管已越来越逼仄，但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出版家和著作家冒险犯难，不惜冒着杀头危险以各种隐蔽的形式从事“抗日”和“共产”等读物的出版发行，日伪势力虽然忌恨，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但彼时尚未与英美宣战，要彻底铲除孤岛上此类出版发行活动是办不到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随即展开对租界内“妨害中日亲善之图书文籍”出版发行的查封、取缔行动。凡宣传抗日与共产的报馆、出版社，全都在查封、取缔之列。据曹冰严回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2月19日，日军宪兵会同工部局对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实施图书检查”，并宣布没收重庆教科书和涉嫌反日的书籍，“到各书局检查图书的日宪兵多则二十余人，少则七、八人，多是些所谓‘军曹’之类，文化水平有限，在检查图书时只要看见书内有‘日本’‘苏联’‘国难’等字，不管上下文义如何，就一律没收。”
日方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让三通书局（前身为陈群于1929年创办的华通书局，上海沦陷后，陈群投敌，遂于1939年2月与日本的三省堂书局合组新书局，改称“三通书局”，性质也变成了“中日合办”，系汪伪当局指定的独家发行华中印书局印制的教科书的批发销售单位。）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合组成一家类似“日本出版配给社”那样的出版统制机构――“中国出版配给会社”，隶属于日本兴亚院。虽然这个机构由于商务等五大书局“以拖为拒，筹而不办”，最终胎死腹中，但日本对日占区实施出版统制的意图昭然若揭。
实施出版统制，首要步骤自然是制订出版法规，规定哪些书可以出，哪些书不可以出，违法出书要受到怎样的处罚。对此，汪伪政府推出了一些法规实施出版管控。日伪势力一方面严厉查禁“非法”出版物，取缔“非法”出版物的出版机构；另一方面强化“符合国策之思想”的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日伪官方编撰或审定的政治宣传品，以及吹捧、赞美“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出版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行其道的。
这些出版物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和出版。战前教科书是由民间私营的出版社和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中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上海沦陷之后，战前使用的这些教科书当然不能再使用，新的教科书，即完全符合他们宣传口径的教科书，由汪伪政府新成立的国立编译馆负责编写。国立编译馆本身是不做出版的，只负责编译，所以又在上海组建了一家华中印书局，主要就是给汪伪控制的地区提供教材，与国立编译馆一起专门负责教材的编写、出版。出版之后需要发行，所以授权“中日合办”的三通书局进行统一的批发销售。但由于华中印书局的生产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日占区的教科书需求，因此汪伪政府不得不借助被他们查封的出版社，成立所谓“中国联合出版公司”，把“商中世大开”五大书局一并纳入，取代华中印书局，负责所有沦陷区出版物的生产和销售。
如果说孤岛出版业虽然举步维艰，但还有一些生气，那么在日伪政权实施的出版统制之下，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已奄奄一息，进入全面的“萧条”时期。本来战时状态下，图书市场就已极度萎缩，邮路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路也被切断，而物价却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几百倍、几千倍疯涨，出版的成本大幅提高，出版业实际上已很难苦撑。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日伪势力的出版统制，整个出版业陷入“消沉”甚至“萧条”状态，是非常自然的。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炸是近代出版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那么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运营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周武：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战时的命运，我在书中专门写了一节，题作“商务的命运：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缩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这里就不多谈了，谨简单补充几句。
因为有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商务印书馆在八一三事变还未爆发前夕即做了一些应变的措施。王云五曾应邀参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政策、战略有所了解，也很敏感，因此，他下山后迅速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压缩上海的出版规模，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并将机器、纸张、书籍等尽速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避散到暂时远离战火的各地分馆，其中汉口和香港作为商务的“分栈”而“特别多派”；二是立足于长期抗战，确立了战时体制，将总管理处内迁至长沙，在那里置地设厂，同时大力扩充香港分厂，成立驻港和驻沪两个办事处，具体负责香港和上海的业务。在在同一过程中，为了安置被迫停工的近千名职工，商务领导层一方面动员部分职工去香港商务工作或到长沙等地筹设分厂，另一方面又在上海租界安全地带筹设了三个临时工场，陆续安排重新陷入困境的工人复工。商务董事会仍留在上海，名义上的领导是张元济，事实上的中心还是跟着王云五走的。
在香港沦陷之前，王云五一直都在香港主持商务的运作。香港沦陷之后，原本转移到香港的出版重心不得不转移到长沙，而长沙的分厂还未建成就被毁掉了，所以又转移到重庆，因此在整个抗战后期，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生产都以重庆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重版，将已经在上海出版过的刊物进行大量重版，另外就是根据形势推出一些新的出版创意，包括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些杂志，如《东方杂志》等在大后方都非常有名。王云五也在内地建立了三家小型的印刷厂，说明在战时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当然，更艰难的则是留在上海的董事会和驻沪办事处，它们必需直接面对日伪势力的压力和威胁，张元济在上海采取的措施是不开股东会，以不作为的方式防止日伪势力向商务印书馆渗透。正因为如此，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股东们对在上海与日伪势力反复周旋的董事会热烈鼓掌致敬，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总体而言，商务和其他大书局一样，在战时遭受到近乎灭顶之灾，其出版发行能力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王云五曾把这一段艰难历程叫做“苦斗”和“商务印书馆第二次复兴”，不管怎么说，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没有让这家书局垮掉，在教育界、思想界依旧维持着崇高的声誉，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令人扼腕的是，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书局纷纷“复员”，准备回上海迎接出版业的“复兴建设”，然而，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局并没有在战后出现，接踵而至的却是“兄弟阋于墙”的残酷内战。与殷殷望治的民众和渴望和平建设的实业家相比，出版业的处境更为艰难。不用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对它的致命摧残，就是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以及出版特种税与居高不下的印刷品邮资，就足以使出版业“奄奄一息”了。
本来，经过八年抗战，上海出版业的生产能力、发行能力和组织能力早已今非昔比，再经过四年内战的洗礼和摧残，到1949年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变更和计划出版体制的确立，新政权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上海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上海仅剩下12家“专业化的”出版社，在全国的出版格局中，上海被彻底地“地方化”。从全国性到地方化，固然是新政权刻意改造的结果，但揆其原始，上海出版业这种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变迁，其实从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来源：澎湃新闻网2016年7月7日
